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为何频发学潮：当权者多有忌惮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有很多，如傅斯年、罗家伦、匡互生、梅思平、许德衍等，但实际总指挥为段锡朋。五四运动期间，段锡朋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和"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五四"当天是天安门大会的主席，实际上总指挥了五四运动，当时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并称"段总理"。

五四运动后，在上海棉业大王穆藕初先生资助，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推荐下，段锡朋和罗家伦等五人赴美留学。回国后，段锡朋先后任武昌大学历史教授、广东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起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

1919年五四运动，北京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前示威游行

1932年，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因为学校学潮频发而主动辞职。当年6月，行政院决议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代理校长。当局之所以任命段锡朋为校长，本以为他学生领袖出身会得到学生拥护。谁知，"此一时彼一时"，中央大学学生根本不领情，断定原担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段锡朋乃政客，不合要求，强烈反对。

6月29日，段锡朋电话通知中央大学教务长查谦，请其作好准备，自己将赴中大接任校长一职。八点半时，段锡朋乘小车来到中大，赴校长室与查谦会商。当时，中大学生正在体育馆召集大会，闻段锡朋至校，便蜂拥而至将他所乘汽车捣毁，又拥至楼上校长室，将段锡朋掳至楼下。段锡朋说有什么问题可至大礼堂讨论，学生根本不听，将其摔倒围殴，拳脚相加。可怜的段锡朋身上所穿长衫被撕成碎片，前后被打时间长达十分钟之久。最后，段锡朋从西门逃走，径入鼓楼医院治疗，还被警告不得再入中大。

三十年代的中央大学学潮

曾率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五四领袖段锡朋竟然被学生群殴，历史的这份吊诡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学潮汹涌。中央大学是当时首都乃至全国最高学府，上世纪30、40年代已取代北大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心和领导者。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就在中央大学成立，领导着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因此，中央大学频发的学潮颇能代表民国中后期的学潮。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出后，全国上下无不震惊，无不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中央大学等南京学校开始罢课，宣传抗日。1931年9月24日，南京成立"首都各界抗日救国会"，中大经济系教授叶元龙担任主席。9月27日，中大也成立抗日救国会，向政府提出八点请求：一、请政府即刻促成和平统一；二、请政府对日下最后通碟，积极备战；三、请政府撤办王正廷；四、政府明令恢复民众运动；五、请政府切实行全国军事训练；六、请政府速委任外交官充任各国缺额公使，以利外交；七、请政府责成边疆长官切实负守土之责；八、请政府励行国民外交。同时，致电重兵在握的陆海空副总司令张学良，请其"统帅三军，戮彼倭寇"。

第二天，中大学生冒雨示威游行。经过外交部时，由于大家对外交不满，数十名学生涌进外交部，向外交部长王正廷提出质问。王正廷没把学生看在眼里，态度傲慢，出言不逊。中大学生按捺不住，提拳就打，将愤怒发泄在这位"替罪羊"身上。"幸亏"王正廷的秘书比较机灵，随手拿起一瓶红墨水，泼洒在王正廷脸上。混乱之中，同学们看见对方已"头破血流"，拳头不由一松，王正廷这才乘隙跳窗逃跑。此时，围在外交部门口的其他学生已把外交部的牌子砸了个稀烂。

学生还不罢休，中大集合其他学校包括上海来宁的学生共三千余人，继续赴国民政府请愿。审计院院长于右任代表蒋介石出来接见，被学生轰了下去。蒋介石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面安抚道："抗日是政府的事，同学们应回去安心读书，学生应该相信政府一定会出兵抗日。"学生们乘胜追问："什么时候出兵？"蒋介石回答道："三月之内如不出兵，砍蒋某之头，以谢国人。"学生们还不领情，又高呼："口说无凭，写下笔据。"蒋介石既尴尬又恼羞，以到门卫室借笔为由溜之大吉。

1931年12月，借住在中大体育馆的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300余人在南京举行示威游行，一路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到卖国政府"、"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等口号。当示威队伍经过成贤街浮桥时，突遭军警围攻，被捕185人，33人受重伤，其余同学折回中大。

中大同学听闻北大学生被捕后，立即鸣钟，召开大会并决议三项：一、援助北大；二、反对政府压迫民众运动；三、总罢课。会后有学生前往校长室领取校旗，适遇校秘书长郭心崧，未语几句又展拳脚，郭心崧头部受伤，当即被送往医院。而学生一路游行，最终到达卫戍司令部，派出代表进去谈判，要求立即释放在孝陵卫之北大示威团学生。半个多小时后，不见动静，大家以为代表被扣押，又兵分几路，一路回学校动员同学前来支援，一路赴金大和各中学请求外援。于是，一批接一批的支援队伍陆续赶到，许多市民也加入学生队伍。经过交涉，当局同意次日释放被捕学生。示威队伍方才解散，第二天被释放的北大同学回到了中大体育馆住处。

中央大学校门

第二天，南京各校抗日救国会派代表到中央大学体育馆慰问北大学生。上海、杭州，徐州、济南、广州各地学校学生也都纷纷致电，声援北大被捕学生。几天后，北大示威团八十余人、武汉大学赴京请愿团二百五十人和中央大学七百余人联合从中央大学出发，再次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抗日口号。震惊全国的"珍珠桥惨案"随后发生。12月17日，各地在南京学生和中大等南京各校学生3万余人举行联合大示威。游行队伍先到中央党部示威，砸了中央党部门上的"党徽"，还在大门门柱上书写"打到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等标语。随后，学生又到珍珠桥边的《中央日报》示威，捣毁报馆牌匾，并冲进报馆，砸坏印刷机，将一些铅字倒进珍珠河。还有学生临时换带赤色臂章，打出共产党旗帜，散发传单。国民党当局终于忍无可忍，在学生闹得正欢时，一队手持刺刀的军队冲来，殴打和拘捕学生，学生死伤百余人。

这次全国各地学生在南京举行的联合大示威，是"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顶峰。"珍珠桥惨案"后，国民党政府下令各地"此后借口爱国之暴动行为，应由各地长官严厉处置"，同时又颁发了"通令各省市紧急处理学生暴行"和"政府告诫全国学生勿作轨外举动"等文告。在此恐怖政策下，各地学生爱国抗日运动渐渐偃旗息鼓。

民国学潮为何频发？

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及其他高校为何一再爆发学潮？不同人士对此看法不一。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认为是"一小撮恶劣分子"在背后煽风点火，肆意活动所致。而后来任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副主任李四光则认为从根本上而言，在于政治未上轨道，学生没有正常途径泻火，"就本人管见所及，中国今日之病，不在于知识阶级之学者热心政治，而在于一般人对于政治无切实的认识，以大学教授乃至成熟之学生，除本行专门外，关心时事实为一种好现象，正不可强加遏止，责以过分。"

的确，学生对国家政治不满是学潮频发的根本原因，民国时期大型学生运动皆引爆于外交与国内政治问题，多追求自由、民主等崇高目标，如蒋梦麟与胡适在共同发表的《我们对学生的希望》一文中感叹道："许多事被一班成年人或老年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简单一句话：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而中央大学位于首都，与国民政府同处一地，关系密切，对政治更是敏感。朱家骅任中大校长期间，利用其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的特殊身份，以将举办国民会议所需礼堂的名义，说服中央财政部拨款五十一万银元，在校内修建了大礼堂。此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许多重要会议如国民政府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均在此礼堂内召开。政治中心与学术中心如此"合二为一"，更凸显了中央大学的"中央"二字。讽刺的是，学潮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一地利，中大学生借机成为学生运动的先锋和领导者。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戴季陶、朱家骅等国民党中央委员来大礼堂开会。学生们闻讯后，聚集在大礼堂门前，要求蒋介石出来见请愿学生。过了好久，蒋介石才从大礼堂走出，站在大礼堂门口台阶上和学生见面，说了些诸如中央已有最后决心、保存民族生存、宁为玉碎、共赴国难之类冠冕堂皇的话。当天下午，中大学生在大礼堂成立了中大学生抗日救国会。12月17日晚，中大礼堂又召开了南京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大会，到会学生代表两千余人。会议决定于18日午后1时，举行南京大中学生联合大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惩办华北任意摧残学生运动之官吏"、"开放言论"、"反对华北自治"、"释放北平被捕同学"等。

中央大学有些学潮爆发的直接诱因是因校长人选，如段锡朋的被揍。但根子也源于中央大学地位重要而受各种政治势力影响，学生想要的是"学问道德素孚众望而无官僚习气者"，而国民政府更青睐听话的政客，两者便有了水火不容的矛盾。中大易长风潮后，上海各大学教授会在联合发表的关于中大风潮宣言中就指出，"近年以来官僚主义、党派势力侵入教育界，以至发生无穷的纠纷……中大学潮不过是全国教育病态的象征，若不根本澄清，即教育前途不堪设想，而风潮之来，恐更有甚于此者。"

另外，学潮频发还有一点原因在于，民国时期的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对国家兴亡格外关心颇有责任，受五四运动的鼓舞，敢于乐于动辄闹腾。且大学生当时备受社会各界尊重，当权者对学生多有忌惮，从而放纵了学潮。当然，也不可否认，某些学潮背后确有政治势力，如国民党或共产党在"煽风点火"。

对于民国时期学潮的利弊，不能轻易断言。其利是明显的、直接的，大多数学潮唤起了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反映了时代的心声，促进了时代的进步。蒋梦麟与胡适在《我们对学生的希望》一文中肯定了学生贡献的五个方面：一是"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二是"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希望"，三是"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四是"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五是"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但其弊却是潜在的、长远的，动辄暴力催发了激进主义，不安于学则可能最终误己误国，蒋梦麟和胡适对此强调，"荒唐的中老年人闹下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对于动辄罢课，蒋梦麟、胡适认为则"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与人无损，于自己却大有损失"，因为罢课容易让学生养成依赖群众、逃学和盲目从众等不良习惯。

总体而言，蔡元培、胡适、朱家骅等当时大多数大学校长对学潮的态度基本一致，他们都一方面对青年学生因基于政治腐败、民族矛盾而引发的学潮表示同情，甚至有时公共为学生辩护。但他们并不赞成学生们通过学潮的方式参与现实政治，认为学生运动的功效与牺牲学业的损失相比，"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

四十年代的中央大学学潮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朝野矛头一起对外，学潮随之基本平息。直到抗日胜利后国共内战，中央大学等学校学潮再次频发。

1946年沈崇事件，北平王府井抗议美军暴行的清华大学游行队伍

1946年圣诞夜，北平发生美国兵奸污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引发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学生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消息传到南京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国立剧专、国立药专等校组成"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立即撤退美军委员会"，并于1947年1月2日举行抗暴大游行，中央大学有近千名学生自动参加了游行。第二天下午，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国立剧专等校三千多人再次联合举行抗暴大游行。游行队伍向国民政府当局递交了请愿书，在新街口广场向群众宣传，最后来到美国大使馆递交了抗议书，要求交出凶手依法严惩美军撤出。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不久，通货膨胀，物价飙升，不仅民不聊生，就连大学教授的日子也举步维艰。1947年5月6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召集全校教授大会，通过《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宣言》，郑重作出五项决议，并表示"如不能达到目的，吾人为国家前途及实际生活计，当采取适当步骤，以求五项决议案之有效贯彻"之决心。《宣言》震动了南北方各大学，引发了学校学生们的"吃光运动"，把每天仅够买两根油条的副食费干脆全部吃光。

5月13、14日，中央大学全校罢课，要求增加副食费等。5月15日上午，中央大学、国立剧专等校学生集体请愿队伍出发，以"要求增加副食费10万元"的横幅为前导，高呼"我们饿，我们不上课！""向炮口要饭吃"等口号，先后来到教育部、行政院前。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答复道："本月份下半月伙食，提前借支半月，以五万元为标准。"学生当即要求下半月之五万元不算借支，王云五却拒绝签字，双方出现僵局。直到下午五点仍无结果，在游行主席团劝说下同学回校。

中央大学学生要求增加副食费集体请愿的消息传开后，杭州、上海、苏州、南昌等地的高校及清华、北大、南开等校也相继响应。5月20日上午，沪、苏、杭代表和中央大学本部学生游行队伍趁当日国民参政会开幕之际，高举"京沪苏杭十六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一路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反对征兵征粮"、"增加教育经费"、"取消特务组织"等口号，向总统府挺进。队伍到达珠江路路口时，遭到军警殴打，引发珠江路血案，重伤19人，轻伤104人，被捕28人，被殴打侮辱者不计其数。

游行学生有的夺下警察武器自卫，有的用手中旗杆还击，有的扶起受伤同学，团结奋进冲破封锁，继续向总统府挺进。中午12:30，游行队伍到达国府路，离国民大会堂不远，国民政府当局如临大敌，设置了五道防线阻拦。双方剑拔弩张，但没有发生冲突。下午2点，狂风骤起大雨如注，学生们手挽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学生派出代表向卫戍司令部提出抗议和要求，游行主席团代表也到国民参政会见了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经过三方反复磋商，最终军警后撤，游行队伍高举旗帜经过国民参政会返回学校。

南京"五二〇"运动发生后，全国60多个城市的学生纷纷游行罢课，支持中大学生，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开辟了被毛泽东誉为的"解放战争第二战场"。此番运动是民国中后期规模最大的全国学生运动，"5·20"日后来也成了南京大学的校庆日。

1947年五二〇运动，清华大学“反饥饿反内战”游行队伍通过北平东四牌楼

1949年4月1日，中央大学等10所学校六千余学生又举行了"争生存、争和平"请愿游行。学生队伍先后在大中桥和总统府遭到预先埋伏的警察毒打，史称"四·一惨案"。中央大学胡小石和刘庆云、张江树、吴传颐等四位教授不避艰险赶到现场，也遭暴徒围追，胡小石等人及时躲入总统府门房，方才免遭不测。4月11日，南京各大专院校分别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政治大学为"四·一惨案"中牺牲的同学举行追悼会。

十几天后的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央大学于8月8日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开始了新的篇章，中央大学及其代表的民国中后期学潮随之划上了句号。

而被学生群殴的五四领袖段锡朋已于1948年去世，似乎提前象征了民国学潮的命运。段锡朋后任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虽身居高官，但克勤克俭，兢兢业业。他尤其爱惜百姓的血汗钱，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口头禅是"老百姓也得活得了啊！"后来，他积劳成疾，坚决不住高等病房。在他病危昏迷时，医生为了抢救他，使用了一些氧气。那时的氧气需要进口花外汇，段锡朋醒来知道使用了氧气后，吩咐医生"外汇，少用一点！"

五四运动另外一位学生领袖、后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是段锡朋多年朋友，在段锡朋住院时送了一些钱，给老朋友买些营养品。段锡朋知道后，坚决叫夫人把钱送回去。段锡朋去世后，罗家伦悲痛欲绝写诗悼念道："亦儒亦墨亦真诚，远识高标两绝伦；忧患不容余涕泪，我今痛哭为苍生。"

"亦儒亦墨亦真诚"，这句诗很巧地可以用来形容民国学潮。在那个忧患年代，无论如何，闹学潮的学子们其心真诚。

本文作者张守涛系文史学者，原题为《"亦儒亦墨亦真诚"——以中央大学为代表的民国中后期学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