宋教仁的小说梦

宋教仁是著名的反清革命家,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3年他遭暗杀更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多年来，人们的关注都集中于宋教仁的政治主张与革命活动，都未提及他曾有小说创作计划，以及他为此所作的诸种准备。

胡汉民提议，孙中山与宋教仁合译小说

其实何止是宋教仁，就连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也曾有过翻译小说的打算。这两人对小说的关注并非子虚乌有式的传闻，而是有确凿可靠的史料为支撑，它见诸宋教仁当时所写的日记。宋教仁在1906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那天与孙中山、胡汉民与章太炎等人“谈良久”，交谈的内容想必很多，但宋教仁只记载了关于翻译小说的讨论。事情是由胡汉民提出的，他说最近法国新出的一部小说“感觉新奇”，内容是说德国与英国开战，结果是德军大败英军而攻入伦敦。孙中山很想翻译这部小说，但因诸事缠身而“不得暇”。说到这儿，胡汉民便提议由孙中山与宋教仁两人合作翻译，孙中山负责口述，而宋教仁专事笔录并润色。显然，胡汉民与孙中山已经商议过此事，故而胡汉民一建议，章太炎与孙中山就都说这是个好办法。宋教仁却是事先不知情，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不得已，遂诺之”，即很勉强地答应了。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林纾与王寿昌就以这样的合作方式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此书由素隐书屋出版后风行天下，后来林纾一直按这样的合作方式翻译小说，效仿者也大有人在，胡汉民的提议并不是新的创造，其目的是想帮孙中山省下时间，但对宋教仁来说却是凭空多出件事，他勉强答应是情理中事。不过，后来宋教仁在日记中再未提及此事，不知是他设法推托了，还是忙于反清革命的孙中山实在无法分身于小说翻译。

《巴黎茶花女遗事》

孙中山、宋教仁、胡汉民与章太炎都是当时同盟会重要的领导者，这些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竟会关注小说，聚在一起时还认真讨论了翻译小说的计划，这似乎有点奇怪，但置于当时的时势下考察，却又是很正常的事。1902年冬，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创办了《新小说》，创刊号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主张，而梁启超撰写的《新中国未来记》，就是立宪派政治纲领的图解，梁启超甚至说，“《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这份刊物很快风行全国，发行不久即告售罄，鉴于它的影响，清廷军机处还下令查禁。革命派强烈反对立宪派的政治纲领，但对于梁启超的以新小说启迪大众且尤推崇政治小说的主张，却是颇为赞同。宋教仁在1905年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他邀集同志组织杂志发起会，讨论时就有人提出仿《新小说》之例“倡办小说报”，后来因种种考虑，议决办成“提倡爱国主义，鼓吹革命独立”的综合性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该刊出版两期后被日本政府勒令停刊，后改版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革命派重视小说启迪大众的功用，《民报》为此还开辟了专栏，在宋教仁主持时，首先连载的就是陈天华的《狮子吼》。这篇小说揭露了清军入关以来的暴行以及当时清政府的腐朽，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深重的民族危机，宣传以革命光复中华的理想。它第一回与第二回的回目就分别是“数种祸惊心惨目，述阴谋暮鼓晨钟”与“大中华沉沦异种，外风潮激醒睡狮”。这篇小说因陈天华蹈海殉国而未完稿，《民报》上只连载了八回。宋教仁曾萌生续完全书的念头，故而在1906年1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欲为之续竟其功”，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

1905年，从左至右，前排：唐绍仪、胡惟德、刘冠雄、王正廷、蔡元培。后排：宋教仁、施肇基、段祺瑞、王宠惠、魏宸组

对《新党升官发财记》无限感慨

宋教仁爱读小说，日记中时有购买、阅读小说的记载。即使在策划长沙起义失败、逃离湖南的途中，还购买了《施公案》与《七剑十三侠》，并借阅了《水浒传》。到日本后，小说就买得更多了，而且多是在中国出版后运至日本的作品。1906年8月11日写道：“五时，至中国书林购得小说书五六种，以为近日消遣烦恼之具。” 此处未开具书名，但根据后几日阅读的记录，当是《福尔摩斯侦探案》等作品。1907年1月28日的日记又写道：“至中国书林购得《白山黑水录》《满洲地志》《女首领》《泰西历史演义》《侦探案汇刻》《狸奴角》《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各一，六时回。”从1906年8月11日开始，宋教仁因“心中纳闷，观小说以遣之”,当日读的是《维新党升官发财》，在随后的半个多月里，竟接连读了十多种小说。如8月27日，“是日上午右肩稍痛，心甚不适。下午稍愈，乃观小说，为《马丁休脱侦探案》二册及《新蝶梦》一册”；第二日是“竟日无聊，观小说《车中毒针》《黑行星》二册”；第三日则是“是日身心觉稍舒。观小说之《新法螺》《彼得警长》《美人状》《女魔力》共五册”；8月31日又云：“观小说《包探案》，颇解无聊之苦。”虽说是解闷消遣，但宋教仁阅读时也有分析与比较，如将《一捻红》与《福尔摩斯侦探案》《马丁休脱侦探案》相对照，得出了“日本侦探案也，较西洋侦探小说则有逊色矣”的判断；读了描写英国一侯爵家庭间事的《小公子》，他在8月30日的日记里写下了故事梗概，并发出“家庭教育之功，实不小也”的感慨；对于《新蝶梦》中那位意大利伯爵“观破世间一切富贵、功名、乐利、尊荣”则是颇为赞赏，认为是“足令人发深省也”；至于《鲁滨逊漂流记》，观感是“觉其冒险性及忍耐性均可为顽懦者之药石云”。使宋教仁读后发表感想最多的，是那本《维新党升官发财》。此书当是《新党升官发财记》，全书十六回，1905年6月12日至12月6日在上海《大陆》上连载，1906年4月由作新社结集出版，四个月后宋教仁在日本已购买阅读，这样的传播速度在当时已属快捷。这部小说描写袁伯珍“借了‘维新’两字以为升官发财的地步”的经历，在第一回中就指出，社会上“出于血性，实事求是，干那维新事业的人，恐怕一百个当中，寻不出一两个来”。宋教仁读了这部小说后“心中无限感慨”，因为“当今全中国凡能在社会上活动者矣，换言之，即今日之社会当此辈所组成之而撑持之者耳，欲求其改良振顿，真困难矣！亦可悲也”。

宋教仁

研究《石头记》为创作小说作准备

虽然宋教仁的日记中也有“购得和文小说数种而回”的记载，但他所读的小说基本上都是中文版，日记中只提到一本日文作品的阅读。1906年12月10日的日记写道：“下午，读《武侠舰队》，小说也。余拟每日下午读日本小说数页，以熟习日语，今日即始读之期也。”可是那天他只读了数页后又换成中文小说：“观《火里罪人》数十页，亦侦探小说。” 他阅读小说的速度很快，有时是一天二三册，甚至是一天读五册，但1906年下半年，有部小说他却是读得很慢。9月10日，他从好友刘揆一那儿借来《石头记》上册，他俩曾共创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失败后同时逃亡日本。刚借来时的三天，宋教仁读到第十五回，后来有段时间基本上都是每天只读一或二回, 他在借书那天的日记里解释了原因：“余久欲作一小说，写尽中国社会之现在状态及将来之希望。”他仔细研读《石头记》，就是想“比较研究作小说之法”，此前“多购买或借阅各种小说”也都是为了这个目的。9月22日，宋教仁《石头记》读至第二十一回, 此时他又写到收集创作素材的打算:“小说库(余欲作小说, 须备材料)。分为主观、客观二者。”正因为有着“久欲作一小说”的愿望, 所以宋教仁读《石头记》时就特别注意其间布局、穿插与形容刻画之类的写作章法, 刚读了两天, 就发表了“其作小说之法, 亦曲尽人情”的评论, 但对作品“多参入神话”，又感到“为足惜也”。写了对自己将来创作有所启发的评论见于10月4日的日记：“虽皆恋爱之事”，但“其变幻不测处, 亦足为小说家之特长也”。他阅读时关注并揣摩小说的写作技巧外，后来又自以为发掘了作品成功的深层原因，那就是寻找思想理论的支撑。当读到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红楼梦通灵遇双真”时，由于两天前刚研读完服部氏的《心理学讲义》，宋教仁便应用其理论分析：“有宗教迷信之言杂之，但写人情之不可测，有暗合心理学处者而已。”10月4日，宋教仁读到描述贾母诸人去清虚观打醮的第二十九回，他发现“其中有多近于诡辩学者，可以证伦理学之理法焉，又往往有合于言心理学发达之顺序者（儿童心理学）焉”。两天后他读到第三十一回，与人们一般都注意晴雯撕扇子与湘云捡到金麒麟的故事不同，其关注点是“《石头记》中往往有一二哲学上语，但不健全，亦非真见透何者为真理也”，他还以老子、儒墨、巴枯宁与边沁派的哲学思想作比较分析。宋教仁意识到自己的见解与一般读者有很大差距，但又很自信，故而有“噫！看小说亦在于人以主观性善看之而已”的感叹。

总的来说，宋教仁对《石头记》的评价不高。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历来是人们交口称赞之作，可是宋教仁9月29日的日记却云：“观《石头记》至第二十三卷，亦觉无聊，遂就寝。”宝玉挨打是书中的重要关目，该段情节的波澜起伏、众人形象的同时展现，都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能，可是宋教仁10月7日的记载却是“无甚趣味，但见中国家庭教育之野蛮而已”。三个星期后读到探春治家的内容，评语仍是“无甚趣味也”，唯一得到他肯定的，是“可谓有振兴实业思想者矣”。10月22日，宋教仁读到黛玉与宝钗关系转折的“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那一段，他感到无趣，写下了“无甚获我心者”六字评语，第二天读到贾赦欲强娶鸳鸯的情节，写下的仍是“亦无甚获我心者”。其实，这部小说刚读不久，宋教仁在9月19日的日记已给它下了判断：“观《石头记》至第二十一卷，觉除写恋爱嫉妒之情外，无他文字，甚觉其平云云。”10月26日，宋教仁对第五十至五十二回的评论是“中写家庭琐隙之事, 男女关系之情, 皆缜密之至”。10月31日，《石头记》上卷六十回全部读完，他再次重申对这部小说的肯定之处，那就是“惟觉其写极琐屑之事能极缜密而已”，这可以说是他对《石头记》的最后结论。

为何宋教仁对《石头记》的评论会如此奇特？这与他的思想、身份以及阅读的目的有关。他首先是一个志在推翻清政府的民族革命者，阅读《石头记》是为了学习创作方法与技巧，而写小说仍是为了借作品唤醒大众，投身于反清革命。可是关于宝黛爱情的描写是《石头记》的情节主线，作者描写时始终伴随着大量的诗词吟咏。宋教仁心系革命，阅读又有直接的功利性，故而对这类描写没有兴趣，10月16日的日记就写道：“多风雅吟咏之事，余亦无多领会者，盖余亦不甚注意观之也。”可是如果将这类内容全数删去，《石头记》还能剩下些什么呢？也许正是评价不高的缘故，宋教仁虽购买过不少小说，但《石头记》却只是借阅而不购买，何况该书的价格又较高，不像那本《新党升官发财记》，售价仅三角五分而已。《石头记》上卷读完后，宋教仁还想继续读下去，故云“其下卷俟另觅之”，而等借到第六十一至一百二十回的下卷，那已是四个多月后的事了，只不过革命形势的发展，已使他没时间将它读完，日记最后一次提到这部小说是1907年3月16日：“观《石头记》六十四至七十（回）。”此后不久，宋教仁即受委派前往东北，与当地的“马侠”联络，组织反清武装力量，宋教仁在日记的最后一篇里, 又有购买小说《大八义》及《儿女英雄传》的记载, 那时他已潜至辽宁的安东。在东北期间，得知日本正密谋侵吞中国的领土，制造所谓“间岛”问题事件，妄言此为朝鲜的“属地”。宋教仁通过实地考察搜集了第一手资料，后来又在朝鲜汉城图书馆、日本帝国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文献图籍。经过对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地理文献典籍和公私记载缜密考证，写成了《间岛问题》，证明了这地方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设官管辖之地。宋教仁拒绝了日本当局以巨款收购此书的请求，而是以国家、民族为重，将其提供给与日本谈判的清政府，击破了日本制造的谎言与伪证，迫使其放弃侵吞的图谋。同时，清政府的赏金、允诺官职之类也都遭宋教仁拒绝，因为他是为捍卫国家主权，而决不会改变反清革命的立场。

借刊登他人小说，圆自己小说梦

宋教仁再次与小说发生联系，那已是1910年。1909年5月10日，于右任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创办《民呼日报》，揭露贪官污吏罪行，揭露清朝统治的腐朽黑暗，8月14日，该报就被清政府查封。10月3日，于右任又创办《民吁日报》，取“民不敢声，惟有吁也”之意。可是11月19日，由于发表了赞扬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伊藤博文的文章，在日本政府要求下，该报又被清政府查封。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又在前两报的原址望平街一百六十号创办《民立报》，而这次担任主笔的，就是宋教仁。该报的宗旨仍是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抨击清政府的冥顽不仁与倒行逆施，其“民贼小传”专栏持续地揭露官吏的贪劣卖国，而每日有两篇小说的刊载或连载，则是该报重要特色之一。从创刊到清亡，该报共刊载了24篇作品。创刊第二天，该报就开始连载老谈（谈善吾）的《痴人梦》，内容说作者梦中获“人鬼总机关”的判官的允诺，游历了冥界的“万生园”，其间官界、绅界、商界、工界、军界、女界等无所不有，而无一不是腐朽、愚昧、荒诞。作品虽标“滑稽小说”，但这一切都是当时人世间现实的写照，作品提及的路矿问题也是当时导致人心激愤的重大事件。最后作者的梦由一阵爆竹声惊醒，预示着这一切将由革命所结束。四年前，宋教仁曾有“余久欲作一小说，写尽中国社会之现在状态及将来之希望”的宏愿，但始终无暇从事创作，如今他任主笔时，符合其意图的作品络绎不绝地问世，这也算是圆了他的小说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