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止的记忆：长乐路读后感

美国公共电台长期驻上海记者施米茨（Rob Schmitz）出版了一部新书【长乐路】，长乐路离我家仅一步之遥，因此颇感兴趣。1845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人在上海建立租界，大致位于今天的徐汇区和黄浦区，直至1943年汪精卫政权收回主权。曾生活在法租界的居民对此段历史的感情是颇为复杂，因为在那里不仅能看到欧式古典主义、巴洛克和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群，街道两侧还整齐林立着巴黎和伦敦市政特色的法国梧桐树，即使顶着南方盛夏令人焦灼的烈日，行人依然感到阵阵的凉快和爽意；太平天国作乱时，法租界还为南方精英提供躲避长毛杀戮的避风港，无疑法租界居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在全国之首，为此民国政府曾把原法租界称作全国的模范区。几年前上海市政府每家每户递送一份公民文化素养守则，确实令人啼笑皆非，就连我读中学时同学间常把“绅士风度”挂在嘴边。颠倒是非，把法租界彻底妖魔化的是始于1949年的”解放者“进城后，他们实是无义之辈，1921年7月在建业路开会立志”解放“大业时，民国政府欲抓而不得，没有法祖界巡捕房的保护伞，否则哪来中国共产党。

被禁止的记忆： 【长乐路】读后感

让我再回到【长乐路】。与复兴路，康平路和淮海路一样，上海人都知道长乐路，它约建于1902年，汪精卫，张爱玲和钱钟书都与长乐路有缘。施米茨与美籍华人的太太和两个幼儿就居住在长乐路的一条弄堂里，工作之余结识了不少邻居，他们大多是较底层的以各种方式谋生的沿路居民。通过对他们的采访，给读者带来了大陆不分昼夜歌功颂德，莺歌燕舞的主流媒体所刻意回避的那些众生相，让人痛思，震惊，却更让人无奈或“meibanfa”

记者施米茨曾经常在上海电台上作节目，一位听众来电告诉他，在一家古董旧货店喜出望外买到数百封有名有姓，往返万里的陈年鸿雁家书，最早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我在美国也曾淘到此类旧物（包括照片，信件以及二战时发放的食物配给券）。施米茨当即赶去，见那些信件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个鞋盒内。有的信封已遗失，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信纸已发黄，劣质的纸似乎一碰即碎，读起来必须加倍的小心。

施米茨发现有些信里的字里行间还留下泪和血的痕迹，是”解放后“政府对当地居民带来劫难的无言和无奈的哭诉。我对太太说，虽然我在上海都目睹过类似的惨烈苦难，但难以抵挡如此的心灵冲击，常言说，人心毕竟是肉做。更令人难以置信人间尚有刻意制造如此悲剧的“人面兽“。

在朋友的帮助下施米茨仔细反复通读了所有信件。其中大多数是有关一个年轻的资本家王铭（拼音Wang Ming）与妻子和其亲戚之间往返的信件。上海没有”被解放“之前，已集中全国80%的外资以及60%的外贸总额，工业总产值也高达全国的一半。王铭曾在上海郊区经营一家小厂，从事回收废旧硅铁并重新熔铸，再作为变压器的核心材料转卖。因善于经营，他在长乐路上购置了一幢奶白色的三层楼小洋房，娶妻养儿育女。但谁能料想到，一个接一个的铺天盖地，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政治运动将降临到日子过得很温馨的这一小康之家。

上海的资本家雇佣了全国产业工人的半数以上，他们非但没有得到尊重，反而是“解放者“必须消灭的阶级敌人。自1956年起”解放者“以公私合营的名义变相抢劫了资本家一生为之积累的财富，王铭的厂被”合营“，并派往经营类似业务的小厂当经销员，厂名是”茗芸“（拼音Mingyun），工资被定为人民币170元，数目看来不小，但仅是原收入的一个零头。当时他已有6个幼小的孩子。祸不单行，当他第七个孩子还没满月，被”解放当局”抓捕入狱。原来”茗芸“厂的公方经理是”解放者“，纯粹业务门外汉，因缺乏货源，工厂频临破产。在厂长的鼓动下，王铭只得从私人（1956年后私人企业被“解放者”称为非法）获得廉价硅铁原料。

王茗除了被戴上右派帽子还在判决书上指控“非法购买国家计划原料”。据统计复旦大学10个教师中就有一个右派，无数的资本家也被挂上莫须有的罪名。在思南路上的看守所里，王铭还遇见了不少过去的同行和朋友，大家都忧心忡忡自己的归宿。实际上他们的命运已有安排，如同他们的苏俄大哥，在西伯利亚建立的“古拉格群岛”，1958年“解放者”为王铭等成千上万个”阶级敌人“送往青海，美其名曰：劳动改造。这让我想起犹太人的deportation(遣送)和自己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入口处的牌楼上写着“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在送往青海的大遣送队伍里，还有我那位老实巴交的丈人。

丈人曾从绍兴乡下到上海学徒，后来在上海南市区开设一家冯源昌翻砂厂，1956年被公私合营，“解放者“以每季度三元人民币的定息作为补偿。1957年突然被捕，被控贪污罪，我太太当时年幼，竟不敢往判决书看上一眼。父亲的遣送，她和两个弟弟的生计全靠母亲微薄的薪水。

从王铭的家书上知道，他被遣送的劳改农场是闻名色变的青海德令哈农场。1957年年底被捕，次年白露千里迢迢历经数周才抵达德令哈农场，从此再也没有过上24季中的任何一个宜人的节气，除了风暴就是极度的寒冷，那里绝非是人类居住之处。据说这是“解放者”在1949年后建立的第一个惩处人民敌人的强制劳动营（不知当年汪伪政府或入侵日军是否有类似的集中营）。与奥斯威辛不同，德令哈劳改营连围墙都没有，倒不是因为那帮“解放者”的宽容，而是坐落在18000英尺的高原上，北边是寸草不长，连年冰封的祁连山脉，南边则是绝无人烟的柴达木盆地沙漠，任何人想离开，下场只能是由秃鹫为其天葬。上海人有句俗语，想出如此毒主意的人一定是断子绝孙，错了，他们不仅有二代，三代，而且继续飞黄腾达，掌控一切。

当然海德令农场还是有荷枪实弹的卫兵，在劳动的田野上，四角各有数面红旗，谁要是偷懒，一旦逾越红旗标记的范围，立即被抢杀。虽然是强体力劳动，改造者每天仅配有250克的食物，然而到了三年大饥荒（至今：“解放者”还在撒谎三年自然灾害，但据气象资料记载，1959年-1961年的气候是有记载以来中国最风调雨顺的三年。）寥寥250克的干粮已成历史。囚徒们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把大米或青稞的颗粒捡回去食用，人类的进化已失去消化生米的能力，他们只得淘洗自己的粪便继续食用。

施米茨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劳改农场，曾采访过美国劳改基金会的吴宏达以及家居南京，现年79岁的退休教授魏某，他俩均有二十多年青海劳改的经历。三年饥荒期间，全国有3千5百万人活活饿死，约占总人口的5%以上，当然劳改农场的阶级敌人付出的代价则更大，平均每三个就要死一个。我丈人说，幸亏他有一手非凡的手艺，才保住了性命。有人为了活命不惜脱下手表来换取一个馒头，他经常看到一车车的尸体在荒野里挖坑掩埋。我太太记得有一次到隔壁邻居家串门，只见全家老小细轻地呜咽，原来居委会传讯，家父已饿死在劳改农场，尸骨无存，他们还被警告不得声张。魏教授说，他的农场离开德令哈约150公里，为补充因大量饿毙而造成的人力不足，“解放者”1961年又从城里往那里遣送成千上万个“囚犯”。魏教授被判3年的劳动教养，却在那里与世隔绝地改造了几十年，进去时是小伙子，回城时已是白发老人。

家属的苦难更是凄凉。有关王铭的信件半数以上是他妻子与亲属写给他的。当王铭被捕时，老七才刚满月，妻子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工厂打工，早上四点半起床，去菜场买菜，准备午餐和晚餐然后7点半上班。不过除了生活艰难，还屡遭亲友和邻居的白眼和歧视。然而每次去信丈夫，总在最后叮嘱认真学习（政治），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早日得到宽恕回家团聚，否则抱怨的信件将被和谐掉，永远也到达不到亲人的手上。“解放者”逼迫其受害者在抢劫后，还要一股劲地赞美强盗！

三年饥荒后，尽管变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是无米下锅，王太太对一分一厘都必须精打细算，后来连发信的邮票也买不起，家书由王铭的妹妹代写，最割心的是曾寄往农村亲属抚养的大女儿，因三年饥荒不得不送入孤儿院。现存信件到上世纪60年代末为止，王铭是否会活着回到上海与妻儿团聚，他们现在哪里，信又是如何流落到古董店，书中没有提及，我想施米茨自己也不知道。1949年来，如此悲剧几乎发生在家家户户，太司空见惯了，如今的年轻人都热衷于韩剧或无聊庸俗透顶的物质娱乐生活中，谁还愿意去追寻这段历史能。

美国副总统最近访问德国，带着全家参观了达豪集中营，向受难者献了花圈。彭斯对记者说，他于1977年就来到达豪集中营，此次是专门带刚成年的女儿，希望她永远记住70年前发生的人类这场悲剧。

当然我们的“解放者”也有此类的纪念活动，今年更是别出心裁，将要大张旗鼓，隆重地纪念台湾二二八事件。在中国的“被解放者”只能选择性拥有自己的记忆，近70年来“解放者”的罪孽可谓罄竹难书，谁要是提及，他们就用“向前看”的迷魂香让丧失灵魂。我想彭斯带女儿不忘纳粹的反人类罪并非是纠缠过去，而是正真的“向前看”。

国外有网友说，中国有太多的历史事件需要在全国范围内隆重纪念，如历次的政治运动，文革以及六四等，然而“解放者“却偏要误导民众纪念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他们太无耻了。幼稚的网友们啊，你们忘了无耻才是这些”解放者“的生命线。我相信有一天青海德令哈农场将恢复到原样，像奥斯威辛或达豪集中营那样，成为永久的纪念馆；在天安门广场会建立一个巨大的纪念碑以怀念被政治迫害致死，被饿死的千千万万个亡灵，此时此刻起，中国人才会找回民族的良知灵魂，才会真正做到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