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误解，美国南北战争不是废奴之争而是维护统一

1865年4月9日美利坚联盟军总司令罗伯特‧李（Robert Edward Lee，1807─1870年）向联邦军指挥官格兰特（Ulysses S. Grant，1822─1885年）投降，标志着为时四年、牺牲62万人的南北战争终告结束，但这场内战的起因与影响至今仍在撕裂意识形态各异的美国人民。

比方许多南方州依旧悬挂联盟旗帜，或竖立联盟军政要员的铜像。肯塔基州法院大楼外近日升起联盟国的第一面国旗，结果引来批评。密西西比州州长泰特‧里夫斯（Tate Reeves）于2020年4月3日公告本月为“联盟遗产月”（Confederate Heritage Month）的举措，更引起两派人马的不同反应。像联盟士兵遗孤组织（Sons of Confederate Veterans）欣喜地高喊“上帝保佑联盟国士兵。他们永不应被遗忘。上帝是我们的辩护者！（Deo Vindice）”。但《密西西比大学报》（The Collegian）编辑凯尔（Kyle Hamrick），则是嫌恶地批判道：“仿佛新冠病毒还不够糟似的，美利坚联盟从坟头外回来了”。

许多南方州至今仍悬挂美利坚联盟国的旗帜，还有种族主义者也习惯借此宣扬认同，图为2015年3K党份子于南卡罗来纳州举旗游行。（Reuters）

无论各派对美国南北战争起因的解释有多殊异，举凡奴隶制存废、州权、经济冲突等等，但唯一不能否定的，即美国的主权与领土统一在此战得到彻底巩固，对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年）来说这始终是首要之务，废奴反倒不是最该优先解决的问题。

废奴主义者恐怕不乐意淡化奴隶制对南北战争的催化作用，深怕这会连带抹去蓄奴的罪恶。但实情是林肯从不是为了道德人权出兵平叛，且也只有国家分裂的危机消失后，才能保障全面废奴的可行性。

林肯本身厌恶奴隶制，但不愿在法制上太快废除，以免激起南方的反弹，因此渠反对废止1850年通过的《逃奴法案》（Fugitive Slave Act）；在1858年竞选参议员时，也对不同地方的群众发表自相矛盾的演讲。渠一面向芝加哥人说道“所有人生而平等”，一面却向查尔斯顿（Charleston）居民宣称：“我从来不赞成白人和黑人以任何方式获得社会和政治上的平等，我从来不赞成给黑人投票权……我赞成将高人一等的地位给予白人”，而现场听众则回报以热烈的掌声。

也因这种“灵活”的温和立场，林肯被共和党推选出来竞选总统，共和党认为此人应能缓和南方独立的念头，但南方州依旧警告林肯一旦当选将脱离联邦。故林肯胜选后，立刻发表演说安抚南方：“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在有蓄奴制的州里干预蓄奴制度。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的合法权利，而且我也没有这样做的意愿”，同时强调美国的不可分割：“我认为这些州所组成的联邦是永久性的……任何州均不得仅由自己动议，即可合法脱离联邦……我认为依照宪法与法律，联邦是不可分裂的；我将尽我所能，务使联邦法律在所有各州得到忠实贯彻，这是宪法本身明文规定责成我这样做的”。

林肯（右五戴高帽者）将维护国家统一视为执政要务，而非企图一味激进地全面废除奴隶制。（AP）

因此当南方州执意自组“美利坚联盟国”后，林肯立刻认定这是反叛，并绕过国会授权迳自派军平乱，同时其呼吁人民参军的理由也是维护联邦而非废奴。1861年美国国会肯定林肯的举措，并通过决议宣称战争目的“不是为了任何征服或者镇压目的，也不是为了推翻或者干涉南部诸州的权利和现存制度，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保存联邦”，明明白白地宣告国家统一的优先性与必要性，奴隶制存废根本不是最大起因。林肯与国会也没打算在内战中顺势废奴，以免断绝拥护奴隶制的南方州回到联邦怀抱的任何希望。

故美国国会于1861年8月通过《没收法案》（Confiscation Act），允许向联盟军作战的黑奴可获得自由时，林肯便表示反对，渠认为这很可能激使未加入美利坚联盟的肯塔基、马里兰、特拉华、密苏里等四个蓄奴州也跟着脱离。而当林肯闻知联邦军将领弗里蒙特（John Charles Frémont，1813─1890年）在密苏里州没收叛乱者财产并释放黑奴后，也立刻解除其兵权。废奴主义者对林肯的行为颇不谅解，《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创办者格里利（Horace Greeley，1811─1872年）还写信质问道“您已经过多地被议会中那些来自边境地区蓄奴州的政客们所左右”。

不过林肯回信辩称：“我的最高目标既非挽救奴隶制度，亦非摧毁奴隶制度，而是拯救联邦。如果无须解放一个奴隶就能拯救联邦，那么我将不会解放一个奴隶；如果必得解放所有奴隶方能拯救联邦，那么我将会解放所有奴隶……如果说我对奴隶制和黑人做了什么，那是因为它有助于拯救联邦”。这更是清晰地表达：废奴与否仅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手段，后者才是战争的起因与目的。

也正因如此，所以林肯在废奴的脚步上一直前进得很慢，甚至起初还不肯同意黑人加入联邦军队，以免伤害白人士兵的自尊。还有知名将领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年）一开始也不愿接纳黑人士兵，甚至曾把逃亡黑奴送回主人身边，但他对南方的反叛又是咬牙切齿地痛恨。

联邦军将领谢尔曼在作战时以残酷著称，但渠目的正在于吓阻南方不敢再恣行分裂，因此林肯也赞同其焦土式的战术。（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谢尔曼曾恫吓道：“我们能让战争可怕到在南方人再次动武前厌恶战争好几个世代”，并实施极惨烈的焦土作战，下令不留半点资源给南军。尽管手段严苛，但谢尔曼表示从不觉得该道歉，林肯也称许谢尔曼的战功。这在在显示，比起解放黑奴，阻止分裂才是当时联邦的最高目标。

重新梳理这段历史，就能解释何以直到1863年1月1日林肯才公布实施《解放奴隶宣言》（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且仅宣告叛乱州的奴隶可得自由，同时又允许叛乱州在百日内若放下叛旗将可保留原有制度，直到1865年12月美国宪法通过第13条修正案后才正式全面废奴。林肯对此直言不讳地承认：“解放奴隶会给我们带来在南方土地上生长起来的20 万人，它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东西，也使敌人减少同样多的东西”，彰显唯有解放黑奴可帮助联邦打赢战争后，林肯才愿意促成。同时他又留下后路让叛乱州归附与安抚蓄奴的前述四州，就是要尽可能以最低成本加速国家统一，而非彻底颠覆改造南方的社会制度与生产方式。

但这无损于林肯的伟大贡献，毕竟美国在其领导下免于分裂，又防止英法等国借机重新殖民北美的阴谋。再说也只有在统一国家与强化的联邦政府权力下，废奴政策才能进一步巩固。且内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农业，1894年更超越英国跃为世界第一，显现停止内耗的美国能释放的潜力有多么巨大。

只是饱尝内乱之苦的美国，竟挟着重建后的巨大能量，走向海外扩张之路。1898年美国国务院声称“不断扩大我国产品的海外销量，已不再仅仅是一个贸易问题，而且变成每个政治家都必须予以关注的严重政治问题”，更揭露其奢望国内资本宰制国际秩序的帝国主义本质，至今美国仍秉持这项原则指导其外交政策，由此引发与不少国家的摩擦。

最重要的是，美国誓死捍卫自身的统一，但对他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就没那么尊重，譬如策动巴拿马自哥伦比亚独立、分割朝鲜半岛、阻止南越举行普选实现统一，介入中国内战、至今仍对台湾问题指指点点。

而美国对此的干预借口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保障“自由”或“民主”云云，但若用同样的尺度去评价林肯，他肯定是个不尊重南方州“自由民主”的“独裁者”，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讽刺。从这种双重标准也显露另类的“美国优先”：即只有美国的国家统一与主权不容挑战，至于其他国家──端视有无触犯美国利益再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