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与隔离：一个犹太女孩眼中的30年代上海法租界

1927年，丽莲·威伦斯出生在一个从俄国逃离战乱来到上海的犹太家庭。她在上海度过了人生最初的25年，尤其在当时的法租界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她生动地描述了在战争袭来前的童年生活，尤其是和老阿妈、厨师小王等人的交往。在那些闲逛和对话中，她似乎与身边的这些中国人成为了好朋友，但她亲历或目睹的巨大社会差异，仍然反映出了她所身处的环境中根深蒂固的殖民心态与阶层划分。

现在的丽莲·威伦斯。辛维木 图

1927年8月5日，苔丝的第二个孩子（也就是我）出生了。不过，分娩并不是在圣玛利亚医院——在4月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后，这家医院一直处于人手匮乏的状态，而是在霞飞路上我们家的公寓里。我出生几周后，母亲又雇了一个阿妈。我父母称她“老阿妈”，因为她有三十几岁，比一般用人的年龄略大些。她来自农村，长得又高又瘦，神情有点儿严肃，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髻，总是穿着整洁的阿妈“制服”：侧面开衩的白上衣，黑色的长布裤，脚上一双黑色的布鞋。上海的阿妈们通常都有自己的房间——当然，她们的房间不会位于房子的主体部分，而是在附属的仆人区域，通常都没有窗户。她们拿工资，并将其中一部分寄回老家。被雇为阿妈的好处，不仅是不用再在人行道上烧菜做饭、坐在矮凳子上扇煤炉，而且可以在自己住的地方使用肥皂和热水，这样她们就无须每天清晨提着大大的热水壶在拥挤的店外排队等着买开水了。如果一家只有一个阿妈，那她就得像骡马一样任劳任怨——她不仅要照看小孩，还要洗碗、洗衣服，有时还得帮着做饭。虽然阿妈薪水低廉，几个星期都没有一个休息天，但她们总是庆幸自己有个屋顶可以遮风避雨，而为外国人干活，工资也会高一些，并且通常不会像在中国富人家那样被男主人或女主人打耳光。

随着我慢慢长大，我和老阿妈已经变得形影不离了。她负责照料我们姐妹俩的一切（她叫我“丽丽”，叫我姐姐“丽娃”）。她喂我们吃饭，给我们洗澡，为我们穿上母亲买来的衣服——这时母亲已经不再自己缝衣服了。1927年年底，父亲被总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太阳人寿保险公司雇为销售代表，收入随之增加了许多。很快，我们家就搬到了巨籁达路（今巨鹿路）上一所大点儿的公寓里——那里有一小片地方都是供出租的房子。公寓里附带有用人住的地方，老阿妈因此也得到一间她自己的房间。我们家的社会地位正在上升，而老阿妈在她朋友眼中的地位也随之升高了。

老阿妈坚持给我们穿柔软的布鞋。她向母亲解释说，皮鞋对我们的脚“非常不好”，因为鞋带总是缠到一起，会让我们摔倒受伤。结果，因为穿了柔软的布鞋，我很轻松地就能跑过老阿妈——她的脚相对身高来说显得很窄，因此走起路来有点儿一颠一颠的。

我的姐姐瑞娃很乖，但只有5岁的我却经常让跟我一起在花园里玩的小伙伴们害怕，而且我还跟住在附近的小男孩打架，向大街上的中国小孩吐舌头。当我被父母呵斥或打屁股时，老阿妈

总是出来维护我。为了劝母亲冷静下来，她会说：“当丽丽小姐大了，她会像丽娃一样好的。”虽然我已经能说一点儿上海方言，老阿妈却总是对我说洋泾浜英语，因为她凭直觉知道，就像其他欧洲的家长一样，我父母并不愿意他们的小孩学中文。对外国人来说，学中文没什么用，因此中国的用人都必须学一点他们主人的语言，不管是洋泾浜英语、法语、俄语还是德语。

当我快6岁的时候，母亲开始允许我陪老阿妈上街买东西。我这才发现，在我生活的上海之外，还有另一个“中国人的上海”。那时，我又有了一个烦人的妹妹杰奎琳——这个爱哭闹的讨厌鬼是一年前进入我的生活的，能躲开她真是让我高兴。大家都叫这个小妹妹小杰，父母和他们的朋友给予她非常多的关照。他们不能确定这个小女孩像她母亲还是像她父亲，但都同意她不像她的两个姐姐。瑞娃长得像我父亲，性情也同他一样安静，我则生得像母亲，脾气也像，所以说我是个非常活泼的小孩。

位于上海原法租界的淡水路。视觉中国 图

在去菜场的路上，老阿妈和我要穿过几个非常贫穷的街区，在那里我们总能看到一个男人缓缓地推着一架很宽的木头车。他在大街小巷里进进出出，那里的廉价出租屋和破房子里住着中国人，他们没有冲水马桶，而这个男人就是负责收集这些人搁了一夜的马桶。一听到这个浦东人的声音，妇女们就争相把马桶拎出来，他则动作娴熟地将桶里的东西倒进几个固定在车上的大木头容器里。当容器都盛满后，他就盖上木头盖子，然后缓缓地推着超载的车子向附近的农村走去，在那里他会将早晨的收集物卖给农民作肥料。在非常闷湿的七八月里，气温逼近华氏一百度，这些车子散发出来的恶臭整个上午都不会散去。

在陪同老阿妈的这些小小旅行中，我总是看到她无休止地和卖米、面条、蔬菜和水果的小贩们讨价还价。她听到对方报价时的反应就像演戏一样，一边作势走开一边大声嚷嚷，说小贩简直是在抢钱，但很快她又会返回来继续还价。最终，叹了无数气之后，她才不情愿地同意买下事先已经挑好的东西，而当小贩称重时（秤上有一个铁盘，缀在一根杆子上，杆子上有一个可以移动的秤砣），她又会特别仔细地盯着。有一次去菜场的“短途旅行”中，老阿妈对我很来火。当时，我来不及告诉她我急着想“便便”，于是，就在她和菜场里的一个朋友聊天时，我蹲在路边拉了一裤子。其实，我的行为跟其他所有想“便便”的中国小孩没什么两样，但问题是我的裤子后面不像中国小孩穿的开裆裤那样有条裂开的缝。老阿妈看到后便开始哀叹，“太太会非常、非常生气”，还说“丽丽给我找麻烦啊，哎呀，哎呀”。每当看到有男人把墙当作露天厕所时，我那正经严肃的老阿妈总要使劲把我拽开，而我总是奇怪这些人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回家用自己的卫生间呢。在我看来，只有小孩子才有在公共场所大小便的权利！

我总是很期待跟老阿妈一起外出，因为我知道，每次她买了熟食（不管是肉还是鱼）或者油炸的面食，总会咬下一小块给我吃。露天小吃摊旁总是围着成群嗡嗡叫的苍蝇，看到那些小贩试图用扇炉子的草扇子拍苍蝇，我总是很佩服他们。有时候，要是老阿妈多带了几个铜板，她就会买一块在滋滋响的热油里炸过的豆腐，然后用嘴吹一吹递给我吃。她也会让我分享她的早餐，一块小小的大饼加油条，这两种油腻而且很烫的食物通常被包在撕下来的脏兮兮的报纸里。有时候，老阿妈会更大方地买来金字塔状的粽子给我吃，里面塞满黏黏的米，包在粽叶里，我总是嚼得津津有味。我有时也会缠着她给我买甜点，她拗不过我时，便会给我买麻团。我还特别喜欢中国的中秋节，因为老阿妈总要给我买一只豆沙包。她知道，跟我们家喝下午茶时吃的蛋糕和糖果比起来，我其实更喜欢豆沙包。

老阿妈在我身上花的这些铜板是无法报账的，因为父亲不会允许她给我吃这些不卫生的食物。我当然不会告诉妈妈在外面吃了这么多违禁的美食，要不然我就会失去跟老阿妈外出“旅行”的机会了。我在菜场里吃的东西比在家里吃的猪肉、鸡肉、土豆、蔬菜和汤要美味得多，而且在家里吃饭总有很多规矩，像细嚼慢咽、用餐巾擦嘴什么的。正因为我和老阿妈一直对我父母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