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危机同时爆发，特朗普以受害者自居

2020年大选年伊始，美国朝野都在讨论弹劾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连任选举的影响。那时，没有人能都料到，短短数月，特朗普连任竞选的影响因素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因为疫情而导致的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美国经济萎缩，以及一场因为非裔男子被杀而席卷全国的抗议及暴力活动，几乎在同一时间集中爆发，让特朗普完全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因为疫情而导致的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美国经济萎缩，以及一场因为非裔男子被杀而席卷全国的抗议及暴力活动，几乎在同一时间集中爆发，让特朗普完全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加上他在应对疫情方面的失误，以及无法尽早全面重启经济的挫折感，特朗普如坐针毡，言行愈发体现他的不安和不自信。而面对这场多个州及城市爆发的游行示威或暴力活动，特朗普这位最高掌权者丝毫没有表现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意愿，反而仍在利用裂化的政治和社会氛围，继续玩弄政治，将内在的问题或自己不可控的因素归因于与已无关的外部因素，尤其将自己包装为当下处境的“受害者”，任由他所认为的针对自己的“伤害”无限放大。

在正常的情况下，或者对于一个明智的美国总统，在发生此等级别的多重危机时，一般都会站在全民角度，呼吁冷静、克制，想法设法保持和平，甚至会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以安民心。这是过往美国总统的惯性危机处理手法。即便是出于公关需求，或者某种政治需要，他们也会“假装”这样做。

但特朗普丝毫没有这种化解矛盾的意愿，根本没有危机管控的意识，反而任由危机升级，利用混乱局面为自己博取个人政治利益。危机越大，“伤害”越大，特朗普“受害者”的姿态就会越高。眼下，特朗普以这种“受害者”姿态谋求权力私欲和个人政治利益的做法充斥美国内政外交领域。

比如，此次席卷美国多个周的抗议示威活动的确存在暴力成分，但特朗普在短时间内就将抗议者无差别称为“暴徒”，并承诺动用军事手段支援地方，甚至将左翼激进势力“反法西斯行动组织”（ANTIFA）定性为恐怖组织，以此硬碰硬的方式回应当前的示威与暴力。一方面，这又是转移矛盾和视线的做法，即将问题追究于左翼势力，同时将公共视线偏离新冠肺炎疫情；另一方面，这与其说是特朗普应对抗议示威，还不如说是他借此展现“强势”一面，包装自己所谓的“领导力”。

换句话说，应对抗议示威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采取何种手段应对。

这一点从他批评由民主党人掌控的州、市抗议和暴力升级就可以看出。在他看来，民主党掌控的地区暴力升级，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乱，是民主党人软弱无能的表现，而自己采取的举措，包括军事支援，是强势和领导力的体现。他丝毫不会在乎此举导致的负面后果。

他认定ANTIFA为恐怖组织，其实也符合这种思维，就是将一切“左”的事物放在对立面，把极左的升级为威胁。至于ANTIFA本身是什么，特朗普本人根本不关心。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就是左翼极端势力的最大“受害者”。但这种做法只会激化矛盾。如果特朗普真的在乎国内极端组织的存在，白人至上主义等极端右翼势力也应该是他的靶子。但他执政以来不但不谴责，反而很倚重这种势力。

特朗普和推特（Twitter）之间的争议也是如此。特朗普因为不满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有关抗议示威的推文中被推特官方加注“获得事实”标签后，特朗普迅速签署行政命令，企图要求推特负起更多法律责任，取消这种科技企业享有的豁免权。

这也是特朗普“受害者”思维的体现。他一贯认为，推特这样的科技公司对总统审查是虚伪的，甚至是“亲自由派”的，对自己存在歧视。

这种受害者心态也体现在国际领域。在疫情期间，特朗普低估并错估疫情，拒绝科学防控，无视世卫建议，歧视世卫同中国的合作关系，甚至向国民推荐未经临床验证的治疗药物和方法。为了转移视线和压力，他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包括取消对香港的贸易优惠地位。

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迎合他反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铁杆选民，因为无论是世卫组织，还是中国，特朗普都无一例外地将自己包装为了“受害者”，或者美国是“受害者”。这种姿态在他的政治盟友和支持者当中很受欢迎。

以上种种均可以看出美国领导力的缺失。新冠肺炎疫情困境、警察执法暴力、经济成果分配不均、种族歧视等社会矛盾都体现美国深层次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体制性的，短期内不可能得到解决，但是，特朗普及其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并没有展现出缓解矛盾、化解危机的“领导力”，更谈不上有解决问题的魄力。对于现在的特朗普而言，好像除了自己和自己人，其他人都在他的对立面，无论对方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在这种思维视角下，自己的“受害者”姿态就会越明显。既然是受害者，就不会展现出解决当下矛盾冲突的主观意愿。这对于一位国家领导人而言，是在逃避责任，是软弱的象征，更是一种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