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庐山痛批彭德怀：骄傲犯上

周恩来庐山会议在批彭德怀的场合中很少讲话，只是在插话中，批评彭德怀骄傲、犯上，不同意彭讲的驯服就是没有骨头的观点。

1955年6月12日,周恩来与彭德怀在中南海（图源：周恩来大辞典）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反“左”，讨论和纠正“大跃进”以来积累的诸多问题。但由于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使得会议陡然改变了方向。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既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反右，又要遵循客观规律务实；既要纠正“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又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威望，这就构成了一些不可回避的两难处境。周恩来顶着巨大压力，既小心谨慎，又敢于负责，将国民经济尽可能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乱云飞渡的庐山，见证了这艰苦卓绝的一幕。

周恩来怀着高兴的心情上了庐山，在会上，他抓住机会全力纠偏务实

1958年的“大跃进”尽管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但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很快受到惩罚，带来的种种问题开始暴露。

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显得忧心忡忡，而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有了觉察和纠正。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和周恩来、李富春都持有一致的意见，认为“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毛泽东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毛泽东实际上讲他自己也是碰了钉子才转弯的。为了促进这种共同的“转弯”，进一步廓清“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毛泽东提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核心人物统统召集到他一直想去的江西庐山。

庐山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从汉口到九江的轮船上，确定了庐山会议将要讨论的包括读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等19个问题。此前他在长沙与还在北京的周恩来通了电话，两人都感到现在人们的头脑发热，应该先冷静下来读点书。毛泽东在电话中说，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就会议讨论的问题告诉周恩来，在周的建议下又增加了一个“国际问题”。这19个问题都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目的出发提出来的。

6月28日，周恩来到达武昌，随后乘客轮至九江。7月1日上了庐山。

对庐山会议，周恩来是抱着很大希望和兴奋的心情参加的。此前，在大跃进当中，因他提出反冒进，受到毛泽东多次公开严厉的批评，以至周恩来不得不向中央提出自己是否适合继续担任总理的问题。可以说，从大跃进开始，周恩来内心是在异常苦闷和矛盾中度过的。在他想辞去总理一年后，事情出现转机，毛泽东主动提出要在庐山“降温”和反“左”，怎不令人高兴呢！

他后来谈到参加庐山会议的心情时，是这样说的：“那时候，是本着一年来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一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在逐步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

当时周恩来的心情的确不错，对庐山会议抱有很大的信心，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说：“上山前，总理约我们在庐山开完会去他家做客……可是会议结束后，这个提议当然不可能了。”

巍峨的庐山紫云缭绕，神秘莫测。

毛泽东7月1日从南麓登上庐山，便抒发了他的豪迈诗情：“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此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就下榻在蒋介石和宋美龄曾经住过的“美庐”别墅，他一进来便风趣地说了一声“蒋委员长，我来了！”看起来他的心情不错，对前来看望的江渭清、聂荣臻、曾希圣等人说：“好吧，进屋来谈吧！你们把形势和问题，都一块儿说说，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上，主要是反‘左’的问题，不要怕右。”

7月2日，会议第一天，毛泽东便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左”，反瞎指挥，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

会议按毛泽东定下的基调，从7月3日开始，分6个大区分组讨论。主要是围绕形势和任务，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的还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气氛很好。白天学习讨论，晚上听戏、跳舞或看电影。正如薄一波说的“会议开得轻松愉快，人们称之为‘神仙会’”。

作为总理，周恩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把侧重点放在了纠“左”务实上。但是在一些“度”的问题上，又很难把握，所以他感到左右为难。怎么办呢？

他首先巧妙地“借鸡下蛋”。会议第二天，他受留守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之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国家经委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分送与会各同志参考。这份报告强调：“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失调现象也是严重的，低估这方面也是危险的。”为此报告提出了一系列调整、巩固的措施。

同一天，周恩来还建议毛泽东，将6月5日浙江省一生产队长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印发给了政治局到会人员。信中反映的是农村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不因地制宜、不讲真话、搞浮夸、瞎指挥等恶劣作风，呼吁“中央该管一管了，大跃进该刹一刹了”。这封信为庐山反“左”开了个好头。

其次，他不在理论上评论“大跃进”的是非，而是用事实和数字说话。所以他的方法既策略又谨慎。7月6日，他在听取了华东、西南、华南、中南、华北等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林铁等人的汇报后说：“主要是计划指标偏高，基建规模偏大，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今年下半年的任务是在指标落实后好好安排，争取完成计划。”7月16日他出席各协作区主任会议时说：“在跃进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平衡，不会右倾，不是机会主义。跃进速度不可能每年都一样高，但五年平均起来是很高的。钢的生产，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平均增长31%，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平均增长35%，问题是一个一个发现的。”

他说：“因为摸问题，就发现了一些问题。”一个突出问题是1959年上半年出现了财政赤字，这是他在毛泽东处谈话时才了解到，是李先念汇报的。于是他连续3天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仔细算账，研究情况和措施。刘少奇说：“略有赤字，一年不要紧，如果今年继续有赤字，而且数目还大，那就不应该了。”周恩来说：“我们现在看出这个问题，就应该抓住解决，如果现在还不解决，那就是我们的责任了。”

周恩来随后提出算账、收权、归口等5条解决办法，责成李先念、习仲勋等人具体负责落实。他举一反三，从财政部门反映出来的问题联想到其他经济部门存在的问题，还讨论了工业、基建等问题，他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综合平衡的工作做得不好，存在的问题比我们想得还更多。今天说一点个人意见，就是没有安排好，一千八（万吨钢）也好，一千六百五（万吨钢）也好，总得有个安排。这个安排就是主席说的综合平衡。旧的平衡打破了，在大跃进的基础上，新的平衡需要逐步建立，一放松就会出失调的现象。”针对清理基建项目，周恩来说：“采取断然措施，坚决砍掉，不要怕得罪人。”

会议按照预先的安排，除了统一思想，还采取切实的措施，纠正“大跃进”以来积累起来的许多实际问题。谭震林当时评价这几天的会议说：“把经济关键问题都清清楚楚摆出来了，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这几天算账很重要，很有好处。总理把这个问题再讲一遍，很有必要。”

在这阶段的会议中，整个来说，反“左”纠偏的呼声比较强烈。但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如有的人就提出：不能认为“大跃进”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那种认为指标越低越能落实的说法，实际上是以“落实”掩盖保守思想。甚至还有人直接指责周恩来，说落实指标就是泄气，是散布悲观情绪。

所以实际上庐山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面临着许多矛盾难题。显然，“大跃进”以来膨胀的指标不降低是不行的，不降低就根本无法实现；但降低也不那么容易，你一说调整便有人放冷箭。这就迫使周恩来不得不在务实的同时还要小心地加以解释和说明，他在7月21日开会时针对“泄气”说：“我看不是。落实指标就是要把到底跃进多少回答一下。我只是把问题摆出来，并不是散布悲观情绪。我这个人这一点还有一点干劲吧？总是想搞好吧？我尽管犯过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你总是要搞好。现在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7月23日，他又在会议上强调摆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他说：“我希望把落实跟泄气两件事区别一下，不要说数字稍微降低一点就是泄气……只靠干劲，只能冲出一点来，干劲必须落实。”

周恩来硬是顶着“保守思想”的无端指责，一边检讨，一边埋头做他想做的事情。只要能把指标落到实处就行，至于说自己什么无关紧要。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不直接回击那些对于个人的指责，不正面评价“大跃进”的得失，不过多纠缠思想和理论的是非，不刺激一些敏感的话题；而是用来自基层和部门反映上来的事实，来说明“大跃进”带来的虚夸指标、财政赤字、比例失调等严重后果，然后采取果断措施调整和补救。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和实干家的处事原则和艺术。

事实证明，周恩来当时采取的态度和做法是明智的。而彭德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就显得激烈。他7天时间里在西北组发言7次，许多话据说连负责记录的秘书们都“手指发抖”。他说：“要找经济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注：毛泽东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2年内超过英国）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邓小平后来评论说：“彭老总的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胡乔木也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用那样一种态度提意见，确有不妥之处。当面心平气和地讲，不用赌气，情况也许不同一些。”

毛泽东对这些发言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7月10日，毛泽东召集各组组长开会，针对前一阶段会议的情况，只是指出需要统一思想，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统一思想。”他认为，“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要向他们说明，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毛泽东将形势概括为：“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

周恩来开始是同意和支持彭德怀那封信的，针对别人的议论，他说“没有什么了不起”

以后的会议开得很顺利，既肯定了成绩，又找出许多因“大跃进”引起的问题，还采取了调整措施。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神仙会”却因一封信陡然间改变了进程。

按照毛泽东7月10日在组长碰头会上的安排，庐山会议准备在7月15日结束。14日这天，会议已经印发了胡乔木等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草稿）》，共12个问题，待最后通过。但是，就在这一天的傍晚，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一封信。

原来，彭德怀听说会议很快就要结束，他认为不少同志尚未冷静地研究“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因此深为“左”的错误不能得到进一步纠正而感到忧虑。他曾就对参谋王承光说：“大跃进以来那么多严重问题，硬是没有多少人讲。”他想找毛泽东当面谈又怕讲不好引起误会，于是想到写信，“主要是将我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提要式地写给主席。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他说：“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存在的那些问题……”（《彭德怀自述》）

这封长信阐述了他对“大跃进”的看法，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又指出存在的严重问题，建议中央采取措施。表示只要团结起来加以克服，他对“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信中涉及的问题以及“比例失调”、“浮夸风”等原因分析，实际上代表们都讨论过了，毛泽东做的调查研究和掌握的情况并不比彭德怀少。然而信中说大炼钢铁是“有失有得”，搞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左倾错误”等评语，毛泽东无法接受。联系彭德怀在小组会上说过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相信浮夸，只喜欢好听的”、“滥用威信”等一系列发言，使得毛泽东很生气。7月16日凌晨，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天上午，他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召来说：“收到彭德怀同志14日的一封信，我已经给这封信加上标题，并指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我建议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据王任重回忆，他同毛主席一起去游泳，对主席说，他把彭的信看了，看来彭有一些不同意见。毛主席讲，都是政治局委员，给党中央的主席写信，那是正常现象嘛。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

另据胡乔木等人回忆，其实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全部想法。他试图给大跃进“降温”，并已经着手进行局部纠正，但他不愿意让人们给形势泼冷水。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是存在的，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是把总路线引到错误的方向去。他反复斟酌后确定，彭德怀这封信就是要求改到相反的方向去，即从“左”改到右。那当然就是“右倾”了。

印发彭德怀信的那几天，各小组讨论时就有人对信提出反对意见；但相当一部分人赞同，包括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都在讨论组发言，说：“彭老总给主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

没有人告诉周恩来毛泽东真正的态度。他还认为彭德怀的信中使用的材料和观点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他没有料到这件事会引起那样大的一场政治风波。据李锐回忆：“七月十九日或二十日，晚上跳舞时，我坐在周恩来的旁边，我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是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周恩来的秘书李岩证实，周在另外的场合也讲过“彭总的信确实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的话。

7月2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各部长汇报会，还谈到“大跃进”的问题，他说：“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出现了相当紧张的情况，我想也是由于我们主观上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综合平衡未做好，现在必须要落实指标。落实指标不是泄气，就是到底能跃进多大，这个问题要回答，并不是对跃进怀疑。”

彭德怀是7月17日上午收到中央办公厅送来的那封信的印发本的。当他看到“意见书”这几个字的标题时不免一惊，明明是写给毛主席“亲启”作参考的信件，怎么成了“意见书”还要铅印？他想不通。他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要求收回这封信，但覆水难收，信已同时发到各讨论组。这封信在送给毛泽东前，他想到最好还是先找他谈一谈，曾两次走到“美庐”，却因毛主席已经休息而回来。

庐山表面依然平静。但彭德怀却感到某些不安。

直到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为信定性时，周恩来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那天下午，他在同国务院副总理座谈时，谈到那封信，对彭德怀说：“主席说了，基本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有指名。要注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还没有反冒进的那个情况，有那么一个趋势。你停止了，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周恩来同意那封信的看法，其实就他掌握和体会的浮夸事实，要比彭总反映的严重得多。但“大跃进”毕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他还不能对彭德怀说得那么明确。这也是他“两难”心理的反映。

周恩来虽然知道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这封信有意见，还让政治局常委思考“这封信的性质”，但不至于发生什么大的麻烦。这是他的良好愿望。

而事实上，毛泽东已开始转向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关注。

周恩来对彭德怀的信持肯定态度，但在会上又不得不违心地对他提出批评。

庐山的平静终于在这一天被打破。彭德怀的信成了这场风暴的导火索。

1959年7月23日，8点20分，毛泽东来到庐山交际处直属招待所参加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主席台就座后看到了会场内坐在最后一排的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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