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犹”作为美国保守派打击进步派的政治武器

在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影响根深蒂固的美国政坛，年轻的伊尔汉·阿卜杜拉希·奥马尔（Ilhan Abdullahi Omar）注定是一颗引人注目的政治新星。这位美国首位索马里裔国会议员是一位年轻的穆斯林有色人种女性，她在国会中的出现对很多人来说都已然成为了代表多元身份认同的进步政治势力挑战以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WASP）为主要群体的传统美国权力阶层的一个直观的具象。奥马尔所扮演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充满斗争精神的角色，是敢于挑战与控诉传统政治精英早已习以为常的问题的批评家。事实上，在美国政治整体右转、以特朗普内阁为首的极端保守派势力再一次登上政治舞台的近年来，桑德斯、奥马尔、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人在不同程度上代表着批判和挑战美国历史传统和精英阶层影响的左翼进步势力的崛起。一个月前，奥马尔在国会质询中以极其尖锐的语言抨击特朗普政府的所谓“委内瑞拉特别代表”埃利奥特·阿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甚至敢于直接揭露阿布拉姆斯在尼加拉瓜康特拉事件上涉嫌反人类罪行的历史并直接质疑阿布拉姆斯作为证人的可信用度。这一段质询的视频在美国社会引起极大关注，奥马尔成为了许多左翼人士心中的英雄，一时间风头无两。

伊尔汉·阿卜杜拉希·奥马尔（Ilhan Abdullahi Omar）

而正是这一位敢说大有舍我其谁风范的青年政治新星，却因其对以色列操控美国政坛的抨击尤其是其推特上的那一句“这完全与本杰明有关”而深陷“反犹主义”的控诉，不仅被包括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共和党政敌抓住机会大做文章，甚至民主党也倒戈相向，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指控奥马尔“反犹”并要求其道歉。而与此同时，支持奥马尔的左翼团体也频频发生，《雅各宾报》（Jacobin）等左翼报纸纷纷表态支持奥马尔对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批判，一场“和奥马尔站在一起”（Stand with Ilhan Omar）的运动也在左翼团体、亲巴勒斯坦人权组织、黑人团体、拉美人团体、以及部分对以色列持批判态度的犹太人团体中浩浩荡荡地展开。如今的奥马尔可以说既是誉满天下，又是谤满天下。

事实上，围绕着奥马尔所谓的“反犹言论”在美国政坛上展开的争论从来就不是就事论事那么简单，而是日益分化的美国各政治派别在针对以色列游说集团问题上的又一次站队和斗争，其背后反映的其实是随着美国社会和价值观越来越多元、美国左右政治派别之间矛盾越来越尖锐而产生的美国社会在美以关系这一重要双边关系上的观念割裂。

一、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作用争论和历史脉络

针对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的争论早在奥马尔风波的数年前就已然出现了。早在2006年，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就已经发表了备受争议的《以色列游说团体》（The Israel Lobby）这一论文。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在论文中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被以色列游说集团所操控并且在操控下犯下了很多战略错误。他们认为，由美国在入侵伊拉克之时为了害怕阿拉伯国家的反弹而无法寻求以色列帮助的例子已经证明以色列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已经大大减少了，而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反而招致了很多祸端，比如恐怖袭击与在人权和道德问题上受到的指责。在他们看来，之所以美国没有抛弃和以色列之间早已不再具有战略意义的联盟关系反而在中东乱局中越陷越深，实际上还是由于以色列游说集团对于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以及主流媒体的金钱控制和人员渗透。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包括发动战争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都被以色列游说集团和体制内的犹太官员所绑架了。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以色列游说团体》，他们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被以色列游说集团所操控并且在操控下犯下了很多战略错误。

令人毫不感到意外的是，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著作很快在美国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很快也被扣上了“反犹”这一顶在美国社会中最具杀伤性的帽子。犹太家庭出身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埃利奥特·科昂（Eliot Cohen）愤怒地指责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二人对于美国政府中的犹太官员对国家不忠的指责是十足的“反犹言论”，二人也受到了不少犹太社区的抨击和抵制。

诚然，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某些观点是偏激甚至错误的。二人将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原因归咎为美国政府高层中犹太官员为了保证以色列的安全而将美国卷入了一场对美国有害无益的错误战争，这一说法在国际关系学术界基本上不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以保罗·沃尔福威茨为首的美国政府高层犹太裔官员的确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但是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副总统迪克·切尼等人并非犹太人。美国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有自身的帝国主义利益与战略考量，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等人将伊拉克战争归咎于以色列游说团体显然是偏颇的。

著名政治评论员杰弗里·戈尔德贝格（Jeffrey Goldberg）在《寻常的怀疑》（Usual Suspect）一文指出，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观点并不一定是反犹主义的，而是犹太中心主义的（Judeo-Centric），即过分夸大犹太人的影响力并陷入一种“犹太人控制着全世界”的迷思。值得强调的是，在欧洲历史上，正是这种犹太中心主义的世界观给后来的反犹主义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希特勒等反犹主义者正是凭借着煽动人们对于“犹太人控制了全世界”的恐慌来推动反犹主义运动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关于以色列游说团体的讨论才令犹太人无比敏感。欧美犹太人的心中始终存在着被定性为“不忠的叛徒”然后被大肆迫害的历史记忆。法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德莱弗斯案件”（Dreyfus Affaire）正是使得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等人坚定犹太复国主义信念的直接原因。德国纳粹党也正是凭借着宣扬犹太人是里通外国招致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的叛徒而煽动反犹仇恨的。甚至在对犹太人较为宽松的英美，这一现象也广泛存在。英国著名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就曾持反共反犹的立场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挂钩，还曾在1937年声称犹太人应该为犹太大屠杀“负部分责任”。而在30年代的美国，以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为首的亲德派政客更是大肆宣扬“犹太人对国家不忠”、“犹太人会将美国卷入世界大战”等反犹言论。

回顾历史，可以说今天的欧美犹太人对于被指控“效忠外国政府”和“不爱国”有敏感的反应和深刻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是欧洲长期以来对于犹太人大肆迫害造成的历史记忆创伤。这一历史创伤使得犹太游说集团这一问题在当今的西方世界变得极为敏感，并且很大程度上给了亲以色列的犹太人在争论中的道德高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奥马尔和米尔斯海默等人因讨论犹太游说集团而受到言论压制也就变成了自然的事情。

然而，讨论以色列游说团体左右美国政治这一议题的紧迫性并不会因为问题的敏感性而消失。处于政治正确的原因压制对于以色列游说团体作用的讨论对美国社会是非常有害的。随着美国政治极化的发展趋势，美以关系以及以色列游说团体的作用必须也必然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公开的争论。

以色列游说团体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究竟有多大的作用是一个至今仍然较为神秘且需要广泛讨论的话题。众所周知，由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对于政府的决策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力。包括美国的核心外交政策在内的众多政府决策都受到包括军火公司、利益团体、大型企业的重要影响，而亲以色列游说团体正是在这一政治体制下获得了在美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发言权。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为代表的亲以游说团体通过与美国社会进行从一轨外交到三轨外交的全面游说，在美国社会和政府机关广泛营造亲以环境。AIPAC尤其注重对于美国国会和两党的游说活动。AIPAC前官员斯蒂文·罗森（Steven Rosen）曾扬言自己在24小时内就能使70名参议员在一块餐巾上签名。美国前参议员恩斯特·霍林斯（Ernest Hollings）曾感叹AIPAC对于国会的影响是如此的巨大以致于“除了AIPAC定好的政策之外，我们无法通过任何其他的对以政策。”而在行政部门方面，民主党候选人60％的资金都由犹太支持者提供，政治献金在金钱决定政治的美国政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饱受诟病的媒体和智库对于以色列的过分偏袒也不容小视。可以说，以色列游说集团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确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以色列游说团体”和“犹太游说团体”两个概念虽然密切相关，但并非完全相同。正如学者多佛·沃克斯曼（Dov Waxman）在《亲以游说团体的分裂》（The Fracturing of Pro-Israel Lobby）一书中指出的，将犹太游说集团一律定性为亲以团体其实上是将复杂的问题过分简单化了。犹太游说团体涵盖广泛，除了始终亦步亦趋地紧跟以色列国政府立场的AIPAC之外，还有右翼亲以游说团体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the 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较为中立而常对以色列现右翼政府提出批评的J Street、以及持极左翼态度并反对锡安主义的犹太人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等多个组织。每一个组织都致力于推动自己认为的有利于以色列的事业，但是它们对于什么才是“有利于以色列”的定义却南辕北辙。因此，将以色列游说团体和犹太游说团体之间挂钩是错误的，这一认知错误也会使人容易陷入“反锡安主义就是反犹主义”这一逻辑悖论。

二、反犹主义与反锡安主义的定义之争

在当今的美国社会乃至整个西方社会中，或许难以找到一个能够比“反犹主义”更具有摧毁性的反面政治标签。上世纪纳粹德国发动的惨绝人寰的犹太大屠杀，使得后来的国际社会普遍对于反犹主义有着极强的痛恨。可是国际社会的这一进步思想在如今涉及到巴以问题和以色列国的具体问题中反而发挥着非常微妙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某些锡安主义（又译作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用来压制对于以色列批评的工具。以色列作家阿摩司·伊隆（Amos Elon）曾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犹太大屠杀的惨剧被锡安主义者当作了给以色列国的存在提供正当性的“迷思”。这一点，从美国国务院对于“反犹主义”的具有争议性的定义中可以找到：美国国务院将一切“否认以色列国正当性”(delegitimizing Israel) 的言论都定义为“反犹言论”，甚至将“否认以色列国存在的权利”也定义为“反犹主义”。

从这一定义来说，“反锡安主义”和“反犹主义”被划上了等号。这一定义在包括美国社会在内的国际上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因为巴以问题的特殊性注定了许多国家、政党、政客、学者和民众认为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的建立从根源上是不具备合理性的、锡安主义的历史合法性是可以被讨论被质疑的。这些反锡安主义者绝对不能接受自己被武断地划归为反犹主义者。

当地时间2019年3月22日，加沙，巴勒斯坦人在加沙边境举行“回归大游行” 与以军激烈冲突 。

自建国以来，以色列国的自我定位就是一个“民主的犹太国”。巴勒斯坦人自1948年“大灾难日”（al-Nakba）以来与故土的分离状态给以色列“民主的犹太国建设”提供了实际操作的基础。随着以色列国内人口构成比例的变化，“民主的犹太国”定位注定会遭受到人口形势的冲击。内塔尼亚胡右翼政府在“民主国家”和“犹太国家”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内塔尼亚胡政府推动以色列议会通过的《犹太民族国家法案》首次明文规定“以色列是犹太民族的国家”，使得国际社会严重担忧以色列籍阿拉伯人的合法政治权利受到该法案的侵害。以色列国内亟需一场关于“是选择民主国家还是选择犹太国家”的大辩论，而将反锡安主义直接划定为“反犹”则会使辩论的一方彻底陷入被迫的政治失语。而在国际范围内，支持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左翼政客、学者和民众则严重关切巴勒斯坦难民自1948年来的非人遭遇以及以色列现今对于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和对于加沙的封锁所造成的人权压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追根溯源，将巴勒斯坦人所受到的压迫理解为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人权利之间结构性矛盾的必然产物，并因此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要求巴勒斯坦人对于自身土地的完全回归权。这种思潮在以色列建国以来就始终在国际上广泛存在，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将这些左翼反锡安主义者直接定性为“反犹”将会是武断而错误的。

“犹太人和平之声”组织成员发表言论

同样重要的是，反锡安主义者中实际上恰恰有许多不认同以色列的犹太人团体和人权组织。极端正统派犹太人（Haredi Jews，又作Ultra-Orthodox Jews, 是犹太正统教派中最为保守的一支。他们认为犹太宗教律法享有绝对权威并严格恪守传统教条和礼俗，拒绝参军，政治参与率低，拒绝世俗化教育体系，很多人甚至以研习宗教经典为生而拒绝参加工作。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反对锡安主义，原则上不承认以色列世俗政权的合法性。）根据自己对于“极端正统”犹太教义的理解，认为犹太人唯一被救赎的方式就是等候弥赛亚的到来而不是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他们中的很多人严厉抨击以色列国的建立是“反弥赛亚”的，甚至是“罪恶”的。以Neturei Karta为首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团体毫不掩饰地反对以色列国的存在，在全世界许多反对以色列、声援巴勒斯坦人的游行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某些宗教色彩淡化但是反对锡安主义的犹太人权组织，比如犹太人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也同样持有反对锡安主义的观点。犹太人和平之声致力于支持和平、社会正义、以及巴勒斯坦人权斗争，因而对于锡安主义也持反对的态度。这样的复杂情况使得将反锡安主义和反犹主义划等号的观点陷入了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如果反对锡安主义就是反犹，那么难道要将包括很大一部分犹太人在内的巴勒斯坦的支持者不论其对犹太人的实际看法如何一律定性为“反犹”吗？而如果支持锡安主义、支持以色列国就不代表反犹，那么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于以色列国提供了有力支持但是在美国政府内部进行反犹清洗的人难道可以不定性为反犹主义者吗？

尼克松的例子在阐述这一悖论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众所周知，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中以色列面对阿拉伯联军的打击已然力不从心，在弹尽粮绝之际正是来自尼克松政府的武器空投才使得以色列得以扭转败局。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尼克松高度重视美以关系，与以色列领导层也很是交好。但是新曝光的录音带显示，尼克松是一个有严重反犹主义思想的种族主义者。他不仅多次在私下的谈话中发表反犹主义言论，而且特意在美国政府内部压制和清洗犹太官员。如果反锡安主义就等于反犹主义，那么对于既支持以色列又歧视犹太人的尼克松的评价就会陷入一个完全无法解释的悖论。

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因说“犹太大屠杀不是希特勒的主意”而深陷舆论风波。以色列国与欧美右翼势力的合流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一个极其吊诡的现象，而这个吊诡的现象正是“到底什么是反锡安主义、什么是反犹主义”这一争论未能解决的一个不幸的产物。

相似的情况在今天再一次出现。以内塔尼亚胡内阁为首的以色列右翼政府在外交上与欧美国家的极右翼势力合流，造成了一种极其吊诡的现象：以色列享受着与特朗普右翼政府的合作关系而对特朗普政权下以夏洛茨维尔事件为标志的美国新纳粹势力的兴起和其附带的反犹主义意识形态保持了沉默；内塔尼亚胡与对犹太大屠杀有过争议言论的欧洲右翼政客有着亲近的外交关系，比如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萨尔维尼、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以及波兰总理马泰乌什·莫拉维茨基，对于他们部分否认犹太大屠杀历史事实的相关言论则缄默不语；更有甚者，内塔尼亚胡的儿子在推特上转发新纳粹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因说“犹太大屠杀不是希特勒的主意”而深陷舆论风波。以色列国与欧美右翼势力的合流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一个极其吊诡的现象，而这个吊诡的现象正是“到底什么是反锡安主义、什么是反犹主义”这一争论未能解决的一个不幸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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