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发布研究报告：中国有望在2022年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1月20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在京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报告指出，如果相关改革措施落实到位、中国经济维持稳定增长态势，中国有望在2022年跨入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行列。

“以金融大调整促进实体升级，是中国迈入高收入阶段需要跨越的关键门槛。为此，中国的金融系统需要进行体制性的深刻变革。”

课题组认为，中国在2018-2019年实体经济总体稳健，但金融过快收缩引发下行压力和投资者忧虑。

2018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经济“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研究报告称，金融的过度收紧是本轮经济波动最重要的原因。2017年四季度至今，“资管新规”等政策大幅度抑制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融资，致使新增社会融资断下降。金融收紧导致基建投资快速下滑，同时大幅度抬高部分企业的融资成本，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从具体数据看，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为代表的“非正规”融资快速下跌，单月融资额从2017年12月的2800亿元转为2018年1月的-100亿元，累计同比增速由2017年11月的10.8%下滑至2018年3月的-118.7%。与此同时，人民币贷款等其他融资渠道并没有填补影子银行通道留下的缺口，造成了2018年的新增社会融资的快速下滑。尽管去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稳增长的信号，但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在2018年下半年各月仍低于2017年同期水平。从全年来看，委托与信托贷款同比少增5.33万亿，新增社融（旧口径）同比少增3.5万亿元。

课题组指出，金融收缩一方面导致基建投资下滑，另一方面也带来“弱势”企业融资成本抬升。

“增加的融资成本并非平均分摊在每个企业之上，而是非对称地集中于规模小、竞争激烈、运营风险大、还款能力弱的企业上。一方面，金融收紧与社融总体规模的收缩导致投资者对风险的容忍度下降；另一方面，下降由于基建放缓引，经济下行风险增加，竞争激烈的中下游产业的中小企业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偿还借款与债券的能力边际下降，使得投资者要求的风险调整回报率增加。两个渠道共同作用，导致部分企业的融资成本大幅度提升。”

研究报告称，金融政策的制定应以实体经济的运行周期为基础，切忌行政化、一刀切地“粗暴”调控。应该精准开刀，靶向治疗，从根本上解决金融系统的体制性、制度性问题。

课题组在报告中建议2019年应在以下三方面发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第一，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总体充裕。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中美贸易摩擦悬而未决、美国国内金融市场风险累积的情形，货币主管部门应谨慎施策，关注投资者预期与情绪，保证流动性的总体充裕。在2018年，央行通过定向降准、逆回购、MLF等各种政策工具维持了短期货币资金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在2019年中，应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长期资金市场价格的变化，打通短期与长期、无风险与有风险资金市场价格的传导机制。

第二，改革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对地方基建做全方位地规划、管理。在当前体制下，各地方基建投资管理松散。一方面，基建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专业性不足，监管难、追责难；另一方面，基建项目往往与政府关系密切，单笔融资数额大，因而与之相关的金融资产受到金融机构的追捧，客观上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挤出了其他企业融资。建议成立全国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统一管理地方基建项目的规划、融资、建设与监督，由这一公司对地方基建项目进行市场化成本收益分析，发行债券或组织社会资本为项目融资，并行使出资人权利对项目进行监督、追责。

第三，加快不良资产处置，推动部分行业金融资产与产业资产同步重组。中国的金融体系必须做好准备，动员资产管理公司等专业机构消化风险与不良资产。同时，应下决心帮助僵尸企业破产或重整，不能任其债务无限展期、越滚越大，无限制地消耗金融资源。具体而言，应鼓励银行利用现有拨备消化不良贷款、核销坏账；应综合利用财政、社保等政策解决工人下岗再就业问题；应加快法院破产重整案件的审理进度，强化司法跨区域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