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被“开除”了

那一年，是一九八零年。我被为之服务了五年之久的原临清县广播局（现为临清市广播电视局）开除。

这话说起来有点长。

我在一九六八年中学毕业回乡。几乎与之同时，我也开始了个人奋斗的历程。努力阅读古今中外文史书籍之外，还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地搞起业余创作。县文化馆的领导和老师们对我的作品非常欣赏，从各方面给予我大量的帮助与支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我就在县里博得了小小名气。有一年，县里要搞一个大型宣传材料。那时时兴“三结合”。就由一位县委领导牵头负责，组建了一个工农知“三结合写作小组”。从县化肥厂来的滕兆庆（后为山东省教育厅长）代表工人，从县一中抽调马景瑞（后为临清市副市长）代表知识分子。又指名我代表农民参加这个小组。滕、马二人都是名牌大学毕业，唯独我是刚从学校出来不久的中学生。

终于，我的名声反馈到了我家所在的公社本地。公社领导听说自己辖下还有这么一个小才子，也不含糊，立马特批了一个临时工名额，把我从本村民办教师岗位上调入公社机关，专职做通讯报道员工作。规定在发给我的三十元补贴中，要拿出一半回村买工分。

老实说，写个千把字的报道稿，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轻松胜任，完全不在话下。我写得又快又好，在县广播站的发稿率又高。在遍布全县的小喇叭（即有线广播）里，几乎可以天天听到本公社的大小新闻、好人好事。公社领导心里受用，脸上有光。因而，对我也格外青睐。

就在此时，县里新组建起县“广播局”，从而使其有了行政机关的功能。从别处调来一位姓贾的干部任局长兼广播站站长，原来的一位广播站老领导任副局长、副站长。

这位贾局长极其敬业，有很强的工作责任感。又很有思路。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都非同一般。为了提高宣传报道工作的业务水平，他破天荒地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在全县选择两名公社报道员充当县广播局编辑部“不脱产”的编辑。他亲自考察了一番之后，确定的对象是我和另一公社的一个年轻人。而且雷厉风行，很快为我们办妥了相关手续。

得到领导的信任和重用，我们自然心存感激，工作起来分外卖力。编辑部里大大小小的工作，我们两个全都支撑起来。在广开稿源、联系基层、改善采编方式和内容等方面，都做出了许多新改进。这使贾局长十分开心，认为是他开创性工作中的一项成功尝试。

贾局长对我个人更是另眼相看，非常看重我的工作态度和业务水平。曾与我进行过几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说一旦有了可能，就会尽力帮我解决一些大的个人问题（指安排正式编制）。后来，他把局里其它一些文字工作（如工作总结、给上级的指示、报告等）索性也都统统交给我大包大揽起来。我也更是不辞辛苦，尽心尽力地完成交办的各项任务。

然而不久，一些不利于我的流言在暗地里开始传播了：黑秀才、笔杆子、帮派骨干分子……

我大惑不解，不知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后果。

后来经过深入探访，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县广播部门在“文革”前期是一个矛盾激烈复杂之地，派性极端严重。贾局长虽是派下来的干部，但由于个人秉性原因，立即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位任副职的广播站老领导与他结为死敌。县委宣传部的几位重量级人物和那位“老领导”都属同一派系，明里暗里，始终声气相通，结为同盟。偏偏这位贾局长心性高傲刚鲠，不但不肯买他们的帐，还公然向自己的顶头上司——县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叫板。一时之间，矛盾争斗愈演愈烈，竟呈白热化状态。

可是，做为单位上最下层的临时工作人员，我们哪里知道这些情况啊！贾局长对我们信任器重不假，可是充其量也不过是上下级一种工作关系。再说，“文革”中形成的派性矛盾，和我们局外人又有何干呢？

两造争斗的结果，贾局长黯然出局。他被派到一个公社去做党委书记。

不过，县广播站原来的那位“老领导”也没如愿晋升为正职。县里又从别处派来一位干部担任广播局长。

从此，我们的日子逐渐难过起来。我们明白，日后的打击报复在所难免。在心惊胆战中，我们等待着那个日子最终的到来。

新来的局长对我们（尤其对我）其实还是不错的。从主观意愿上来说，他也愿意继续使用我们这种既廉价又高效的人力。但无奈他无论胆识魄力，还是实际操控驾驭能力，都存在严重的不足。他曾多次暗示我：上面压力很大，他一直在暗中努力保护着我。但我明白，凭他的实际施为来讲，是难以真正为我提供坚牢可靠的保护伞的。

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又熬过去了几年，直到一九八零年（在此之前，那位同伴已先我考入山东潍坊医学院）。我也知道，那些人在对我的用舍之间实际也处在巨大的矛盾状态之中。

终于有一天，新局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面色凝重，又十分为难，吞吞吐吐地说：“小宋(我那时还年轻)，你看……这事，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不等他说完，平静地回答说：“局长，没关系，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就这样，在县广播局工作了五年之后，我又回到老家，成为一个农民。

这件事情后来的余波，证实了我原先的猜想。即在我的用与舍之间确实存在着两难的选择。据说，一位宣传部副部长闻讯后大怒：是谁把宋益乔赶走的！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实在所有的涉事人员中，最为淡定、最为胸有成竹的那个人恰恰是我。因为此时，在我的口袋里，已装有一份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只不过在考研准备的两年中，我多加了一份警惕之心。除几个较亲近的朋友外，我瞒过了他们绝大多数人。第一年意外受挫（已另有文专述），第二年则终遂心愿。因此，即使他们不开除我，我也要主动要求离开的。只不过会稍晚一点而已。

所以，回到村里后，我稍事休憩，整理好行囊，便于当年九月一日，高高兴兴地去学校报了到，我的生活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由一介农夫一变而成为专业的人文科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