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月亮，采石场的六便士

一年当中，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中国人想家。人们回到自己的原点，与最亲近的人团聚，共同追思先人，为来年祈愿。

一年当中，也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人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

今年春节，澎湃人物推出一组策划“家族志”，试图记录平民的历史，打捞普通人的声音，为他们留下生命的踪迹。

四爷爷今年70岁，与其说他是湘西南某市轻机厂（轻工业机械厂）的一名工人，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商人。

四爷爷常常自称自己是“社会最底层”，但无论是他人生的起点，还是目前的生活状态，都远远不能算作是“社会最底层”，如果说他真有哪里像底层，大概是那种不安分、行动力，既坚韧又享乐的生命力。但他又读书看报，思考与表达都非常流畅，这也是我乐于与他沟通的原因。

这篇人物小传，是普通人的声音，也是我四爷爷存在于历史中的一份记录，里面同样包含了黄家家族史的碎片，希望我能打捞出更多，最终拼成一副完整的图片。

四爷爷跳入江边游泳，老当益壮。

“快吃！多吃点！”

据不可考证的家史，黄家本是福建人，后来至江西，解放前才迁到这座湖南西南角的小城上。老太爷爷从弹棉花，收购猪毛等废品再转运至广州等各种底层人民的营生起家，后来有了一点钱，三十多岁的时候，娶了本地一个十四岁的少女，也就是我的老太奶奶，老太奶奶的妹妹似乎是江西某大户人家的姨太太，总之似乎是因为这一层关系，再加上一些钱，就买下了当时书局老房子的半边门面。

最早老太爷爷就是在这条街上收购荒货（废品），再通过水路运到外地。

老太奶奶还生下三个儿子，我太爷爷，二太爷爷，还有一位不到三十几岁就早逝的疯子太爷爷——这位三太爷爷在1956年肃反时被吓疯，后来1960年没钱看病去世了——三兄弟共同经营着一家百货商店，买卖脸盆之类的日用品，一家人自食其力，没有雇人。这是1946年前后的事情。

黄家当时的经济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奶奶解放前是城郊某村的小姑娘，她尚未认识我爷爷之前，曾挑柴到城里卖，路经黄家的宅邸，只见得大院深深，一直到现在还骂我爷爷是“大少爷脾气”；而据四爷爷的回忆，黄家只不过稍微比一般人家好一点，其实也很艰苦，“这里一家铺子，抵不得上海一个摊子！”吃饭的时候，桌上明明没几个菜，一大家子要吃饭，老太爷爷要吆喝“快吃！多吃点！”因为那时候的住宅都没有隔音效果，这样就使得街坊邻居以为黄家桌上有菜，家境殷实，也能放心集资贷款给我老太爷爷做生意。所以外人看到的，和知道个中滋味的家里人的体会，怕是有些微妙的差异吧。

黄家在解放后被列为了“资本家”，我爸爸记得自己的户口本上的成分写着“商”。公私合营前，政府向黄家这样的“资本家”收取高额的税金，四爷爷回忆，老太奶奶知道后说“收重税，我们再多做些就是了。”言下之意就是再多干点活、卖点货，以抵消掉重税的损失。

没过多久，政府以两千多元赎买了黄家的店铺，公私合营后，太爷爷担任了百货公司的私方代表。

爱因斯坦的月亮，采石场的六便士

四爷爷是太爷爷的第四个孩子，他1948年出生，而太爷爷的长子（就是我爷爷）比这个四子大了十五岁，也许是排行靠后的缘故，四爷爷生来便十分活泼调皮，头脑也灵光，记忆力极好。

因为成分问题四爷爷进不了公办学校，初中他上了一所民办中学。四爷爷说，如果没有出身论，没有“文革”，他想成为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那个年代，十几岁就知道爱因斯坦，这让我感慨万分，我知道当年欧风西雨早已渗入沿海一带，但我不知道，在湖南这个偏僻的角落里，曾有这样的少年说，要成为爱因斯坦。

四爷爷是在1964年读完初中的时候发现自己似乎和别人不太一样的，那时常常开各种大会小会，会上不点名的敲打，要四爷爷这样成分不好的学生自己对号入座。

那时候能不能读书，怎样录取，全凭出身。四爷爷属于“剥削家庭出身，可以教育好的子弟”，高中就永远与他无缘了，此外，入党、提干、参军……这些当时社会上光明的出路也与他无关。

四爷爷说，毛主席当时提出阶级教育、生产教育，参加工作也可以把自己教育好。初中毕业后近两年，他都在帮人挑红砖、挖河沙，打各种零工，甚至帮助我在医院工作的爷爷处理死者。

到了1966年，他终于进入了采石场，好歹有了个单位，有了单位就有了身份。“那时候如果你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单位的话，一般会认为你道德有问题，是坏人。”

采石场的工作非常辛苦，在石头上凿洞，再塞上炸药，将石头炸开。也承接打井、修码头、修飞机场这样的活，碰到这样的项目，虽然苦，但往往待遇还挺不错，所以干得也有劲。骄阳之下，四爷爷说他那时干活一穿衣服就浑身不舒服，热，于是就穿一条用红领巾拼成的短裤，在工地上挥汗如雨。

四爷爷那时候知道卖苦力不是长远之计，于是就想学技术，学着砌石头，砌房子，慢慢工资也略有上涨。然而有技术的人傲慢，且保守狭隘，不愿意把技术教给他这个新手。“比如订直角，其实就是勾股定理，我们上课的时候学过，但不知道怎么用到实践中去，我看那些师傅打三个点，打出来刚好就是个直角，还以为是多么神奇的技术，好多年之后我才琢磨明白。”

就在四爷爷参加工作的1966年夏天，他渐渐觉得风声有些不对了，到处都流传着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哪里武斗了，哪里抢枪了。

而在采石场，与他关系不错的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师傅，和粮食局一个“右派分子”，还有一个当“大师傅”（厨师）的女人，因为老是在一起议论时局，“讲‘文革’的丑话”而被打为了“反革命团体”。四爷爷也受了牵连，被当时学徒出身的采石场支书告发。“别人说你和那个老师傅那么好，那他肯定拉过你入伙，你没参加，但你还是有嫌疑。”

1968年8月，四爷爷开始被拉去挂牌游街，还被关了小黑屋，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要他招供，然而四爷爷嘴硬，没有就是没有，要招也招不了，四爷爷没有写过当时流行的自传，没有证据，没有公检法材料，告发四爷爷的那位支书也奈何不得，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1974年，采石场开了一个大会宣布了四爷爷被平反。

时隔五十多年后，四爷爷回忆起当时那个迫害他的支书，他说自己无权无钱，也不可能去报复他，如果恼火起来打了支书，那反而真变成了“反革命”报复了。

“所以我也不说什么，是时代造就了这样的人。他没有什么文化，在社会上也没有更好的谋生技能，生怕人家看不起他，不自信，为求社会的认可，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是社会造成的，不是他生来就坏。”

四爷爷说起支书的时候很平静，眼里并没有仇恨，甚至能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最多语气上带一点不屑。

下放和招工

1968年11月底，四爷爷被下放到了农村。

在乡下，四爷爷跟着生产队一起出工，挣工分，饭管饱，菜只有腌菜可以吃，偶尔回家带点菜也吃不了多久。一个生产队大概十几户人家，四爷爷是协助的劳力，出工一天拿八个工分，主要劳力则拿十个公分。

据四爷爷观察，在水田里耙田（就是用钉耙来平整土地）是项技术活，会耙田的主要劳力是一位勾着背、罗锅似的富农，四爷爷觉得很惊讶，一个伛偻、矮小的驼子为什么可以耙那么多的田，贫下中农反而不会。

就在下放的期间，四爷爷与一个小他一岁的姑娘有了一次短暂的恋爱，这个姑娘同是下放来的，四爷爷觉得两人同是受苦受难的底层人，挺有共同语言的，他们常在一起吃饭，可惜姑娘后来拒绝嫁给他。

四爷爷觉得乡里太苦，从1969年10月份开始，他开始外出搞“副业”，所谓“副业”，其实就是外出务工，他每个月打工可以挣五六十块，向生产队上交二十七块钱以记工分，四爷爷特别心疼这二十七块钱，于是打算以后不交这钱了，宁愿回城当个“黑人黑户”。

就在这时，城里的工厂开始招工了，黄家一家六个孩子，有三个在农村里下放，大队支书动了隐恻之心，在四爷爷招工这件事上没有什么意见，城里的居委会和采石场在政治审查时都没有为难四爷爷，于是四爷爷在城里的轻机厂当了一名开车床、磨车刀的工人。

四爷爷所在的这家轻机厂，是为造纸厂生产打浆设备的，在造纸前，要先把原料打成纸浆，打浆机速度越快，制浆的效率越高。轻机厂日夜两班倒，还在初级生产队的四爷爷因为不规律的生活不久染上了胃病，但轻机厂也使四爷爷终于步入了人生的正轨，“学技术挣钱讨老婆”不再是一种奢望了，而是一条现实的追求幸福的人生路径。

1974年，四爷爷娶了同为轻机厂工人的四奶奶，两人甚至还分到了一间房，一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没过几年又添了一个女儿。直至“文革”结束，生活都再无波澜。我问四爷爷，你是什么时候觉得“文革”结束的？四爷爷想了一下说，“80年代初，从知识青年回城开始，还有当你太爷爷他们被叫成‘工商业’的时候，以前是叫‘资本家’”。

另谋出路

四爷爷并不是个安分的人，1980年代初，当车间再无东西可以教给他的时候，他被调去做调度管理，后来又转入销售科，在销售科时，他说自己咂摸透了所有的工艺、流程、质量标准、销售渠道，但没有被提干，始终是个普通的科员，与那些有职务的同事比起来，他的工资永远差那么一截，这使他隐隐感到自己的价值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

直到一个邵东老板的出现。这个邵东老板开了一家私营企业，与四爷爷有业务上的往来，在酒桌上，对方戏称“像你这么懂的人，不如来我公司吧，我给你开两万块一年。”四爷爷表面上笑笑，心里却在想，两万块钱啊，我原来值这么多啊！

作为国营企业的轻机厂曾经是这个小城效益最好的工厂，不仅技术先进，能制造成套造纸机械设备，还人才济济，出过许多市级领导。然而渐渐地，四爷爷发现工厂效益每况愈下，他把这归结于改革开放后国际上新技术的冲击，必定要淘汰落后的生产力：国际上生产的造纸机每分钟能处理上千米的纸张，轻机厂的产品只能处理三百米。

轻机厂破败的厂房。图片在四爷爷看来，单位靠不住了，就要接触社会找点别的出路。“我也想过体制内的舒服日子，但消费总得与收入成正比，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

于是在1980年代末，四爷爷利用自己在销售科的渠道开始“倒买倒卖”，事先他问了法院的朋友，那人回答说，你这么做，我的法律管不了你，但这还是违背职业道德的。四爷爷一听，心一横，说搞就搞。他通过公司进货的渠道，用自己的钱进了一小批机械零件，再卖给像邵东老板这样的私营企业或者公家的单位，从中赚取差价。

“在我开始干这个的时候，别人还没发现这条路”，当时四爷爷额外挣得的收入，相当于每个月多了一份工资，表面上看起来，他的生活还是和别人没什么区别，但心里却踏实了些。“打个比方，与人一起吃饭，如果要我埋单，我手头不紧张，心里就不慌。”

1990年代初，中国股市刚刚开放的时候，四爷爷也成了股民。他在股市里转了一圈发现根本挣不了钱，但即便如此，四爷爷还是投了一些，“炒着玩”。

“这不就是生活吗”

今年春节，四爷爷带我去路口拿外卖，那是一盆剥好的小龙虾，餐馆的女老板与四爷爷相熟，特意开着车送来的。四爷爷指着小龙虾说，“人家现在都买了车了，但其实开始很辛苦的，你看这个小龙虾这么大一盆，都是他们自己一个个剥的，吃苦、劳动才过得上好生活”。

我们一边聊天一边走回那座四爷爷自己盖的七层小楼，楼是2010年左右装修好的，那一年，房子虽然置办好了家电，但还开着窗户在通风，人也没搬进去。

当时四爷爷怕房子空着，招来一些梁上君子，于是包了五十元的红包放在新房子的桌上，还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几句话，大意是：我知道兄弟你也不容易，这五十块钱拿去买点烟抽。

小偷或许不会因为这五十块钱而止步，“毕竟是新房子，就怕小偷来你家不仅偷东西，还搞破坏，把电视机塞到脚盆里。”

这栋能住三代人还能兼做仓库的七层小楼，也是后来四爷爷像剥小龙虾一样，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无论是买卖零件还是炒股，都不是四爷爷的主要收入。他之前在采石场干过，略懂一些建筑知识，1990年代末时，他找了一些工人，开始包一些小工程，从一个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人变成了市场经济浪潮中的小老板，帮人盖厂房、仓库、单位宿舍、食堂。

那时还没有严格的质量验收标准，四爷爷就找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看看哪里不牢固，哪里还需要再修修补补。工程不复杂，四爷爷运气也不错，没有出过事故，他也从未陷入拖欠工人工资的窘境。为别人盖完房子，四爷爷才有钱买下一个农民的安置地，盖起了自己的房子。

四爷爷包过的最大一个工程是某个单位的职工宿舍，五层小楼，足有四、五千平米；2003年时，四爷爷经过亲戚的介绍，为一家由一位下岗女工办起来的民营罐头厂盖厂房——我念初中的时候，家里常收到那位亲戚送来的没有包装、朴实无华的铁皮橘瓣罐头，据说生产出来是要贴牌卖到越南去的；但我到省城念大学时，一天走进一家蛋糕房，发现货架上摆着的品牌黄桃罐头，包装精致诱人，卖得也不算便宜，一看包装，正是来自小城的那家罐头厂。

罐头厂所在的经济开发园区。

2004年，轻机厂宣布要买断，四爷爷和四奶奶因为退休，再加上四爷爷之前各种商业活动，这次下岗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冲击，“有退休工资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只是轻机厂的昔日辉煌再不复返，那家罐头厂的产品倒是从湖南省销售到了全国各地，后来我毕业来到上海工作，随便进一家便利店都能看到来自家乡的罐头。

四爷爷说他退休以后的商业活动，都是想为后代攒些家底。这几年他禁不住要在杯子里放点枸杞养生，直到11月河水凉透之前，都常常纵身一跳，下河游泳锻炼身体。而他的两个女儿已经结婚，开过文具店，学过投资，现在经营着一家旅馆。

至于他，啃着小龙虾，大口喝酒，“你看，有吃的，有酒喝，再扯点白话，这不就是生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