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词稿中的晚年张伯驹：他坚持他的文化本位

今年适逢收藏大家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故宫博物院、北京中国书店、香港集古斋等均曾先后举办纪念张伯驹先生大展。对于张伯驹，人们不会忘记他为守护晋代《平复帖》、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等国宝而倾尽所有，但是对于他诗词方面的造诣却知之甚少。

最近，在广州出现了张伯驹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一批信札，多为写给天津词人、书画篆刻家张牧石的，每通信或附有词作，或谈及生活琐事。

在这批信件里看到的，是张伯驹后半生在那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甚至贫穷到靠妻子潘素赶画买酒食度岁，他却一如既往的潇洒淡泊，乐天知命，不被俗事所束缚，徜徉在高华的文字世界里，具有着大智慧的光芒。或如他的弟子所言：“张伯驹先生坚持他的文化本位，尽了这么大的努力，搁到《史记》里的四公子也不逊色。”

晚年的张伯驹（左）与张牧石（右）

张伯驹八十自寿词 黄君坦贺寿词《金缕曲》

2018，岁在戊戌。

120年前的1898年，发生了今天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清政府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在这一年诞生的，亦不乏大家，如朱自清（1898—1948）、郑振铎（1898—1958），他们都是浸淫在文史等多方面的博学型人物，难以用某一方面的成就来定位。张伯驹（1898—1982）亦生于是年。在世人眼中，他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是顶级的收藏家，他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遭遇既多，俾人传说的掌故亦多。近年来，对张伯驹著作的整理、对其收藏的研究，都有专著出版，对其毕生心血所系的捐赠文物，普通人也能欣赏到——今年故宫博物院策划了“予所收畜 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北京中国书店策划了“两位词人的翰墨因缘：纪念张伯驹先生120周年诞辰、张牧石先生90周年诞辰”展览，香港集古斋则举办了“张伯驹文献资料展”、香港中华书局出版荣宏君整理的《张伯驹牛棚杂记》。

最近，在广州亦出现张伯驹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一批信札，多为致天津词人、书画篆刻家张牧石者，每通信或附有词作，多为未定稿，与刊行之张伯驹词集相校，有所不同，并有若干阕词集未收者，足见其版本文献价值；或谈及生活琐事，流露出的个人状态与精神生活，对于研究张伯驹这位收藏家、词人的晚年尤其具有史料价值。

这批信札共33通，除郑天挺1通致张伯驹外，其余31通为张伯驹致张牧石、1通为张伯驹致“金陵诸词兄”。详见以下图表。

可能是存量最多的张伯驹信札

张伯驹，河南项城人，生于权贵之家。他是袁世凯表侄，父亲张镇芳善理财，为盐业银行总经理。原名家骐，因收藏康熙御笔“丛碧山房”，遂别署丛碧，收藏有“墨皇”之称的《平复帖》，遂号平复堂。又收藏隋代展子虔《游春图》，自号春游主人，又因收藏唐人杜牧的《张好好诗》，有好好先生一印。他收到蔡襄的《自书诗册》后，苦心揣摩，创造出了“鸟羽体”书法。他与潘素的故事数代艳传，又好戏曲，曾拜余叔岩为师，所著《红毹纪梦诗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均从亲身经历，有第一手资料，对于历史人物，别具只眼。张伯驹是民国时期绕不开的传奇人物。他于上世纪50年代被打成右派，60年代随潘素工作需要赴长春，任吉林博物馆副馆长，与当时文史名家雅集撰文，结集成《春游琐谈》。“文革”起，被批斗、去职，下乡拒收，不得已返回北京，后经过章士钊托周恩来解决落户、生活困难问题，特别是陈毅去世追悼会上经毛泽东过问，方才顺利落实政策，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此后定居北京，1982年去世。

这是我们大致知晓的张伯驹人生轨迹。新出现的这批张伯驹信札，则很好地反应了他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生活状况，更从细节上呈现了他晚年的创作、思想和交游，是为这位收藏大家、词人重要的晚年文献。

张伯驹致张牧石

信札：小猫

（a01，编号下同）牧石词家：小猫甚佻皮，终日上房，但亦颇灵。现于后日（星期六）去西安交亲戚家代养。因在西安或住两个月，中秋当登雁塔望月，届时可有一词。北京疏散人口各皆填表，疏散地点为顺义某某公社。我以后究在北京疏散地区，或依女儿能在西安落户，到西安后看情况再定。按经济条件在西安节省，可以多支持几年，在北京郊区则不免追步雪芹后尘，惟现事各听天，不须为计也。西安通信地址：雁塔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楼宇栋同志转。即问近好。梦机词家统此不另，碧叩，廿八。

按：此信张伯驹谈及将被疏散京郊或到西安依附女儿张传彩，可见是两人从吉林返京后户口未落、生活无着时。“中秋当登雁塔望月”，与《张伯驹简要年表》中1970年“下半年，重游西安大雁塔、灞桥、华清池，过杜工部祠，登骊山，游秦始皇陵”吻合。张伯驹在西安登临古迹，写了大量的词，后集为《秦游词》。自序中说“暮岁东出榆关，追步道君、秋笳，铩羽归来，疾病穷苦，乃更入秦依女儿以了残年”，可与此信互相映证。而“此一生如四时，饱经风雨阴晴之变，而心亦安之”，与信中“惟现事各听天，不须为计也”俱可以看出张伯驹的心态：此信之重要，也在于真切地反应了他在京面临无家可归之时，仍然不以为意、达观的心态。他要到1972年初才由国务院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正式落户北京。

收信人张牧石（1928—2011），字介盦，号邱园、扬斋，别署月楼外史、月城吟客，晚号麋翁，室名茧梦庐。当代著名词人，金石家。天津人。毕业于政法大学，自幼喜好文学艺术，词学梦窗。早岁从寿石工学篆刻，张伯驹有“南陈（巨来）北张（牧石）”之说。张伯驹与之交往，目前词集中最早的一首词为《金缕曲▪题梦边填词图》，作于甲辰（1964），此图为潘素所画。张牧石在1968年曾应邀为张伯驹的词集写过《丛碧词定稿序》，在张伯驹刊行的词集中，与张牧石有关者约21首，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而张伯驹写给他的这批信札多达30多通，所谈事情从填词酬唱到生活琐事无所不包，更是两人关系的有力见证。

张伯驹晚年抱猫照

年轻时代的张伯驹有一张很常见的照片，坐于假山石前，一猫在膝，晚年也有一张照片，膝上抱一白猫。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位猫奴。而收信人张牧石同样有此癖好，在其词集《梦边词续》中有《浣溪沙》谈及赠猫事：“乙巳冬以所畜玉狸一双赠碧丈，未几雄者走失，两地缄札往还，为之怅然者累日”，乙巳是1965年，张伯驹时在东北。在此信中，张伯驹对猫的关注和喜爱表露无遗，把自己和猫的“归宿”都郑重其事地交代出来，有必要相信此猫即来自张牧石家。

此信是这批信件中时间最早的一通，也是此批信札中唯一著录过的一件作品（《张牧石墨賸：馨月簃珍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但结合这批词稿来看，仍然有新的信息。

从这批信札看出，张伯驹除了与北京、天津等地的词友填词唱和之外，他还经常收到求字索画的请求。另有一信就是这样的内容：

（a26）牧石词家：《梦边双栖图》画就，尚雅丽，窗前杏花一树，左高枝上有双燕。钟美贺银婚词、及余与君坦贺银婚并题排云殿残砖瓦词并奉上。又，余及君坦近唱和词附录，奉诸君一粲……

按：张牧石有词《鹧鸪天▪庚戌九月十九日结缡二十五年，西俗所谓银婚纪念，倩潘素夫人写梦边双栖图，题此述感》；张牧石曾于1970年游颐和园，拾得排云殿残砖瓦，“触绪成吟，归题其上，并约同好共赋”，两件事可以作为此信的一个背景。张伯驹就此两事所题的词作分别为《临江仙▪题梦边双栖图》、《小秦王▪题牧石拾得颐和园排云殿残砖瓦》。

信中提到的钟美，即萧劳（1896-1996）字钟美、重梅，号萧斋、善忘翁，广东梅县人。善书法诗词，曾任北京中国书画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君坦即黄君坦（1901—1986），字孝平，号叔明，又号螴厂，福建闽侯人，晚清诗人黄曾源之子，中央文史馆馆员。工诗词，参加过稊园、蛰园、瓶花簃诗社、词社等活动。1980年与张伯驹同编《清词选》，与其兄孝纾、其弟公孟合著有《黄氏三兄弟骈俪文集》，另有《清词纪事词》、《词林纪事补》、《宋诗选注》、《续骈体文苑》等。此批信札中有一通谓：

（a03）《秋碧传奇》诗词序外篇收到，惟“传奇”前梦一折后段缺廿八、廿九两页。请机峰查其他各本是否亦缺，或系装订之误。据正刚来信索和沁园春词，有三翁（黄、萧、我）三友（寇、牧、克昌），此君新闻名，未知其词如何？君和词希寄来一读。我和词皆用禅语，已寄去，正刚当以相示也。

此处的三翁，即在北京的黄君坦、萧劳和张伯驹，三友即在天津的寇梦碧（1917—1990）、张牧石、陈克昌。“此君新闻名，未知其词如何”，当指陈克昌，陈生于1941年，当时属于这个诗词团体中的年轻朋友。机锋即编撰《秋碧传奇》的词人、曲家陈宗枢（1917—2006），陈宗枢与寇梦碧、张牧石号称津门三词家。正刚即孙正刚（1919—1980），号晋斋，系张伯驹在燕京大学的学生，曾从顾随学词，词人，富收藏。如果加上后面还要谈到的夏承焘（1900—1986）、俞平伯（1900—1990）、吴则虞（1913—1977），可见当时围绕在张伯驹身边的京、津两地填词名手阵容。

1976年，周笃文（后右三）与钟敬文、夏承焘、张伯驹等先生摄于香山农舍

这种应酬也见于另外两通信：

（a05）栖凤小筑俟周君来为扶纸，书好寄去。即问诸词家春祺，碧顿首。

此栖凤小筑也是张牧石的斋号，张伯驹1974年到天津，曾与天津词人雅集于此，有词《南乡子▪与津词客集栖凤小筑》。

（a21）《孤植小筑图》引首画诗词宜卷不宜册，潘素画寄去后可分别征题咏。君坦畏地震，尚在邢台未归，其通信地址为：邢台长征汽车厂设备动力科黄为健转。地震情况缓和，云北京此后无震。津词家金缕曲兴到之作，潘素画小卷当于年前裱存，成一掌故矣。即颂刻祺，碧拜。十一、廿四。

按：孤植小筑亦为张牧石斋号。此信与另一通谈及张伯驹之《红毹纪梦诗注》出版的信同写于一张纸上，张伯驹此书由香港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故可见这是张伯驹晚年的一通信。

在当时仅能靠邮寄交流的方式下，张伯驹与天津的词人关系特别密切，而在信中，他也以词坛老前辈的身份，对他们的作品提出建议。如将他赞赏的吴则虞词作《一萼红》抄录给张牧石，“此词甚佳，都中得一新友可喜”，有誉友之意，亦可证张伯驹与吴则虞交往的开始。又如：

（a18）《临江仙》词甚清雅，惟前后重一“到”字，前可易“秋入梧桐院落”。又台字出韵，或易“亭池灯火楼台”。现成亭池上用何两字，风露、荷芰、杨柳皆不如灯火楼台。请酌。

这是为张牧石改词。在提到夏承焘两首七绝诗的信中说：

（a23）瞿禅自以为草率，实清空自然，七绝诗必不能生硬费解，必须使人一看即懂，应使绍箕看悟之。

可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绍箕即杨绍箕，民国时期新疆督军杨增新之孙，从张伯驹学词。前信提及的“周君”，和（a06）信札中提到的“须星期日有人来照料”，指的都是曾经追随张伯驹长达12年之久的诗词大家周笃文先生。周笃文，1934年生，字晓川，湖南汨罗人。他早在求学时就从老师刘盼邃处知道张伯驹之名，对于这位大名士、诗词大家仰慕已久，1971年终于得到机会，经人介绍，他向滞留北京的张伯驹请益。他当时也在被斗争之列，与张伯驹一见投契，潘素也因此便请周笃文多来帮忙照料：“当时伯老患白内障，视力模糊，教我多来照料一下。此后几乎每周必到，抻纸磨墨，当起了随侍的书童。”

天津词人

周笃文在谈到当年受张伯驹栽培就说：“（他）对于奖掖后学、培植人才更是不遗余力。”对老师亲自修改他的词作《平韵满江红▪唐山地震》达81字，几乎一字一句地改，周笃文回忆说“这真是惊人的修改，令芜句脱胎换骨了。八旬老人，为我如此费心，真是感深肺腑了”。相识不久，张伯驹就将清代词人周之琦的“金梁梦月词人砚”相赠：“他姓周，你也姓周，都搞词，做个纪念吧。”张伯驹春风风人、提携后进的良苦用心，于这批信札中也有点点滴滴的流露。

在这批信札中，也可以看出张伯驹非常性情的一面，他对于某些看不惯的事情是不假辞色的。如在谈到福建诗人陈瘦愚（1897—1990）挽章士钊一事：

（a28）陈瘦愚来信，挽章孤桐《洞仙歌》一阕，讬转文史馆办公室，解放台湾等语，皆入词中，裘秀才革命前途真广阔，外交原则不通融，不能专美于前，沈仰放复生，亦当逊一筹。

可以说是相当不客气了。章士钊于1973年7月去世，此信当写于此后不久。沈仰放（1885—1971），原名曾荫，诗人，生前是北京市文史馆馆员，50年代张伯驹召集北京的老辈词人“打诗钟”，沈仰放是其中一位。张伯驹对他的学生孙正刚，批评尤多：

（a23）正刚又来《人月圆▪中秋》两首，故态复萌，所谓返道难也。绝不和。

（a16）牧石词家：函奉悉，《春游琐谈》五集、《春游词》俱在日内寄。绍箕转交鼻烟壶，墨林制时壶口制一小勺，因我尚有鼻烟两瓶可以闻也。正刚既忙且乱，多为无益之事，以负有涯之生。前曾来信问李大千治印廖同作画事，我复信云此琐碎之事，我脑子里一概没有，问我反误事，应直接去信问笃文。现被问廖同画，答复仍此两语。对此琐碎之事，正刚须保证不再问我。否则，以后对彼来信恕不拆封，原信退回，一笑。李大千印廖同画，有亦可，不有亦可，对此迁挂心神，甚无谓也。前此在君家见到一治印者，一印上刻几十字，此亦为正刚座上客。则知正刚之看法当与我不同矣。

对于孙正刚的“既忙且乱”，张伯驹认为是忙无益之事，辜负有涯之身。实际上亦源于两人性格不同。虽然张伯驹表露出来的是不该为这些琐碎事情耽误，但他对“一印上刻几十字”的看法不同，显示的正是两人对艺术鉴赏的不同趣味。

张伯驹信札：胡苹秋

值得一说的是，张伯驹晚年的一桩“八卦”，在这批信札中也有详细的体现。他曾经和一位托名女性的京剧票友胡苹秋唱和、通信，后来胡之身份揭穿，真相大白。而天津的后辈词友还编写了《秋碧传奇》，将这段故事文学化地表现出来。在致张牧石的信中，张伯驹写了三页（文长节录如下），详细地讲了两人的关系，特别是他在知晓对方为男性后的心态：

（a08）后又致彼信，示以佛法谓忏悔为大功德，觉悟为大智慧，于忏悔中求觉悟。彼覆信不悟，反述及彼三十岁，即膺少将职，与名演员各地会演，男作女装，乘火车以红巾掩口，及遍与名流唱和诗词等。犹眷恋余荣故艳，则知此人实系小有才而大无品者，但此一揭破，大解我之症结。我原以既不能负潘素，又不能负彼，纠缠于心，今则与潘素患难白首，以终余年，易箦之时，心安神定矣。

可以看出张伯驹那种不黏不滞、洒脱达观的性格。

见证他是为中国文化续命的人

作为收藏大家，张伯驹撰写的收藏记《丛碧书画录》共收录了116件藏品，喧传于世的《平复帖》、《上阳台帖》、《游春图》、《张好好诗》等巨迹在50年代前后“多半捐赠或让售于公家”。在他经历了东北之行再重返北京定居这10年时间，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个人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伯驹不仅不再收藏，生活亦难以为继。写于1973年初的这通信亦可见当时情况：

• | 共2 页 :
• 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