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他们就是靠说假话起家的

最近听说上海《新民晚报》要复刊。有一天我遇见晚报的前任社长，问起来，他说：还没有弄到房子，又说：到时候会要你写篇文章。

我说：我年纪大了，脑子不管用，写不出应景文章。

他说：我不出题目，你只要说真话就行。

我不曾答应下来，但是我也没有拒绝，我想：难道说真话还有困难！？

过了几天我出席全国文联的招待会，刚刚散会，我走出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一位老朋友拉住我的左胳膊，带笑说：要是你的《爝火集》里没有收那篇文章就好了，他还害怕我不理解，又加了三个字：姓陈的，我知道他指的是《大寨行》。我就说：我是有意保留下来的。这句话提醒我自己，真话并不那么容易！

去年我看《爝火集》清样时，人们就在谈论大寨的事情，我曾经考虑要不要把我那篇文章抽去，后来决定不动它。我坦白地说，我只是想保留一些作品，让它向读者说明我走过什么样道路，如果说《大寨行》里有假象，那么排在它前面的那些，那许多豪言壮语，难道都是真话？

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在大寨参观的时候，看见一辆一辆满载干部、社员的卡车来来去去，还听说每天都有几百个参观、学习的人。我疑惑地想：这个小小的大队怎么负担得起？

我当时的确这样想过，可是文章里写的却是另外一句话：显然是看得十分满意。

那个时候大队支部书记还没有当上副总理，吹牛还不曾吹到天大旱，人大干，每年虚报产量的程度。我的见闻里毕竟还有真实的东西。这种写法好些年来我习以为常。

我从未考虑听来的话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现在回想，我也很难说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吧。总之，我们常常是这样：朋友从远方来，高兴地会见，坐下来总要谈一阵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他谈我也谈。这样地进行了一番歌功颂德之后，才敞开心来谈真话。

这些年我写小说写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习惯却没有给完全忘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

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

十年浩劫刚刚开始，为了让自己安全过关，一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编造了一本假帐揭发我。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

我挨过好几十次的批斗，把数不清的假话全吃进去。起初我真心认罪服罪，严肃对待；后来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编写了百份以上的思想汇报，保护自己我倒并不在乎，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儿女，我不能连累他们，对他们我还保留着一颗真心，在他们面前我还可以讲几句真话。

在批判会上，我渐渐看清造反派的面目，他们一层又一层地剥掉自己的面具。一九六八年秋天一个下午他们把我拉到田头开批斗会，向农民揭发我的罪行；一位造反派的年轻诗人站出来发言，揭露我每月领取上海作家协会一百元的房租津贴。他知道这是假话，我也知道他在说谎，可是我看见他装模作样毫不红脸。我心里真不好受。

这就是好些外国朋友相信过的革命左派，有一个时期我差一点也把他们当作新中国的希望。他们就是靠说假话起家的。我并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有责任。

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现在那一切都已经过去，正在过去，或者就要过去。这次在北京看见不少朋友，坐下来，我们不谈空洞大好形势，我们谈缺点，谈弊病，谈前途，没有人害怕小报告，没有人害怕批斗会。大家都把心掏出来，我们又能够看见彼此的心了。

一九八零年九月二十日

再论说真话

《随想录》五十一

我的随想并不高明，而且绝非传世之作。不过我自己很喜欢它们，因为我说了真话，我怎么想，就怎么写出来，说错了，也不赖帐。

有人告诉我，在某杂志上我的《随想录》（第一集）受到了围攻。我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就让人们点起火来烧毁我的随想吧！但真话却是烧不掉的。当然，是不是真话，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它至少总得经受时间的考验。

三十年来我写了不少的废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当时的劳动模范忽然当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劳动，又不做模范；说假话，搞特权，干坏事倒成了家常便饭。过去我写过多少豪言壮语，我当时是那样欢欣鼓舞，现在才知道我受了骗，把谎言当作了真话。无情的时间对盗名欺世的假话是不会宽容的。

奇怪的是今天有人要求作家歌颂并不存在的功、德。我见过一些永远正确的人，过去到处都有，他们时而指东，时而指西，让别人不断犯错误。他们自己永远当裁判官。他会今天夸这个人是大好人，明天又骂他是坏分子。过去辱骂他是叛徒，现在又尊敬他为烈士。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帐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也不脸红。他们把自己当作机器，你装上什么唱片他们唱什么调子；你放上什么录音磁带，他们哼什么歌曲。他们的嘴好像过去外国人屋顶上的信风鸡，风吹向哪里，他们的嘴就朝着哪里。

外国朋友向我发过牢骚：他们对中国友好，到中国访问，要求我们介绍真实的情况，他们回去就照我们所说向他们的人民宣传。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作我们的代言人，以为自己讲的全是真话。可是不要多长的时间就发现自己处在尴尬的境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变来变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

外国人重视信用，不会在思想上跳来跳去、一下子转大弯。你讲了假话就得负责，赖也赖不掉。有些外国朋友就因为贩卖假话失掉信用，至今还被人抓住不肯放。他们吃亏就在于太老实，想不到我们这里有人靠说谎度日。

当四人帮围攻安东尼奥尼的时候，我在一份意大利左派刊物上读到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文章，当时我还在半靠边，但是可以到邮局报刊门市部选购外国左派刊物，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帮那一套鬼话。我看见中国人民越来越穷，而四人帮一伙却大吹向着共产主义迈进。报纸上的宣传和我在生活中的见闻全然不同，四人帮说的和他们做的完全两样，我一天听不到一句真话。

偶尔有人来找我谈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我怜悯那位意大利左派的天真，他那么容易受骗。事情过了好几年，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左还是右，也可能还有人抓住他不放松。这就是不肯独立思考而受到的惩罚吧。

其实我自己也有更加惨痛的教训。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的时候我不但相信各种豪言壮语而且我也跟着别人说谎吹牛。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曾发表杂文，鼓励人独立思考，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一直把那些杂感作为不可赦的罪行；从此就不以说假话为可耻了。

当然，这中间也有过反复的时候，我有脑子，我就会思索，有时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法。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三几十句真话！它们却成了我精神上一个包袱，好些人拿了棍子等着我，姚文元便是其中之一。

果然，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在北京出席亚非作家会议，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厅里就贴出了兴无灭资的大字报，揭露我那篇反党发言。我回到上海便诚惶诚恐地到作家协会学习。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勒令我这样，勒令我那样，贴不到十张，我的公民权利就给剥夺干净。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发生的事，我当时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后来说，我仿佛受了催眠术，不一定很恰当。我脑子里好像只有一堆乱麻，我已无法独立思考，我只是感觉到自己背看一个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里，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

脑子里没有是非，真假的观念，只知道自己有非，且罪名越来越大。最后认为自己是不可效药的了，应当受种种种灾难、苦刑，只是为了开脱、挽救我的妻子、儿女。

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揭发编造我的罪行，无限上纲。我害怕极了。我起初还分辩几句，后来一律默认。那时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种符咒。造反派批斗我时时候常骂一句：休想捞稻草！我抓住的唯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仅把这个符咒挂在门上，还贴在我的心上。

我决心认真地改造自已。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为了超渡亡灵，请了和尚来诵经，在大厅上或者别的地方就挂出了十殿阎罗的图像。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通过十个殿，受尽了种种酷刑，最后转世为人。这是我儿童时代受到的教育，几十年后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后的三年中间，我就是这样地理解改造的，我准备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锅，受尽惩罚，最后喝迷魂汤，到阳世重新做人。因此我下定决心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虽然中间有过很短时期我曾想到自杀，以为眼睛一闭就毫无知觉，进入安静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毁誉无损于我。但是想到今后家里人的遭遇，我又不能无动于衷。

想了几次我终于认识到自杀是胆小的行为，自己忍受不了就让给亲人忍受，自己种的苦果却叫妻儿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我还痴心妄想在四人帮统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

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起初把假话当作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假时当假话说。十年中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一切都是虚假！

迷魂汤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脑子清醒，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怎么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贵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一九八零年十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