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后再谈官场“秘书帮” 地方官员任职趋势解读

“秘书们并非核心权力本身，而是靠近核心权力。”中共十八大之前担任这一职位的官员至今已有数十名省级秘书长落马，也使“秘书帮”这一说法在中共政坛中的巨大能量令人惊讶。。梳理中共新一届政府在地方秘书长安排上的变化，似乎更加趋于“实权化”。这表现在大多曾任市级一把手，以及工作领域多样等方面。

秘书出身的官员频频落马

王清宪日前以“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艾兴的遗体告别仪式。这是王清宪履新后首次见诸官方媒体。至此，王清宪成为2018年以来第四位履新的省级党委秘书长。梳理他们的背景，大多具有市级一把手任职经历。

“秘书帮”一说的成因

在中共政坛，秘书长也被称为“大管家”，是各级党政一把手的“身边人”，不仅要负责中央政令的下达和落实，而且还要负责处理或协助处理党委、政府的日常工作，在政府班子中有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所谓“秘书帮”，顾名思义，是指政坛之上由秘书出身的官员结成的帮派团体。在中国政坛，秘书从政并非新鲜话题，秘书升官的例子多不胜数，但能官拜总理实属罕见。尤其是温家宝作为非正式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不仅仕途未断，且再得重用，一度引起外界对“秘书”实力的关注。

“首长身边好升官”，这句俗语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政坛上的“秘书现象”。但是，因为秘书分布于各行各业、级别参差，完全成散沙形式存在，难成“帮派”，所以秘书的命运也千差万别，各有异同。

中共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的四任秘书——郭永祥、李华林、沈定成、冀文林最终分别官至四川省副主席、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油国际党委书记、海南省副省长，均官至高位，“秘书帮”在政治中所能发挥出的巨大政治能量让人感到惊讶。

以至于一些热衷于权斗分析的观察家将将“秘书帮”与“团派”、“太子党”并列为中共三大势力之一。这种说法显然已经老套过时，不过如何重新看待“秘书”这一特殊工作在中国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却是极有必要的。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秘书在工作中既是决策者又是管理者，既是信息获取者又是信息的发布者的特殊作用。如果缺乏有效制约，很容易瞒上欺下、狐假虎威，甚至可能有在一定程度上将领导集体和一把手架空之忧。

中国官媒在2016年8月的统计称，中共十八大后落马的30多名省部级以上高官中，职业生涯里有秘书长经历的占近三分之一，使得这一群体备受“非议”。

秘书长选拔趋势“实权化”

自中共十八大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上任以来，中国31省份的党委秘书长已经全部作出调整。据不完全统计，这些秘书长中大多具有地市一把手任职经历，学历高，年龄上也多数为“60后”趋于年轻化。

从中共近期对地方秘书长人员的调动来看，上述提到的山东省委秘书长王清宪，有着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先后担任山西晋城市市长、山西运城市市长、吕梁市委书记等职；今年1月调任的重庆市委秘书长王赋曾长期在发改委系统任职，先后任运城市副市长、新疆昌吉州委副书记等职；2月调任山西省委秘书长的胡玉亭升，曾长期在钢铁公司任职，先后任大同市副市长、晋中市市长、晋中市委书记等职。

由此看来，这些官员大多具有丰富的任职经验，大多来自地市一把手。分析表示，这一现象体现了地方秘书的实权化，说明中共高层对这一职务的重视。

中共早期也曾对秘书用人作出规定，尽管存在，但并无实质上的界定，也造成了秘书人员的参差不齐。

十八大后，中共中央多次对秘书配备提出要求。2013年6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

2014年，中办原主任令计划被调查后，中共中央下发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秘书管理规定》，秘书们不再能“提拔着转岗”了。

分析人士指出，在胡温时代乃至更早期对于秘书的选拔并不是“精挑细选”，从今天来看，中共在用人选人方面做出了严格规定，比如选择具有地方执政经验的地市一把手去担任这一职务，安排的大部分是实权派的官员。

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主管的《秘书工作》杂志，曾于2008年6月刊登丁薛祥的文章写道：“‘国之兴废，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政。’党委办公厅(室)作为党委的‘智库’和领导的‘智囊’，搞好参谋服务是第一位的任务。” 

2014年7月，《秘书工作》杂志发布了习近平对于秘书工作的要求称，在处理同领导的关系中，力求做到“参与而不干预、协助而不越权、服从而不盲从”。

概而言之，从整顿中办、到各项规定的限制，以及高层对秘书工作的要求，中共已经意识到秘书这一职务的极端重要性，将地方实力派官员安排到领导的身边，在政府班子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协调作用；此外，也可以在领导的精心培养下获得能力上的提升，从而担任更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