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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智囊谈苏联亡国灭党两大根本原因


苏联的亡国亡党历来是各国学人研究的重点,成果很多,各抒己见,中国官方也有自己的一套说辞。2012年苏联亡党、亡国21周年之际,中纪委监察部下属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副研究员董瑛出版《苏共亡党之谜:用人体制之亡》一书,从用人体制、监察体制解读苏联之亡,对于今天的中国很有借鉴意义。以下是文章序言:

1991年1月25日,戈尔巴乔夫签署文档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苏联正是解体。(图源:VCG)

2012年8月27日,是苏共亡党21周年的祭日。

2012年12月25日,是苏联解体21周年的祭日。

70年前,爱好读史的毛泽东留下一句名言:读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

12年前,普京在竞选总统期间,引用过一句在俄国家喻户晓的名言:“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二十多年来,有关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研究成果很多,见仁见智。但几乎没有人从“权力过分集中”的“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这一“总病根”中去探赜索隐,也鲜有人从“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这一“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用人体制中去追根溯源。

曾经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共,在执政74年之后,竟然被时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一个仓皇做出的建议就解散了;曾宣称要埋葬帝国主义并与美国分治世界近半个世纪的超级大国苏联,居然被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一个临时动议的电视讲话就解体了!

一千多年前,欧阳修在其政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中写道:“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这几句话也像是在描述苏共执政74年所走过的历程。

“方其盛也”——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仅仅拥有三十多万党员的俄共,就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45年,拥有五百多万党员的苏共,能够举全国之力,打败“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的“第三帝国”——德国法西斯!

“及其衰也”——然而,历史到了1991年,拥有近1900万共产党员、2600万共青团员、上亿工会会员的苏联,叶利钦一个宣布苏共非法的命令,戈尔巴乔夫一个宣布苏共自行解散的建议,苏共顷刻之间便“身死国灭”;罗马尼亚一次骚乱、一场集会,掌控党、政、军最高权力长达24年之久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却在党中央广场被数十万人围之,继“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欧阳修曾感叹:“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在他看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冷静分析21年前的景象,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被乱枪打死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倒可以说是“逸豫可以亡身”;可是秉烛待旦、励精图治的戈尔巴乔夫,则并未能实现“忧劳可以兴国”。原因何在?

其实,32年前,长于制度分析、战略思考的邓小平为此做出了深刻的历史注解:“权力过分集中”、“个人过分集权”的“总病根”,既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而这“两个有关”,造成了苏共权力结构的严重弊端、苏联政权的严重不合理。由此,不仅导致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也导致了毛泽东晚年发生严重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不幸”同上书,第333页。。因此,集中体现权力结构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世界各社会主义执政党的经验教训,不仅关系到能否长期执政,而且“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可见,以“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为内核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既是苏联模式的两大内核标志,也正是苏联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两大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原因。

根本性原因之一:始终坚持“权力过分集中”的“议行监合一”

权力结构,是苏联模式先天不足之硬伤

权力过分集中,监督不了;权力不分解,监督不了;权力不制衡,监督不了;权力监督制衡不试验,到头来还是监督不了。监督不了的权力,必然是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必然绝对趋向腐败;腐败的权力,必然为人民所唾弃……

141年前,无产阶级第一次执掌局部政权的巴黎公社,在战时状态下,在缺乏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仓促创建了“议行合一”权力结构,把决策权与执行权集中到公社委员手中,实行决策机关与执行机关合一。马克思对这一构建和运行仅72天的权力结构给予了激情式的总结:“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俄共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再造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初创了苏俄“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同样集决策权与执行权于俄共,“在另一个环境和另一个条件下继续着公社的事业”。但是,执政的短暂实践中,列宁深感“议行合一”这种集决策权与执行权于一身的巴黎公社类型权力结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与治国执政环境和使命、与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不相适应性,存在着导致苏维埃政权“政治期票”到期的危险。于是,他适时地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换到新经济政策,与之相对应,倡导党内权力结构改革,推进权力的分解和异体监督权的配置,特别是于生命弥留之际顶层设计了社会主义执政党第一张“议行监分开”的等腰三角形权力结构,即决策权产生和统驭两个相平行的权力——执行权与监督权。而继任者斯大林及其后的一代又一代苏共党人,终止和抛弃了列宁对苏联权力结构的顶层设计和根本改革。不但将决策权与执行权“过分集中于党委”、“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其主要领导的一人之手(即“一把手”),而且将异体监督权矮化为同体监督权,把监督权纳入党内执行机关主要是“一把手”的领导之下。将列宁初创但已否定的“议行合一”权力结构演化为“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形成苏联党和国家长期固守的领导制度模式和以牺牲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利用其社会主义阵营盟主的身份,向世界强行推广这一苏联模式。

历史表明,“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有四大内生性硬伤:

其一,“权力过分集中”,结构成为“总病根”。作为早期机器生产力时代的产物,与粗放的社会分工状况相适应,“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只有简单的工作分工,没有机构的权力分工,高度集中一切权力,强力集成一切资源,势必造成邓小平所指出的,“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参见同上。一是在横向上,党与国家权力、党政军权力、党与司法机关权力、党与社会组织和群众团体权力都过分集中于“一元化”领导的党委那里,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二是在纵向上,基层、下级的权力往往过分集中于上级和中央领导机关,越是远离基层和第一线的上级和中央,却越管了很多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三是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各级各类“一把手”尤其是总书记拥有不受任何监督制衡的无限的权力。于是,组织,成了主要领导个人的组织;个人,下属成了主要领导的家丁。于是,产生一种自由落体加速度的惯性现象——执政时间越长,领导职位越高,权力过分集中的程度越严重,权力垄断腐败的程度越严重。于是,过分集中的权力,成为政党兴衰、政权更替的“总病根”。

斯大林执政后期,通过虚化决策机关(党代会)、矮化监督机关(监察委员会)、扩张并控制执行机关(政治局、书记处),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整个政治局变成了斯大林的政治局,形成了清一色的斯大林党中央,打造了社会主义第一张“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未能走出列宁晚年对其“拥有无限的权力”的考量与担忧。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无不是这样。这种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成为苏共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的“总病根”,成为苏联亡党亡国的“总病根”。

其二,权力加速集中于个人,“一把手”成为总症结。“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按照自身惯性和内在逻辑,呈现权力加速集中和极化的趋势,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而“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同上。,产生形形色色的“拥有无限的权力”的“一把手”,进而产生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和独立王国。不仅各级各类主职领导人成为理所当然的“一把手”,而且领导班子副职成员在其所分管的领域内同样成为“拥有无限的权力”的“一把手”。执政时间越长,权力加速集中于“一把手”个人的程度就越高。如此,从中央到地方,权力完全集中于个人,“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形成了“一把手”、“一支笔”、“一言堂”、“一家长”、“一面倒”的绝对权力,形成了以“一把手”为内核的管理层控制,形成了“一人说了算”、拥有“最后决定权”的“一人治”体制。

斯大林之后的一代又一代苏共党人,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抑或戈尔巴乔夫,越到执政后期,权力越加速集中,甚至到了固化和极化的程度,且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人没亡政就息了外,都是职务终身制。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因本人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而未能职务终身,但他们一方面打着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改革斯大林极权体制,一方面同样搞“议行监合一”、搞党政军合一、搞等级授职制,加速权力集中,搞凌驾于所有机构和人之上的超级“一把手”体制。复制苏联模式的东欧国家亦如此。东德—昂纳克垄断权力18年,捷克斯洛伐克—胡萨克垄断权力20年,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垄断权力24年,匈牙利—卡达尔垄断权力32年,保加利亚—日夫科夫垄断权力35年,阿尔巴尼亚—霍查垄断权力42年,形成一个个“家天下”的王朝!苏联东欧模式证明,权力结构不改革,权力加速集中于个人的“一把手”体制将无法避免。

其三,权力无法制衡,监督成为总困境。“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不仅不搞权力分工,而且不搞监督制衡,尤其缺乏异体监督制衡力。因而,权力的不断扩张,与权利的日益萎缩形成巨大反差!失去监督制衡的权力,犹如冲破笼栏之虎,打破了权力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平衡,权力的运行不能循环闭合,监督的断裂短路成为总困境。

自斯大林时代起,苏共不断虚化立法决策机关(苏维埃、党代会)的最高监督权,不断异化监察机关的专门监督权,不断矮化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权,不断弱化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不断剥夺广大民众的民主监督权,从而过分集中且加速集中的权力,成为不受监督的“无限的权力”,成为不受制衡的绝对的权力。苏共权力长期在一种畸形轨道中运行。

在大一统、一人治的“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中,虽然也配置了相应的监督机构,拥有监督制约的一定权力,但那不过是一种同体监督权,是隶属于执行机关执行权的派生权,是最终受制于“一把手”的附属权,甚至是权力革命权利、少数控制多数、同党排除异己、“武大郎淘汰孙膑”、专制剥夺民主的工具。这种依附于各级党委主要是“一把手”的同体监督权,常常难以及时、到位、有效并有力地发挥作用,无法改变“拥有无限的权力”的各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不受监督制衡的困境。因为,再锋利的刀刃,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三个监督”,即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成为其始终难以摆脱的宿命;“三个基本”,即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难以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成为其始终难以破解的体制之弊;“三个尴尬”,即尴尬的地位、尴尬的岗位、尴尬的作为,成为其始终难以克服的两难窘境!尽管采用苏联模式的各国,监督机构、监督人员、监督经费居高不下,但监督工作常常最为尴尬,监督效果往往最差,监督困境也最难突破。

其四,权力绝对垄断,腐败成为总趋势。权威的高度与权力管辖的面积成正比,权力垄断的程度与权力腐败的速度成正比。“过分集中”且不受监督制衡的权力,必然成为绝对的垄断权力;绝对的垄断权力,必然绝对地腐败和溃败。

“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党和国家权力高度重合,党政军权力高度重合,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高度重合,自下而上形成直线形、单边形的单一承重结构。一个个掌权者特别是“一把手”成为权力的垄断者,总书记(第一书记、党的主席、总统)成为全党、全国权力的总垄断者。他们不仅直接掌握决策权,而且直接行使执行权,还直接控制监督权。这种承重结构虽暂时稳定但却更加脆弱。没有分散、多点、循环、闭合的地基系统支撑的大厦存在着先天性的倒塌危险。失去监督制衡的垄断权力,既是腐败的温床,又是腐败的戏场,最终以溃败收场。

几十年来,在“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的强控制下,苏共特别是“一把手”拥有无限的权力,既没有异体监督机构能及时有效监督,又没有足够的民主权利能到位有效制衡,权力成为掌权者的乐趣,垄断权力成为掌权者的追求,进而走向蜕变腐败,导致苏共最后的溃败。斯大林据此搞专制利己主义,不仅构建了“一把手”一人治体制,而且打造了捍卫其体制模式的“圣剑骑士团”和官僚腐败阶层。斯大林之后的苏共党人,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权力加速垄断,精神加速懈怠、能力加速下降、党群加速疏离、政治加速腐败,延续、固化和极化了斯大林权力结构模式。苏共的“三垄断”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共形象急剧损伤,领导权威急剧下降,党内高层急剧分化,党群关系急剧疏离,“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已没有改革的时间和空间了,再也无法支撑苏联大厦了。

由此,从“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看,苏共的腐败与解散是必然的,苏联的溃败与解体是必然的。

根本性原因之二:始终坚守层层任命、层层矮化的等级

授职制用人体制,是苏联模式后天难改之软伤。

权力不来源于民众的权利,权力的代表性与合法性无从谈起;权利不制衡权力,权力的服从性与服务性无从谈起;权力不回归民众的权利,权力的人民性与公器性无从谈起。

141年前,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经验中总结了一条含金量极高的根本性论断:“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用人体制既是权力结构的重要部件,又是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重要标识。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苏共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形而上学地对待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关于巴黎公社的经验、原则和论断,在权力结构上,将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嫁接和固化为“议行监合一”;在用人体制上,抛弃了巴黎公社的内核原则——普选制和随时撤换罢免制,始终“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总是指令取代指导,以计划手段取代民主手段,以“经济人理性”原则取代群众公认原则,形成层层任命、层层矮化、代代任命、代代弱化的“武大郎”式用人体制。因此,苏共在又一个根本点——组织制度上违背巴黎公社精神长达七十多年,权力与权利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化的授受、回归和制衡关系,在用人生产线上不断复制旧体制旧模式旧权力结构的守夜人和掘墓人。“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

实践证明,等级授职制对接现代社会存在四大障碍:

一是技术障碍:封建社会的选人之钥,难以开启现代社会的用人之锁。等级授职制源于中世纪封建君主制时代,是手工生产力的产物。作为“封建主给藩属授予封地或授予神职的办法”,其主要特点“是等级低的人完全听任等级高的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的摆布”。在等级授职制的封建社会,血缘关系成为维系社会的主要纽带,也是统治者遴选更替的主要依凭,君王凭血缘关系继承大位,将非血缘关系之人排斥在外,形成一代又一代的家天下。

到了机器生产力时代,当时代表生产力先进水平的资产阶级率先打破了封建阶级的等级授职制,推行资本主导的普选制;但是,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导的三权分立和普选制是“清谈馆”的秘密,因而倡导权利主导的普选制,强调“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普选制是衡量工人阶级成熟的标尺”。特别是智能生产力时代,民主化、公开化、权利化、竞争化成为发展的潮流,也是选人用人的主要原则和方法。凭血缘关系继承大位的君主制已不再存在,继续沿用等级授职制既难以选拔出智能生产力所需要的干部人才,又难以造就出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优秀的干部人才,更难以保证权利时代无“百年之柄”的主要领导人能完全凭公心为江山社稷挑选比自己能力强的干部人才。因此,等级授职制成为现代社会的直接对立物,成为普选制的直接对立物,也是廉洁政治和廉价政府的直接对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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