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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围猎的猎手 刘士余“投案”背后三个关键点


“在金融市场上,我的体会,金钱的诱惑是巨大的。天使和魔鬼就那么一念之差。”在2017年2月尚且任职中国证监会主席时所说的这句话,如今听起来似乎有些讽刺。

2019年5月19日夜间,中纪委国监委官网首发消息称,“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寥寥数语,看点颇足。例如,在刘士余名后加以“同志”一词,在“违纪违法”前未加经常会出现的“严重”二字,称他是“主动投案”,“配合”而非“接受”审查调查。

观察以往中纪委国监委官网所通报的涉嫌违纪违法者,后来都会被证实有违纪或违法行为。也就是说,中纪委都是在掌握一定的实据之后,才予公开。据此推测,刘士余应该确实发生过违纪违法行为。

不过,中纪委通报中的诸多细节却又隐隐暗示,刘士余的案情不仅有待进一步调查和确认,而且可能比较轻微,不排除他是被“围猎”,配合调查是为说明情况,最终被高举轻放的可能。

无论如何,就这一案例来说,暂且搁下对中纪委简短通告的咬文嚼字,至少还能够发现有三个值得注意之处。

刘士余曾任的证监会主席一职,是中国最受关注的官场职位之一(图源:VCG)

首先,金融反腐暗潮汹涌。

刘士余30多年的仕途一直在经济金融领域。早年从上海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进京入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之后分别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仕职升迁。2016年2月,在中国证券试水“熔断机制”意外引发股市跳水不久后,刘士余由中国农行董事长获任接棒肖钢证监会主席之职,颇有“救火队长”临危受命的意味。

然而如今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而其相关行为很有可能正与其所从事的金融方面工作有关。如果最终因此落马,也将是中共金融反腐的又一案例。

目前已有分析认为,刘士余正是江苏连云港灌云人。在他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江苏省IPO(首次公开募股)数量从第4名跃居第1名,5支江苏省银行股获批上市,银行股里江苏省占比亦获居首位。这是刘士余案情嫌疑最大的地方。

一度猛批刘士余的经济学家韩志国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2017年5月发表微博称,“我不认为这与证监会的主要领导出生在江苏有绝对的必然联系,但也绝不可能排除这其间耐人寻味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使不是领导授意,那也是属下会拍马屁!”

另外也有消息称,刘士余涉案,源于早前被称为“债市一姐”的南京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总经理戴娟失联一案。时间上的巧合之处在于,戴娟在2019年2月15日被南京市经委带走协助调查。大约3周前的1月26日,任职不到4年的刘士余卸任证监会主席。

此前文章《“扩边”与“下沉” 数字揭秘赵乐际新反腐》曾统计发现,中共十九大后,在党政系统相对边缘的区域,特别是中央一级组织机构、国企和金融系统,落马者的数量却十分可观。中纪委国监委网站显示,2017年10月十九大后至2019年5月已有29人落马,而十九大之前时间里却仅有52人。可见,在十九大后一年半时间里,已经比之前5年人数的一半还多。

其次,中国证监会的工作的确是“火山口上的交椅”。

或许并不只是证监会,掌管“钱袋子”的曾经的“一行三会”,也就是如今的“一委一行两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都是非常容易出现权力寻租,也非常容易被盯梢反腐的地方。

其中,能够让企业获得官方认可加持,同时得到市场集资暴富,但是监管不够规范的证监会或许尤其如此。早前落马的证监会发行部三处处长刘书帆在接受调查时供述,他帮助上市公司通过定增审核、获取内幕消息进行股市交易,获得贿款和股市收益上千万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47美元)。而比刘书帆级别更高的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更是曾有“发审皇帝”之称。

2017年5月曾有统计显示,中共十八大后“一行三会”涉案人员共有10人,其中证监会系统所占最多,为5人,分别是:副主席姚刚、主席助理张育军、投资者保护局局长李量、发行监管部处长李志玲、山西监管局原副巡视员贾岷岫。

如果此次刘士余案情坐实,他将成为证监会自1992年成立历任8位主席以来,首个没有平安落地的一把手。同时也将成为继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之后,“一委一行三会”历史上首个接受审查的正职主席。

再次,刘士余任期里在证监会的工作不能一概抹杀。

2016年2月刘士余上任之时,可谓是“奉旨救火”、整顿证券金融乱象、背负改革重任与期待的英雄般的人物。尽管一系列雷厉风行、豪言壮语招致不少批评,仍然获得外界较多认可。此番突然涉案,令坊间舆论惊愕不已。

不得不说,在其任内1,000天里,IPO常态化确实制造了权力寻租的巨大空间,埋下了许多金融隐患,客观上仍然符合激发市场活力的逻辑。这也是需要认可的方面。

同样争议较大的则是密集出手清理险资、打击游资、喊话或发函敲打违规行为,诸多举措确实是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强制性干预,确也有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更值得肯定的,则是改革与监管并进的一系列制度性建设。例如,再融资制度大修、出台减持新规、修订并购重组信息披露规则、修订退市制度,等等。

当然,证监会的新政并非刘士余一人之功,中央层面其实早有方向性决策。然而无论如何,刘士余都是中国证监会发展史上一位无法忽视的角色。中纪委在通报刘士余案情时的谨慎操作,或许也说明该案与以往其他案件有很大不同。最终结果还需进一步调查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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