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繁荒录》：江南还能是什么

作为地道的宜兴人，作家徐风从事紫砂文学创作十几年。在“2015中国好书”《布衣壶宗——顾景舟传》之后，他想：“离开紫砂看紫砂，那把壶反而看得真切”。

于是，从2017年初至2018年末，他在《钟山》杂志开辟了散文专栏“繁荒录”。“这应该是我的‘转型之作’。”徐风说，他欲以一种平白的中国话语，构建出一个有生命温度的古典人文江南。“繁荒录”曾获第三届《钟山》文学奖。当时的颁奖词这样写道：“徐风以摇曳生姿的文字徐徐讲述着千年的江南文化风流，其系列作品在江南地带的一壶一茶一寺一碑一谣一人等风物人情的细节中，梳理出水乡江南的人文脉络。历史与现实，繁华与荒凉，道不尽的是江南源远流长的风骨品格、沧桑流韵。视野虽限于江南世情，笔力却深至人心魂魄。”

10月24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江南繁荒录》作品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俞丽云 图

今年，“繁荒录”由译林出版社结集出版，定名《江南繁荒录》。10月24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江南繁荒录》作品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由《钟山》主编贾梦玮主持。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阎晶明评价，《江南繁荒录》比文化散文更亲切、踏实，也有着比乡贤文人之作更开阔的视野。“这本书，叫《宜兴繁荒录》也可以，但它能叫《江南繁荒录》。人们可以从中看到江南的山川与草木，自然与人文，过去与现在。”

徐风。俞丽云 图

打开了对江南想象的另一扇窗

作家潘向黎说，以往的江南书写大多诗性化、抒情化，但《江南繁荒录》写出了江南文化中暗黑的部分，写出了锦绣与繁华背后的荒芜与苍凉，写出了江南文化历史与现状中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部分。“这样的书写，不是让江南变得不美。恰恰是因为阴影的存在，让江南的诗性和文脉变得更立体了。”

“当 ‘江南印象’越来越固化，这本书打开了我们对江南想象的另一扇窗。”在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看来，《江南繁荒录》对于当代人物、当代乡村的书写非常重要。“江南文化的发展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去江南化。而保留江南文化基因与精神的，恰恰是那些还在这里沉浮的民间人物。这本书不仅写到了江南的古代史，更写到了江南的现当代史。写江南文化的作家要想到一个问题：江南今天在哪里？它可能在我们的想象中，但其实延续在我们的世俗生活里。”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也认为对当代“江南”命名的冲动在这本书里特别突出。“一般我们说江南，往往是古典的江南，或者文人的江南，这种意义的江南已经被符号化，规约着我们的江南想象，以至于一说到江南就是小桥流水园林文人雅士等等。缘此，一个更为丰沛生机的江南被遮蔽。所以，徐风要写江南更辽阔的‘社会’，写民间的江南，野的江南，‘纳垢’的江南。我们可以把徐风的写作视为固化的文人江南的格式化，再造多义的江南，也续写当代的江南。”

他特别指出书里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第十一章很难被“归类”于以往的江南系统，比如山水、风俗、田园、乡愁等。“值得注意的是，田园、乡愁等很多江南元素正被散文文体大量滥用。《江南繁荒录》以勘探江南的丰富肌理来节制浅薄的抒情，从而使散文有可能转向反思性与批判性。”

在具体人物上，《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特别提到书里的人物都是有弹性的，比如人可以既有文化理想，又有商业追求。“徐风不直接给人物下判断。这应该也是江南大地最值得寻味的地方，它容许好多种生命形态存在，在这生长，在这过活，在这过路。”

“正是徐风对于江南潜移默化的内在深切感知，使他可以从容避开江南意象或想象，直接进入江南的日常，深入江南生命机体的内部。”青年评论家、《钟山》编辑李祥说。

徐风现场回应道，写下那些文字时，他想的就是把过去大家习惯了的文人江南切换为民间江南。“江南不是只有小桥流水、莺飞草长，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也有很多艰辛和苦难的故事。我希望提供一个民间江南，那里有江南人的生命和心声。”

另一方面，写作中对史料、素材的选择——要写谁，写什么，其实也体现了徐风自己的精神轨迹，“我坦白，我在坚守和放弃中，也成就了我的精神自传。”

在非虚构与虚构中自由出入

在写法上，《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穆涛认为徐风借鉴了中国史书写作的传统，在人物方面尝试了“纪”与“传”的写法，在社会层面则尝试了“志”的写法。书中写到了乡村医疗，写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和情感，写到了那些关系和情感在改革大潮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其中大量史料的运用让这本书不仅具有了文学价值，还具有地方志那样的史料价值。

“中国一直有好的地方志传统，但我们现在的地方志并不好看。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部分是从建国前后到今天的风俗、风貌、风情。一百年后，后人会认为这本书里依然有东西可查，这是最难得的。”

民国时期的紫砂

在穆涛从非虚构的角度肯定《江南繁荒录》时，潘向黎则从虚构的角度提出这本书的文体融合做得极好。“它也融入了一些小说的技法。”她举例，《女人何必江南》中写到了烈女“小乌头”。“小乌头”年满十五，自小与查家公子攀亲。查公子天不假年，还没嫁人的“小乌头”也跟着结束了生命。对于这类的故事，一般人们有两种理解，一是礼教吃人，二是女子痴情，但潘向黎认为这样的解读其实有大量的逻辑空白。

“徐风通过很巧妙的想象，把这块空白填上了。”潘向黎说，他写原来查家私底下会和“小乌头”联系，告诉她查公子托梦说放不下“小乌头”，还极尽生动地描绘了“小乌头”与查公子在天上拜堂成亲的绚丽画面，“他还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说小乌头的心里种下了一株要命的狼毒花。这里的画外音对上了人物心理和逻辑空白，是纯小说技法，但在这里用得很漂亮。”

其实在《江南繁荒录》之前，徐风已经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四部长篇传记和诸多散文集、中短篇小说。他表示自己在《江南繁荒录》里更希望进入一种“跨文体”写作：包括人物、地域、故事、场景在内的基本素材都是真的，但在书写时会自觉地运用散文的笔致，在描摹人物时会用上小说的白描和心理刻画，场面宏大的叙事则适度虚构，甚至运用电影特写、书画留白、戏曲夸张的手法，但绝不杜撰或臆造。

“经过这么多年的突破，徐风已可以在小说与散文中自由出入。”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说。

藏宝阁般的结构，根植于泥土的语言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邱华栋直言《江南繁荒录》的结构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全书分为三个大的部分，每个部分下分四章，每一章又分好多小节。它既有非常精短的文字片段，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中篇的主题性的东西，最后组合起来是一本长篇体量的《江南繁荒录》。

青年评论家、《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童欣说，在结构上，“构建”意识贯穿了《江南繁荒录》整部散文集，它首先是作为一个整体登场的，“打个比方，徐风对江南文化的还原不是剪刀加浆糊的拼贴画，而是一砖一瓦精心搭建了一座结构均匀的藏宝阁。这座阁楼一共三层，每层四个房间，每个房间还有若干面窗户，朝向不同，风景殊异，气象万千。”

如果顺着这座阁楼拾级而上，读者会发现这三层是彼此呼应、相互勾连的，第一层“青玉案”打捞圣贤名流的历史；第二层“声声慢”以实录的笔法为乡野无名之辈作传；而前两部分的层层铺垫最终指向的是江南文化的当下遭际。从这个意义上说，童欣认为《江南繁荒录》还可以倒过来读，从第三部往前回溯，重新认识并发掘那些历史深处早就埋好的伏笔。“简而言之，我们正是通过此时此刻的存在激活并赋予历史新的意义。”

“散文中讲究结构的作品真不多。”穆涛称，《江南繁荒录》在当下的文学生态中可谓一部难得的作品。

在结构之外，得到大家认可的还有《江南繁荒录》的语言。在《散文选刊》主编葛一敏看来，徐风的文字根植于泥土，也赋予了泥土蓬勃的生命力；王尧认为徐风通过这次写作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或者换一个时髦的词说，找到了自己的“调性”。

“和其他写江南的作品比，《江南繁荒录》的语言别有一种爽朗之气，有一种‘南北融合’的语感。”施战军评价《江南繁荒录》达到了徐风散文写作的峰值，“这本书可以被看成一本风土之书，一本气韵之书，一本情感之书，一本境界之书。”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特别提到《江南繁荒录》结尾附上了近四十条参考文献，也建议这本书可以尝试“文献地图”，为地方文化景观的发展提供很好的佐证和有力的支持。

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汪兴国表示，《江南繁荒录》实实在在地为弘扬与传承江南文化作出了贡献。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认为读者能在这本书里看到江南文化中的开放精神、宽容精神，重视契约的精神，“可以说，这本书还能衍生出很多话题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