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论坛与中国经济崛起

中国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始于1979年，那年，由饱经风霜的中国知识分子钱俊瑞带队、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组成的一个小代表团来到了瑞士达沃斯。钱俊瑞曾被关进监狱八年，饱受折磨，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

自那以来，中国和达沃斯已成为国际经济和政治界最古怪的一对权力组合。这个关系记述了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崛起的故事。中国领导人多次选择该论坛发表重要的政策讲话。

在负责镇压了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活动近三年后，时任中国总理的李鹏来到达沃斯，敦促全球工商界领导人恢复在中国投资。从2007年开始，中国总理开始在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联合举办每年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召集发展中国家的工商界领袖来华对话。2017年初，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选择了达沃斯，作为他呼吁世界不要拥抱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舞台。

需要应对国内经济放缓和投资低迷的中国官员们，准备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传递一个积极的宣传信息。他们的宣传点是：上周与川普政府签署的初步贸易协议意味着，中国仍是跨国公司保留大部分制造供应链的好地方。

表面上看，中国在这个颂扬自由贸易和市场的论坛上是一个尴尬的参与者。在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国家中，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对某些进口商品保持着最高关税的国家，尽管在过去18个月里它开始降低关税。中国在一系列行业赢得了全球主导地位，靠到是政府的慷慨补贴和精心制定的、往往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产业政策。

多年来，中国派往达沃斯的代表团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演变。首个代表团里主要是像钱俊瑞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富有的中国企业家在代表团起主导作用。中国最大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如阿里巴巴的马云和百度的李彦宏，像是一个非正式俱乐部的成员，每年在达沃斯聚会，他们住在装饰优雅的小木屋里，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山坡和上方森林的壮丽景色。

中国的国有企业，如主要输电公司国家电网，一直派代表出席达沃斯论坛，但随着习近平加强了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这些企业在过去几年里派出的高管人数也在增加。随着国内控制的加强，达沃斯论坛已成为国有企业老板和其他中共高级干部能获得北京方面的批准离境，参加的为数不多的活动之一。

中国高管们在论坛上几乎不发言，只在论坛附近的小别墅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商领袖举行了广泛的私人会晤。来自全球咨询公司的顾问帮助中国的领导们安排长长的按小时排的会面时间表，每晚还要出席鸡尾酒会和晚宴。

在世界经济论坛准备于本周庆祝自己的50周年纪念日之际，中国和该论坛在全球化和国际开放的辞令与中国日益由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之间取得平衡的能力，已经充分显露出来。

中国今年的代表团团长是常务副总理韩正，这个选择突显了中国的这种平衡做法。韩正负责中国经济的日常管理，还负责监督香港政策。在这个半自治的中国城市，因为许多香港居民反对北京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已连续七个月发生抗议活动，有时甚至出现暴力冲突。

中国国内也有人在问这个大问题：政策制定者们是不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在达沃斯倾听全球精英的声音，而未觉察到国际上民粹主义的抬头，这种民粹主义已经引发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以及与欧洲的紧张关系。这种民粹主义如今也在威胁着达沃斯以及参与论坛的世界精英们所代表的全球化。

“达沃斯论坛上的讨论和弥漫的情绪可能让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麻痹大意，”康奈尔大学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

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伙伴和经济竞争对手们也在质疑，他们是不是花了太多时间听中国在达沃斯论坛上的发言，而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关注中国的实际行动。

例如，在习近平在2017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大声称赞自由贸易的同时，他的政府却在积极推进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其目的是用本国生产来取代取代进口的半导体、商用飞机和其他先进科技产品。

中国的官员和经济学家承认，北京没有预见到对蓝领工人失业的全球担忧会增加，比如美国和德国。但他们强烈否认那是中国广泛参与达沃斯论坛的过错。相反，他们把没有捕捉到这些信号归咎于中国未能与全球各地的工业中心社区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朱民说“中美之间缺乏民间交流”，尽管中国已在过去两年里大力扩大了这种交流。朱民现在是世界经济论坛的董事。

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务长丁远说，西方银行家、跨国公司高管及其他为北京提供咨询的人士最初没有把民粹主义的兴起当回事，这是他们的错误。中国的错误在于，没有让国有媒体和其他研究人员到世界各地看看，而不是全神贯注地倾听精英们在达沃斯、纽约和西方国家首都的发言。

“去俄亥俄州走走，”丁远说。

不管中国是否过于关注达沃斯，两者的伙伴关系显然一直很密切。而且，中国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受益者。

当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于1971年创办论坛时，中国仍深陷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中。那年冬天，当少数成功的欧洲商人和学者聚集在富裕的达沃斯时，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仍处在极度贫困之中。国内大多数的大学已关闭快五年了。钱俊瑞本人还在监狱里受煎熬。

当邓小平于1978年在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时，施瓦布来到北京，邀请邓小平到这个当时名为“欧洲管理论坛”的活动上发表演讲。邓小平拒绝了。但他在1979年派出由钱俊瑞带队的一小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去参加论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刚刚在一个月前批准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

这个选择其实是偶然的。

钱俊瑞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学家，他有非同寻常的政治关系。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直言不讳地提倡土地改革，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他的父亲是一名佃农，曾被地主殴打并投入监狱，那之后，钱俊瑞参加了革命。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政治官员，他与国民党军队打过仗。中国内战于1949年结束后，他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和文化部党组书记。

监狱和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几近崩溃，这使他变成了一个提倡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者。1975年获释后，他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科会科学院当时的地位很特别：它是北京唯一一家政府授权的国际政策研究机构。现在北京有很多家这样的研究机构。

参加达沃斯论坛后，钱俊瑞很快就安排中国社科院与施瓦布和论坛建立伙伴关系。达沃斯论坛得益于瑞士在政治上中立的名声。在四年前刚刚结束的越南战争中，北京和华盛顿曾支持冲突中的对立方，因此在中国，与美国的商业和经济往来大都是政治禁区。

达沃斯论坛很快开始在将欧洲投资和商业理念引入中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有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概念，而不只是合作社或公有制，部分正是因为接触到论坛上的讨论。

达沃斯是苏黎世附近瑞士德语区的一个度假小镇，距离慕尼黑三小时的车程。长期以来，德国的跨国公司在该论坛扮演着重要角色。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几乎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企业都快，这在一定程度上靠的是德国在这个论坛上的关系。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说，如今，中国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利用出席论坛的机会，来消除海外对他们向国际市场扩张的担忧。

“他们需要在这个全球论坛上解释自己，”林毅夫说。

但中国的企业家、经济学家、金融家和政府官员仍在出席论坛。

“参加论坛对中国国有企业有好处，因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对中国和整个世界仍很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官员朱民说。“他们改变思维方式，改变经营方式，这是好事。”

尽管达沃斯也许不是中国倾听全球经济政策观点的完美场所，但中国看来可能会继续注意听下去。

“达沃斯太小、太冷，而且论坛的时间经常与中国的春节冲突，”朱民说。“但人们仍会去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