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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吕思勉的“材料卡片”


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合刊》中曾说到他的老师吕思勉先生写断代史时使用的“材料卡片”,他说:“余又屡去其(吕思勉——引者注)

沪上之寓所。抗战时开明书店曾邀余作国史长编,余介绍之于诚之师,得其允诺。已有分编成书。乃诚之师案上空无一物,四壁亦不见书本,书本尽藏于其室内上层四周所架之长板上,因室小无可容也。及师偶翻书桌之抽屉,乃知一书桌两边八个抽屉尽藏卡片。遇师动笔,其材料皆取之卡片,其精勤如此。”(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合刊》,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卷五十一,62-63页)

这段回忆,说的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事,那时光华大学复校(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为了避免向日伪登记,光华大学停办,文学院改名文学社,理商学院改名为格致理商学院,以便让在校学生完成学业,至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才复校),租上海汉口路证券大楼的七八两层用作校舍,学校在八层撇出一间作为吕思勉的宿舍。民国时期的教授生活,今人常有过分美化的想象,读钱氏的回忆,则吕舍的简陋情状一览无遗。回忆中说的“国史长编”,乃是指吕先生的断代史系列。大约自中年以后,吕先生便决心以一己之力,撰写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六部断代史,此时《两晋南北朝史》已脱稿付印,开始撰写《隋唐五代史》。但吕氏撰断代史时用的是怎样的“材料卡片”?钱先生未曾细谈。

在吕先生留存的各类遗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撰史时使用的材料,它们被分门别类地包扎好,包裹纸上写有材料的门类:社会、政治、经济、妇女、生计、宗教、四裔、学术、文字等等,这里面部分是完稿或未完稿的读史札记,部分是史料的摘录或报刊杂志的剪报,其中有一包是撰写《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的史料摘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吕先生撰断代史时使用的“材料卡片”。

吕先生的这一包史料摘录,写在裁成约17×12.7大小普普通通的草稿纸上,分成“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五小本,都是从正史上抄录的材料,其中“宋史”一百零四页,“辽史”四十五页,“金史”五十五页,“元史”七十一页,“明史”八十三页;总计三百五十八页(见图1:五本材料摘录: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所摘录的材料都有自定的格式:如“安石上书:五七,5,上”,“五七”表示《宋史》第五十七卷,“5”表示第5页,“上”表示该页的正面;即“王安石上书”的记载,在《宋史》第五十七卷第5页的正面。其他如“雍熙伐辽:十三,1上—— 6下,8上”,“顺昌山=桃花源:四百五十八,6上”(《宋史》四百五十八卷《杜生传》云:顺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乱于顺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风裁甚整,即之语,士君子也。怪而问曰:“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语之故。主人曰:“乱何自而起耶?”众争为言,主人嗟恻久之,曰:“我父为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复出。以我所闻,但知有熙宁纪年,亦不知于今几何年矣。”吕先生认为,此段记载,可以与陶渊明所记之“桃花源”相印证,故在“顺昌山”与“桃花源”间,画了个“=”符号)、“高昌国,国中无贫民,绝食者共振之:四百九十,4下”等等。所以,这一包“材料卡片”其实都是材料(在“正史”上)的页码摘录。

图1:五本材料摘录: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材料卡片”分两类:一类是政治史,如“太祖传太宗事及赵普”“缓攻北汉及遂伐辽”“真宗时辽寇”“仁宗时之辽”“辽夏之衅”“真宗刘后”“郭后之废”等。吕氏的断代史上册是政治史,下册是文化史,这一类应该是写断代史上册所准备的材料摘录。

(图2:材料摘录中“缓攻北汉及遂伐辽”一页)

另一类是专题史的材料,分类的题目有:宫室(器用)、宗族、风俗、封建(政体)、宗教、移民、医、阶级、财政、伦理、钱币、交通、兵、刑、经籍、礼乐、名讳、丧报、水利、史、纪年、美术、选举、地理、户口、妇女、度量衡、赋税(总)(田)、赋税(屋)(契)、赋税(山泽)、赋税(卝)(矾)、赋税(役)、赋税(盐)、赋税(茶)、赋税(酒)(醋)(榷货务)、赋税(商)、赋税(坊场)、赋税(杂)、社会、外交、葬埋、实业(农)(渔)(牧)(矿)、实业(工)、实业(商)、食、食(仓储)(漕运)、食(入中入边)(籴粜)、食(仓储)(漕运)(市籴)、服、历法、学术、职官、区划、四夷等等,这些都是写下册文化史的材料摘录。每一专题下,列出的材料页码,少则几条、几十条,多则上百条。每本材料,都附有“币价考”,如“宋史币价考”,共有七页,摘录《宋史》上的币价材料,自第一卷起,到最后第四百九十六卷为止,所记“币制”“币价”的材料有六百九十七条(每一个页码,即一条材料)。

(图3:材料摘录《宋史》一叠内的“宋史币价考”“钱币”“赋税”)

图2:材料摘录中“缓攻北汉及遂伐辽”一页

图3:材料摘录《宋史》一叠内的“宋史币价考”“钱币”“赋税”看着这些“材料卡片”,可以想见吕先生治史工作的第一步是阅读史书、摘录材料(页码),并加以分类、汇编:即一边读史书(材料),一边按照自己设计的史著结构,将史料分门别类地摘录、归类。这包“材料卡片”,大部分都是摘录材料所在的页码,少数是摘录起讫的句子。按页码去复核吕先生使用的“正史”,相应页码上“材料”都是用红笔圈点过的。还有一些“材料卡片”是直接将“正史”或其他史书上的段落剪贴下来,再加上分类的标题或首尾处写上自己的分析或评述。严耕望在《治史答问》中论述过吕氏断代史的特色,他说:吕氏的断代史“每部书前半综述这一时代的政治发展概况,后半部就社会、经济、政制、学术、宗教各方面分别论述。前半有如旧体纪事本末,尚较易为功;后半虽类似正史诸志,而实不同。除政制外,多无所凭借,无所因袭,所列章节条目虽尚不无漏略,但大体已很周匝赅备,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这些“材料卡片”就是严氏所说的“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的最直观的反映。

材料的摘录是一项没有止境的工作,所以“材料卡片”上摘录的页码是不断有增补的,有许多“材料卡片”是随读随记、随记随考,已有读史札记的雏形,比如有一页题为《何不食肉糜》(写于1956年)这样写道: 《晋书·惠帝纪》:“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此语或疑其不实,然惠帝之蒙蔽则必不诬矣。《金史·世宗纪》:“辽主闻民间乏食,谓何不食干腊?”(大定二十六年,第八卷,第六页上)此语与晋惠帝之“何不食肉糜”可谓无独有偶。金人之于天祚未必造此语以诬之,则惠帝此语亦未必无也。人君所处之境,与恒人绝殊,故其人之见解亦不可以恒理测度,有衡以寻常……而见为不近情者以论君主,则反为近于情实也。

(见图4:读史札记“何不食肉糜”草稿)

图4:读史札记“何不食肉糜”草稿大约吕先生读到《金史·世宗纪》上有“辽主闻民间乏食,谓何不食干腊”的记载,便联想到《晋书·惠帝纪》上有“何不食肉糜”一事,随即写下了自己的分析和推论。确实,历代帝王,多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之情伪,一物不知!其所处之环境,既与常人绝殊,故其人之见解,怎可“以恒理测度”之?此所谓一语破的!而史家的通达与史识,也由此可见。

大致材料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就可以撰写较完整而系统的读史札记了。吕先生的读史札记有一点与乾嘉前辈稍有不同,那就是他的许多读史札记是分专题成系统的,这在“材料卡片”中已有反映,而他写的史学论文,实在多是由系统的札记建构而成的,如他的《匈奴文化索隐》一文,就由《匈奴为夏后氏苗裔》《匈奴风俗》《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匈奴与中国同文》《五饵》《匈奴人口》等六篇札记组成;《汉人訾产杂论》是由《论古人日食之率及汉代訾产利率顾直》《论前汉赏赐》《论后汉三国禄赐及赐人民》《论汉世赠遗》《论汉世购赏》《论汉世丧葬之费》《论汉世臧盗振恤》,《论汉世卖爵赎罪》《论汉世榖帛之贾》《论汉世马贾》等十篇余札记组成。其他如《道教起源杂考》《秦汉移民论》等,也都是用这种方式撰写的。

不仅是史学论文,吕先生的断代史著述,实在也是由系统的、专题性的札记建构而成。比如他的《秦汉史》下册第十七章第六节交通,全文一万余字,有二十个自然段,如果对它做一番“解构复原”,给每一段拟个小标题,就可得“札记”二十篇:(一)乘车为体制起见,(二)畜牛者多于马,民间驾车、官家运输多用牛,(三)宫中用辇,(四)民间多用驴,(五)国家奖励民间养马,(六)汉之马政,(七)汉道路之修治,(八)汉时边方之道,(九)汉时道旁植树,(十)前后汉驿法一大变,(十一)私家可置驿,(十二)邮驿,(十三)烽燧,(十四)汉时传舍,(十五)亭传之置,(十六)关梁,(十七)传信于郡国以符,(十八)水运与海运,(十九)汉世之造船,(二十)僻陋之地少舟船。又如第十九章“学校”一节,全文约一万四千余字,可按内容“解构”成札记二十篇:(一)古今政教之一大变(学术为士大夫所专有之局破),(二)西汉之大学,(三)汉之三雍,(四)后汉之大学,(五)汉世多孤寒向学之士,(六)汉世入学者年龄,(七)汉时学校风潮,(八)汉时博士及博士弟子之选颇为重视,(九)汉世学业多得之在官,(十)学校当重教化,非重学业,(十一)汉世郡国之学,(十二)学校讲教化故最重者为礼,(十三)汉时庠序多讲教化而有名无实,(十四)汉时资助吏民之好学者,(十五)汉世良吏多能兴学于辟陋之地,(十六)汉世文学之职于郡国教化关系颇大,(十七)汉世私家教授之盛,(十八)汉儒居官者多不废教授,(十九)汉兴儒学之效,(二十)汉世之游谈之风等等。当然,就系统性而言,各章节也有程度的差异,有些详尽,有些简略。《秦汉史》共二十章,第一章为总论,不分节;上册有十一章七十九节;下册设八章四十七节;总共一百二十六节,也就是一百二十六个专题性、系统性的札记长编。以这种方法来“解构”读吕氏的《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等著述,都可以看出有明显的“专题或系统性的札记”的特征。

不论是这包“材料卡片”,还是其他的史料摘录和札记草稿,吕氏所用的纸张都不讲究,有些是剩余的考试纸,甚至还有旧时店家的广告纸。“材料卡片”中有十来页,是摘录在《中国史籍读法》草稿的反面,《中国史籍读法》是吕先生为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班学生做演讲而写的最后一份讲义,完稿于1954年的6月,可见这几页“材料卡片”是摘录于1954年6月之后。然二年前,因《隋唐五代史》的出版受阻,吕先生给开明书店王伯祥先生去信,说“断代史”的撰写“截至五代止”(《王伯祥日记》第二十六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38页)

。换言之,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决意不写了,何以为这两书而做的“材料卡片”却仍在继续呢?大约这种自幼养成的读史料、做摘录的习惯,已经成为吕氏不可或缺的日课,成为他的“生活的方式”和“生命存在的标志”了。

(陈平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原系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收入张保宁:《文学研究方法论读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2017年版,291页)。

王培军君写有《卡片学问》一文(下文简称“王文”),说“《围城》中李梅亭的卡片箱里,一只只都是小抽屉,拉开抽屉,里面是排得整齐的白卡片,像图书馆的目录。……这些卡片照四角号码排列,分姓名、题目两种。”说“此必是借吕思勉事,以为‘恶谑’。”(王培军:《卡片学问》,见《文汇报》2013年10月24日)

“王文”还引上文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合刊》那段回忆为佐证。这个推测也是有道理的。钱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与吕先生是至交,同在光华大学任教,钱先生或许拜访过吕先生,或许目睹过吕先生的写作情形。然后,翻遍吕氏的遗稿,未见有类似“李梅亭”式的卡片箱与卡片纸。不过,早年的钱锺书先生视吕氏的治史是“卡片学问”有可能是实情。1937年,钱锺书先生写过一篇《谈交友》,文中有对“卡片学问”多有嘲笑,他说:“时髦的学者不需要心,只需要几只抽屉,几百张白卡片,分门别类,做成有引必得的‘引得’,用不着头脑更去强记。但得抽屉充实,何妨心腹空虚。最初把抽屉来代替头脑,久而久之,习而俱化,头脑也有点木木然接近抽屉的质料了。我敢预言,在最近的将来,木头或阿木林等谩骂,会变成学者们最尊敬的称谓,‘朴学’一个名词,将发生新鲜的意义。”(钱锺书:《谈交友》,见《文学杂志》1937年5月创刊号)

钱氏的这一番言论,想必一定是专有所针、是有感而发,他岂会把治学用不用“材料卡片”与用不用“心”混为一谈?在《谈交友》一文刊出四十六年之后,即1983年吕氏的几部断代史以及《读书札记》等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再版,吕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女士将重印之父亲遗著,分送国内外学界同人或吕先生的好友,钱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位。是年4月,吕翼仁女士收到钱先生的致谢函

(见图5: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九日钱锺书先生寄吕翼仁的致谢信,原信文末),其中写道:“犹忆曩先君,得瞻长德凤仪,而无知不悦学,未能多请教益,抚今追昔,弥增悔恨。”这几句话,与其说是客套应酬,倒不妨说是钱先生的真情流露(见“王文”),抑或晚年的钱先生对“卡片学问”已改变了看法?

图5: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九日钱锺书先生寄吕翼仁的致谢信自西方的章节体传入并逐渐成为史学撰述的主流体裁之后,传统的撰史方式已与我们渐行渐远了。像吕先生那样老一辈的史学家,之所以还能恪守着这种传统的方式,自与他们青少年时所受的教学、训练有关,也与当时的学风有关。严耕望先生称今日通行的论文体裁为“常行体”(严耕望:《治史经验谈》,见《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73页)。与这种“常行体”相比,由系统的札记建构而成的论文著述,不仅有体裁上的差异,也有撰史程序上的不同。在这里,撰史的程序对史书的质量具有重大的影响。“札记”体的论文著述,既然由系统的札记所组成,那它的撰写程序,只能从读史书、写札记入手,等到札记有了一定的积累,论文或论著也就水到渠成了。吕先生曾批评当年大学生做论文的方式,他说:“最要不得的,是现在学校之普通做论文的方法,随意找一个题目,甚而至于是人家所出的题目。自己对于这个题目,本无兴趣,自亦不知其意义,材料究在何处,亦茫然不知,……不该不备,既无特见,亦无体例,聚集钞撮,不过做一次高等的钞胥工作。做出来的论文,既不成其为一物,而做过一次,于研究方法,亦毫无所得,小之则浪费时间,大之则误以为所谓学问,所谓著述,就是如此而已,则其贻害之巨,有不忍言者已。”(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收入《吕思勉全集》第十二册,750页)

李伯重先生曾写有《论学术与学术标准》一文,说我国的“学术著作今天越来越被国际学界视为假冒伪劣而不屑一顾”,文中以宋史研究论文为例,说据2005年的统计,“近50年来刊出的宋史研究论著总数多达1.5万篇,而其中绝大部分刊出在这二十五年中”,这些宋史论文中,“1/3-1/2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三期)。如果我们把吕氏的史著称之为“札记”体,那么“常行体”应该是“札记”体的“升级版”;有了“札记”体的基础,再来撰写“常用体”的论文论著,就能保证著述的质量,也不易炮制“假冒伪劣”或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了。

附录钱锺书信函原文:翼仁女士著席:忽奉惠寄诚丈遗著,念旧相存,不遗在远,既感且憾。犹忆曩先君,得瞻长德凤仪,而无知不悦学,未能多请教益,抚今追昔,弥增悔恨。幸大家能保楹书,复使流布,俾炳烛余明,稍补平生未足之心,差以自慰耳。上月海外人来示家宾四《师友杂忆》一册中,有一章述与诚丈交谊,道及大家,殊有情文。亦寓目可惜未录副也。专此致谢,即颂近祉。 钱锺书敬上 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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