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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1978年春节 振奋,活跃,众声喧哗


改革开放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包括中国音乐界。1978年,中央音乐学院恢复招生,迎来一批作曲新星,叶小纲、谭盾、郭文景、瞿小松、刘索拉、周龙、陈怡、陈其钢、苏聪……很多人没想到,这一批年轻人会成为华人作曲界的中流砥柱,不管是对中国还是世界音乐界,都产生巨大影响。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78级合影(注: 非1978届)。

叶小纲(第三排右五)、谭盾(第二排右四)、郭文景(第二排右三)。

郭文景被誉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四大才子”之一。在国人眼里,他是山城重庆走出来的“音乐狂人”,而在《纽约时报》眼里,他是“惟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

“在央视推出春节晚会之前,中国人并不像现在这样讲究全国一起过节,各家各户想过就过,不想过就不过,发二两油、三两糖、五两包子。我当时印象最深的还是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报纸上面登着照片,大年初一炼钢工人,一群农民在田头拿着毛主席的书在读,一看就是摆拍,那时候是这样过春节的。”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作曲家郭文景对1978年的春节没有很深的印象,却记得自己那一年很开心,因为他和妹妹同时考上了大学。

北京京郊鹫峰,郭文景、瞿小松、马建平

现年62岁的郭文景出生于重庆。1968年,12岁的他遭遇“文革”,非常偶然地撞上了小提琴。

“我那时候是个小男孩嘛,最喜欢到街上看人打枪打炮,家里就买了一把小提琴。我身边没有会西洋乐器的人,好些年都是自学,瞎拉,听见什么喜欢的歌就拉。”

1970年,中国开始普及革命样板戏,急需乐队演奏人才,而它所引发的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西洋乐器大普及,也是人们始料不及的——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小县城,几乎一夜之间,中国大地响起了小提琴、大提琴、黑管、长笛的声音。

重庆市文化局从重庆市以及周边的工厂、农村招收了一批年轻人,组织样板戏学习班,作为革命后代,郭文景也被招了进去。半年后,他被分进重庆市歌舞剧团,开始演《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有了一把来自剧团的琴,第一次有了老师。

那时,年轻人都被下放到农村边疆插队,生活艰辛,然而因为演样板戏,郭文景很受关照。

他记得自己每月有近二十块钱的工资,简直是巨款,演员们在剧团吃饭不要钱,每天还有肉吃,而重庆市民每月只有二三两肉。

“有工资、有肉吃、还可以拉琴,我感觉很幸福很快乐,练琴积极性特别高,进步特别快。”

郭文景当时完全安于这种幸福生活,梦想着做小提琴界的帕格尼尼,直到遇到歌舞团里的一位中提琴手。

这位中提琴手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上学时就买了一堆国外唱片。来到重庆后,郭文景发现他经常和朋友躲在屋里听唱片。在门缝里,郭文景第一次偷听到来自西方的古典音乐,鲍罗丁《中亚细亚草原》、柯萨科夫《天方夜谭》、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曲》……这些音乐为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你不能想象它们带给我的震撼。这些音乐比我听过的样板戏色彩更丰富,情感更饱满,音响效果也更多样。听完我就迷上了作曲,我不想当小提琴家了,我要当作曲家。”

小提琴乐谱在当时极为珍贵,为了学作曲,郭文景将团里发给他的琴谱以及自己辛辛苦苦一笔一划抄来的乐谱,都拿去跟人换,换来了《和声学教程》《配器法》,开始自学作曲。

那时的他也没觉得自学作曲有多难,“既然拉小提琴可以自学,为什么作曲不行?”他一面在乐队拉琴,一面为各种演出编写伴奏乐谱。简单的配器作业能及时得到乐队演奏,即便是现在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也很难有这种“福分”。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77年深秋。

这一年,中央音乐学院在《人民日报》刊登招生广告,面向全国招生,郭文景十分自信地去应考,却差点没考上。

郭文景回忆,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设了四个考点,他吭哧吭哧坐了12个小时火车,一路从重庆奔到四川音乐学院,已经是报名最后一天了。

工作人员开口就问他要单位介绍信。他根本不知道出门办事还要开证明,也不可能跑回重庆。幸好,吴祖强(作曲家)是成都考区的主考官,人好,爱才,“文革”十年大学恢复招生,他觉得艺术的春天来了,就让郭文景报了名。

在几位贵人的帮助下,郭文景顺利拿到单位证明,顺利过了考试这一关。不过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能考进中央音乐学院,还要感谢邓小平特批的扩招。

中央音乐学院恢复招生,遇到了累积十年的人才井喷,有感于考生水平高、人才被拒太过可惜,李春光等六位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联手给邓小平写信,建议扩大招生。邓小平很快在信上作出批示,予以支持。

“本来作曲系要招十个,扩招到三十多个。我后来才知道,我们班后来赫赫有名的那些人,比如谭盾、我都没有考进前十名,如果不扩招,我们都考不进去。”

郭文景记得,中央音乐学院那年有一万九千多人报名,录取率5%,可以说是百里挑一了,“当时所有专业都扩招了,连吕思清(小提琴家)都被招进来了,他那年才八岁,后来被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破格录取。那个时候遇到人才一切都可以特殊化。”

毕业派对,马建平、瞿小松、郭文景、陈远林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制五年,因为扩招得太厉害,学校的接待能力一时跟不上。

作曲系学生的入学工作直到1978年4月才结束,而7月就放暑假了,这个学期等于浪费掉了,“我们很多同学都在‘文革’中工作过,或者年龄比较大,所以特别懂得和校方谈判。后来,我们就改成1978年9月入学,本科等于念了5年半,11个学期。”

和自学作曲相比,郭文景感慨,中央音乐学院为他打开了通往梦想的康庄大道。这扇门打开得如此之大,直接通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是他小时候在重庆偷听唱片时绝对不敢奢望的。

“中央音乐学院从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只有苏联专家,中苏关系恶化后就没有对外交流。‘文革’结束了,源源不断有外国专家来我们学校讲学,学校大礼堂几乎汇集了全中国的音乐人,小泽征尔来了,全中国的指挥都来了;斯特恩、梅纽因来了,全中国学小提琴的都来了;傅聪来了,全中国弹钢琴的都来了……”

郭文景记得,1980年,作曲家吴祖强请剑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格尔来中央音乐学院上了几星期的课,介绍西方现代派音乐,他听得如醉如痴,“当年还有一本《外国音乐参考资料》,做了一些对西方现代音乐的翻译介绍和引进工作。我们狂热地通过各种途径学习西方现代音乐,并把它们模仿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

郭文景形容自己是书生模样、土匪性格,那时候的他像“疯子”一样狂热地学习和创作。外界开始将他和叶小纲、谭盾、瞿小松并列,并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四大才子”。巧的是,四大才子刚好住同一间宿舍。

大二,广西韦拔群烈士墓,叶小纲、郭文景

“我们都在一起学习,谁也不藏着掖着,每一个人都牛气哄哄的,根本不会关注别人在干什么。”虽然一穷二白,他也不觉得苦,“作曲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条件,有纸和笔就行了,最重要的还是个人能力和才华。”

在校时,这批作曲新星已经涌现出个人风格,开始写离经叛道的音乐。同学刘索拉后来将他们集体写进先锋小说《你别无选择》(1985年),轰动一时。这本小说受到作家王蒙赞赏,也成立外界了解他们的一个切口。

1982年,郭文景完成了大学毕业作品——大型交响乐《川崖悬葬》,乐曲以四川民间音调《尖尖山》为基本素材,蕴含着浓烈的巴蜀气息。差不多一毕业,中央音乐学院78级作曲新星们就集体冒头了,郭文景总结,这也是托改革开放的福。

“上大学时我们都很忧虑,毕业后能不能有作曲的机会?因为机会都掌握在组织和单位手里。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机会,我们能自己到社会上寻求资助,自己开毕业交响音乐会,都开得都非常成功。这是当时文艺界里的轰动性事件。”

1983年毕业后,叶小纲、谭盾、瞿小松、周龙、陈怡、陈其钢、苏聪等人纷纷出国深造,郭文景既没留洋也没留校,而是回到家乡重庆,继续作曲。

至于为什么没出国,郭文景坦言,“一来,我懒得学外语;第二,我不愿意将自己置于一个生活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到时候没法作曲怎么办?第三,大学教我和声的老师赵宋光(德国留学归国)是个奇人,他说作曲根本不用出国,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出去有好的,不出去也有我这样的。”

回到重庆,郭文景一呆就是七年。当同学们还在国外苦熬时,他跟着摄制组游遍大江南北,一茬接一茬地写影视配乐。革命片、枪战片、古装片、爱情片……按照导演的要求根据电影情节配乐,这种类似于命题作文的创作,让郭文景的作曲能力在短时间内有了很大提升——

既让他保持了状态和练笔,消化了学校学到的东西,也训练了他的音乐造型能力,川蜀文化对他的影响更是深入骨髓。

1987年,郭文景根据李白诗作谱写了大型交响乐《蜀道难》,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1990年,郭文景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在古典音乐和严肃音乐被流行音乐冲击时,坚持写纯艺术的、曲高和寡、阳春白雪的音乐;1994年,郭文景首部中文歌剧《狂人日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首演,这是第一部由国外委约并由国外演员演唱的中文歌剧,在中国歌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郭文景频繁接到国外的创作邀约,歌剧也成了他最重要的创作载体,《夜宴》《凤仪亭》《李白》……这些来自国外的约稿很快让郭文景在海外声名鹊起,《纽约时报》将他评为“惟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郭文景感觉到,国内严肃音乐的创作市场和空间越来越大,近年来,北京上海的古典音乐市场越来越火爆,名家名团从不缺票房,京沪文化生活的繁荣程度,完全可以和国际知名大都市相媲美。

“很多年前,出国看演出还是一件可以炫耀的事情,现在一流的乐团、一流的音乐家、一流的艺术家,你分分钟可以在北京上海看到。”

和四十年前刚刚改革开放相比,作曲家们也不缺创作经费了,不过,在郭文景看来,艺术创作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开放的环境、自由的空气。

四十年后院庆,郭文景、谭盾、徐小平

就像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成就了“第五代导演”的神话,郭文景、叶小纲、谭盾、陈其钢等人造就的“78级作曲家群”,也难有后辈超越。

“这个东西只能问上帝。”谈及这种人才集体喷涌的现象,郭文景很难解释原因,他说,这种现象并不只在中国发生,在艺术史上也很常见,“你看世界艺术史就会发现,某个时代就有那么一伙人在历史上留下特殊符号,就像俄罗斯作曲界的‘强力集团’、法国作曲界的‘印象派’。”

“振奋嘛,活跃嘛,众声喧哗嘛。”回想1978年,郭文景用了这几个词,如果当年没有考进中央音乐学院,会做什么?“人家问我这个问题,我都说我不管干什么,肯定干得一流。”郭文景自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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