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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5号导弹的故事


我母亲出生在穷苦人家,8岁时就随表嫂到纱厂当童工。II岁时开始在’日商恒丰纱厂做工。16岁时就和我大姨王根妹到英商怡和纱厂上班。1924年母亲加入共青团地下组织。

她和我父亲是在工厂夜校认识的,当时我父亲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他们于1927年经周恩来、邓颖超介绍在武汉结婚,我是1929年出生的。

我母亲随我父亲离开上海以后,我留在上海跟我外祖母一家生活,到1946年才回到我父亲身边,所以我的上海口音这样重,母亲早在抗日战争中就牺牲了。

依我的本意,是想继续从事美术工作,因为在上海时,舅舅教我画画,我画得也很不错了,所以很想在这方面发展。再不行,就到部队当通讯员。父亲认为以后仗不能打多久了,国家要大规模建设,需要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所以让我到范文澜先生办的“北方大学”学理工。1949年后,“北方大学”迁到北京,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学院)。1952年我大学毕业后,到苏联莫斯科的高尔基汽车制造厂实习了一年。回国后,在一汽工作了一段时间。

1961年3月16日父亲逝世以后,聂荣臻就工作问题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讲希望能到军工厂去,后来决定让我到国防部五院(导弹研究院)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当时五院正在从事仿制苏制“萨姆”-2(国产代号为1059)的工作。钱学森院长号召全体人员要对仿制产品进行所谓的“反设计”工程。通过在吃透现有图纸资料的情况下,考虑人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这样做,人家的设计思想是什么,举一反三获益无穷,从而为日后独立研制打下坚实的基础。老一辈五院人之所以能在国内外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做出骄人的成绩,与当年在钱学森院长指导下打牢基础的工作是允不开的。

1965年,根据当时国防科工委主要负责人罗瑞卿的决定,我们从事地空导弹研制的所有单位都迁往上海。当时我在20所,所长就是后来二院的刘从军院长。客观地讲这一举措后来证明不利于研制工作。1980年以后,二院又全体迁回北京就是一个证明。

在上海我主要从事地空导弹的地面设备研制生产,先后为“红旗”一l、2、3及“红旗”6l搞出了相应的地面设备。其中履带式“红旗”61导弹三联装发射车系统,曾被推荐参加国家科技发明奖。

但凡事都有正反两面,在我的研制生涯里最让我深感遗憾的是“红旗”5号地空导弹的夭折。今天你来采访我,那我就讲给你听听。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从事地空导弹工作的广大技术人员情绪空前高涨,他们在“文革”期间看到苏美两国的导弹都有很大发展,对“文革”中的派性斗争都已厌烦,大家都急于想为我国导弹事业做一些工作。

当时在北京成立了八机部专管战术导弹。1976年叶正明同志由上海调来八机部任型号室主任。他首先组织了调研组,花了一年多时间,对美苏两国的导弹性能和发展情况,以及国内设计队伍和工业水平作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

1978年4月八机部型号室召集上海和其它各地从事地空导弹型号的技术人员,部队空军研究所,炮兵单位人员,集中在常熟县第一招待所,召开“红旗”5号地空导弹方案论证工作会议。前后共三个多月。

会上先由调研组介绍:(一)美苏两国空军,特别是两国战略轰炸机、歼击轰炸机、地空导弹、飞航式导弹等各种飞行器的战术性能,及其作战方式和数量等的详细资料。

(二)美国“爱国者”导弹的研制过程,弹体结构,战术技术性能,制导系统,相控阵雷达工作原理,地面设备等的资料。

(三)国内工业水平的调查资料,并在会上展示了称之为苏美飞机飞行包络图。

通过对美苏二国的敌情分折,我国当时的地空弹(红-61与红-2)都不能满足作战要求。美自越战以后,其战机的机动性、抗干扰性都有很大提高,并且空地导弹等都在防空火力范围以外低空攻击。

所以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要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性能的中低空地空弹——“红旗”5号。

经二个多月的繁重工作,加班加点,定出了弹体气动外形,主要战术技术性能,制导方式,部队编制等,写出了“论证报告”,并按比例缩小做出导弹和雷达车、发射车模型向当时的国防工业办公室汇报。

我当时参加地面设备小组讨论,根据回忆“红旗”5的导弹系统大致情况如下:作战斜距-35~50千米  作战高度-500—18 000米动力装置——双推力固体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5~6马赫可使用过载——高空5~8g,低空20—25g制导方式:主要为复合制导(1)复合制导(对付歼击轰炸机、战略轰炸机)

(2)全程末制导(对付歼击轰炸机)

(3)全程中制导(拦击空地导弹)

(4)电视红外制导(拦击空地导弹)对付目标数:可同时制导三发导弹,并继续跟踪和照射其它导弹群和机群。导弹尾部装有光电管便于光学跟踪。

三发导弹杀伤概率大于90%,发射间隔-4秒。

战斗部重——lOO千克,威力半径——30—40米。

导弹发射车履带车装有二发“红旗”5号导弹和发射筒,第二阶段将改为四连装。两弹中间有主指令天线和电视摄像机,在发射时升起。发射架方向转角3600,高低俯仰角为750。展开和撤收时间为15分钟,导弹装填时间为2—5分钟。在电视摄像机前部,装有全自动’双管高射机枪一挺。履带发射车行军高度为3米,车长7.5米,宽3米。

相控阵雷达车(目标导弹跟踪低射雷达车)

在履带车上装有相控阵天线,直径为2.5米,它含有1 000个天线单元,阵面上有敌我识别天线阵。由于当时我国铁氧化体移相器等制造技术落后,所以叶正明同志决定对雷达加以机械扫描以补充电子扫描的不足,至第二阶段再达到美“爱国者”雷达的水平。

天线阵可以在方位上3600回转,阵面斜度为600。

最大发现目标距离大于100千米,稳定跟踪距离大于80千米,目标反射面积2米2,展开撤收时间15分。

辅助雷达(目标搜索跟踪照射雷达)

本雷达最大发现目标距离大于90千米,稳定跟踪距离大于51千米,置于下部长方形抛物线为跟踪照射雷达天线,它们都可以在方位上3600回转.车内与雷达天线同轴转动的有一台红外与光学目标导弹跟踪仪,光学发现目标距离30~35千米,对导弹跟踪距离20—25千米,指令传输距离大于31千米。

由于“红旗”5号地空导弹的攻角要求在300以上,而701所的D-06风洞工作范围是从00—200的,所以不能吹风试验。后来型号组的同志们群策群力,制造了一台大攻角的吹风机构,获得了成功,当时八机部科技局的刘正栋局长也来到现场,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该机构经过了20多次吹风试验,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红旗”5号气动参数,为导弹研制解决了重大问题,并获得了当年(1981年)的国防科技二等奖。接着型号室又重点进行了相控阵雷达和双推力发动机的研制工作。

“红旗”5号地空导弹是一集高科技为一体的系统工程,需要设计、科研、生产部门齐心协力共同攻关才能完成,尤其是论证设计完成之后,生产厂家能否生产出符合技术要求的零部件就是关键一步了。

型号室在叶正明同志的主持下,确定各个生产厂家分片包干的办法。对确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在规定时间里完不成任务的,则变通一下。如根据美国“爱国者”相控阵雷达天线所采用的电子扫描雷达有1000个扫描单元,而承接雷达研制的上海有线电厂讲他们厂目前还生产不了电子扫描单元,只能生产有机械扫描单元60个单元的天线。叶正明当即决定为“红旗”5号配备两套雷达:一套是立足现有基础采用机械扫描方式,另一套积极研制电子扫描单元的天线。

“红旗”5号导引头的制导装置由上海新华机器厂试制;发射架、弹体战斗部、无线电引信由新江机器厂制造:固体发动机由2l所试制:自动驾驶仪由上海广播器材厂研制;履带式发射车由哈尔滨647厂制造。其余还有中央控制指挥车、装填车、电源车等十几部辅助车辆也都有了着落。时间久了,具体情况我也忘了,就不一一和你唠了。

按照当时的计划,到1985年时完成第一阶段计划,制造出样弹,完成初步试验发射;到1990年,完成批量生产,基本达到“爱国者”最初型号的技术性能,并装备部队。

但在这期间发生的两件事,人为地扼杀了“红旗”5号地空导弹的研制。当时叶正明同志根据设计工作的实际需要,向国家人事部提出从全国各地抽调三十名科技人员的要求。

人事部回答:“调人不许指名道姓”,使这件事搁浅。后来八机部被七机部合并,“红旗”5号型号室也被迫解散。叶正明同志提出愿意去七机部二部(即现在的航天部二院)继续搞“红箭”5号,型号室的同志也都愿跟着去,但七机部却主张由二部自己搞。至于以后搞得怎么样,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就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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