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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上台后,中美“有选择性脱钩”将会加剧


2020年美国大选注定是被历史铭记的一次大选,从创纪录的投票人数、再次错误的民调到频繁变色的摇摆州,过程可谓惊心动魄。而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这次大选进一步凸显了美国政治的极化和社会的分裂。

虽然计票仍在继续,美国主流媒体早已判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将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这一结果牵动亿万国人的心,大家渴望新总统的上台能给处于谷底的中美关系打开一扇窗。

谈到美国大选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1月1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我们向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表示祝贺。同时我们理解,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作出决定。

对于美国大选的内外影响、美国新政府对外政策、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等问题,《凤凰周刊》日前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美国问题学者时殷弘。

“拜登今后的日子不会舒坦”

凤凰周刊:不少人说,本次美国大选是最为混乱的一次大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评论称,这次美国大选最大的输家是美国。在你看来,本次大选是否加深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

时殷弘:美国早已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以及白人在政治上的割裂,这点在2016年大选中表现得非常清楚。现任总统特朗普执政四年来,美国现有的政治对立、社会分裂更加严重。他本人的政策体系、施政风格和政治性格不断遭到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精英的攻击,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政治分裂。

美国国内正在发生一系列关于妇女、有色人种的“文化革命”运动,而特朗普在新冠疫情应对上的严重渎职、低效,导致美国经济空前衰退,但在2020年大选中,仍有近一半美国选民坚定支持特朗普,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社会看起来似乎没有改变。

此次美国大选经历了异常缓慢的点票过程,目前特朗普团队已在相关州提出诉讼,很可能演变为一场经久不绝甚至牵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法危机。

凤凰周刊:特朗普政府会留下怎样的政治遗产?“特朗普主义”(Trumpism)会留下来吗?拜登政府又会继承多少?

时殷弘:特朗普政府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是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影响深远的共和党民粹派。粗略来看,这群民粹派占到美国人口的近一半,主要构成是白人草根阶级。

四年间,特朗普的支持者一步步显示出他们对华盛顿、华尔街的仇恨,对自由主义精英的仇恨乃至对全世界的仇恨。他们认为,必须进行某种所谓“革命性逆转”,来恢复白人草根阶级的地位、机会与尊严。特朗普不光为这一群体指引了情绪的方向,也指出了政策体系的方向,这会给未来政府实施新政策带来掣肘。

拜登今后的日子不会舒坦,他在政治上是很为难的:一方面,民主党如果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治愈”美国的分裂,那么就没有政治自信和道德自信可谈。而为了弥合分裂,拜登政府会在不同程度上迁就共和党民粹派。

与此同时,拜登也会受到民主党激进派(民主党左派)的驱动和影响,这是民主党内一大势力,也是拜登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有力支持,最有代表的是参议员沃伦和桑德斯。但民主党激进派部分政策过于侵犯中产阶级利益,过于倾向于白人草根外的弱势群体,这会遭到多数美国人的抵制。

所以,拜登未来执政方向是两难的,共和党民粹派会使拜登的政策体系向右摆,民主党激进派又会让他在某些政策上向左摆。

当然,民主党激进派与共和党民粹派在部分政策体系和政策方向上是非常相近的,例如争取“美国第一”、单边主义,在全球气候、全球治理等方面不让其他国家盘剥美国等。因此,拜登绝无可能回到之前担任副总统时那样执政,新一届美国政府的政策也不可能回到奥巴马时期。

凤凰周刊:就目前社会的这种分裂来说,未来美国能否进行自我修复?

时殷弘: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历史上经历过几次非常大的危机,比如南北内战,到现在为止,都能通过巨大代价修复国家的分裂。我们不能准确预言将来会如何,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因目前国内危机而完全崩裂,是很难想象的。

凤凰周刊:特朗普以选票接近为由已在多州提起诉讼,他还放话说,“如果败选,明年1月不会和平移交总统权力”。《大西洋月刊》等美国媒体也做了悲观设想。如果特朗普的选票诉讼申请提交至联邦最高法院,是否会影响最终的选举结果?此外,“不和平移交权力”的情况可能出现吗?

时殷弘:在选票诉讼提交至联邦最高法院之前,要走很长的法律程序,在此期间,美国会维持当前局面,甚至更厉害的分裂,或许会出现局部动乱。虽然目前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比例是6:3,但这6名保守派大法官也不一定只从党派利益出发(判断),也许他们有独立见解,即使提到最高法院,选举结果也是不可预判的。

我认为,特朗普“不和平移交权力”的可能性不大。目前来看,特朗普团队会先诉诸法律程序,其间很难说他的团队会不会暗中鼓动其支持者发动局部骚乱。倘若最后诉诸最高法院,就算最后的判决不利于他,无论在公众舆论还是宪法依据方面,或是个人勇气和能力方面,他也不得不接受(结果)。

拜登上台对华有“六利六弊”

凤凰周刊:拜登一旦当选美国总统,会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

时殷弘:从缓解和稳定中美关系的观念来看,拜登作为美国总统对中国有“六利六弊”。

首先来谈六点裨益。第一,民主党政府目前虽然还没出台针对中国的根本性战略,但相比特朗普政府会显得相对温和。第二,从个人性格来说,拜登远没有特朗普那么狂野、粗俗和行为易变,因此会给美国对华政策和策略带来较多可预见性,也有了相应的稳定性。第三,民主党当局更担忧与中国发生重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第四,拜登会更重视两国高层级间的沟通和对话,或曰防止两国间的外交“脱钩”。第五,拜登在竞选期间数次表达过反对对华开展关税战,他认为关税战损害了美国商界和美国消费者的利益。第六,拜登或许会从原则上立意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但实践中远不如欧洲在全球治理上的意愿和效力。

拜登的当选也有六点弊端。第一,拜登上台后,在涉及新疆、西藏、香港、台湾、南海、中国宗教状况和人权状况等议题时,不会与特朗普政府有太大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二,美国对华高技术“脱钩”和针对中国被指控的在美颠覆/渗透/情报活动的“执法行动”将以相似的烈度继续下去。第三,会在相当大程度上修补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太平洋的同盟体系,从而主导和促成一个较全面的西方反华“统一战线”。第四,想获得民主党激进派的支持去执政,拜登也需要在不同程度上“绥靖”该派势力事关中国的诉求。第五,民主党政府如果想要“治愈”一个分裂的美国,拜登需要在很大程度上“绥靖”包括白人草根在内的特朗普支持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拜登有法律责任去贯彻此前种种对华法律制裁,它们已由特朗普和美国国会两党缔造。即便拜登有不同看法,但作为现任总统只能改变前任的行政协议,无权改变法律制裁。如果要改变法律制裁,必须由国会、两院通过,而这一般很难做到。

凤凰周刊:除了对华以外,能否谈谈拜登政府的其他外交政策?

时殷弘:拜登上台后最明显的外交举措,应当是会在原则上让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并恢复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的联系。但除了加入到全球抗击新冠肺炎方面的合作之外,在阻止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等方面,他在实践中会遇到阻力。因为基于美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特点,政府在这些议题上会有很大保留,不可能采取太过激的行为。

谈到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拜登政府会修补美国同欧盟、东亚盟友以及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关系,特朗普执政时期与盟友的竞斗分歧会得到显著缓解,某些局部地区关系会被逆转。

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特点、加上政党在具体利益上的分歧,拜登政府不可能回到奥巴马时期美国同欧亚盟国的那种关系,只能说是back to the past half away(回归到过去的一半)。

“有选择性脱钩”将会加剧

凤凰周刊:近两年来,学界和政界提到最多的词就是“中美新冷战”,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会有什么新表现吗?

时殷弘:从期望缓解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中美贸易谈判。或迟或早,拜登新政府将就现有的中美贸易协议进行重新谈判,迟则三四年,最早也得一年。谈判方向可能是:减少过分巨大的对华出口量,使之多少符合中国的真实需求和履约能力;实质性减少对中国进口产品施加的关税税率。

其次,拜登新政府很可能会发动主要旨在中国经济“结构性变更”的第二阶段中美贸易谈判,尽管不一定用这个名称,这一谈判是特朗普政府在4月之后反复表示意欲为之但实际上是放弃的。

第三,为部分缓解高度紧张的中美关系,拜登新政府会致力于进行从事中美之间较高级别和较早的外交对话甚或谈判。

第四,跟特朗普执政时期相比,中美军事冲突可能性将大为降低。拜登新政府也会希望在危机防止与管控方面与中国有更多沟通。不仅如此,如果中国能放慢战略军力建设的高速度,对华军备竞争也很可能得到缓解。

最后,美国新政府很可能会逐步恢复原则上或言辞上的中美合作,特别是在气候变化、民用网络安全、反恐、抗击新冠疫情等方面。

总的来说,中美关系的新走向需要在我刚刚提到的“六利六弊”基础上进行推演,想要做出简单化判断只会是片面的。

凤凰周刊:未来,中美之间“脱钩”的现象能否得到改善?

时殷弘:我想对所谓“脱钩”的说法进行一些澄清,我宁愿把它讲得精确一些,即为“扩展和有选择的脱钩”。“扩展”指的是脱钩领域将越来越多,“有选择的”则是在美国认为的关键领域“脱钩”。美国不但没有能力与中国全面“脱钩”,也不需要全面“脱钩”,但会选择在一些关键领域跟中国“脱钩”,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领域:

第一,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高技术领域“脱钩”,包括科研、技术、教育、人员等方面的交流;第二,在战略武力领域(strategy armed forces)以及相关军事交流方面“脱钩”;第三,在战略能力建设、国家安全、社会安宁至关紧要的网络空间(cyberspace)方面“脱钩”;第四,为了阻绝中国的影响力,保卫西方民主国家国内政治进程和公众舆论的完整性(integrity),在涉及意识形态影响的领域“脱钩”。

在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脱钩”。“扩展和有选择的脱钩”是美国对华态势当中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态势方面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

至于说,拜登上台后,上述“脱钩”会不会得到缓解?我的观点是,不会缓解,只会加剧。尤当新冠肺炎大流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物理层面影响(physical effects),使得国际交流锐减,并造成了全球产业链的多处断裂,未来美国政府和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恐怕会进一步推进上述“脱钩”。

凤凰周刊: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有没有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时殷弘:美国朝野在如何应对中国的战略上大方向是一致的,某些至关紧要的战略也是一致的。第一,对中国进行战略遏止。第二,对中国进行战略反推,比如美国有些新型武器系统——例如陆基中程导弹实验——已经开始部署。美国把全部战略轰炸机收回本土,需要的话飞到西太平洋对中国本土发射精确弹道导弹,这些都叫战略反推。

另外还有很多所谓“共识”:对华“扩展有选择的脱钩”;谴责中国现有体制乃至领导人;有选择介入全球治理、全球多边机构,在局部介入做出努力,杜绝中国在部分领域成为“实践引领者”。只不过特朗普政府基本不参与全球治理,而民主党政府会有选择地参与。美国朝野也会采取执法行动,一致遏止/制止,并进一步防止中国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舆论多方面的渗透、颠覆和情报活动。

中国如何才能破局?

凤凰周刊:你曾经说过,要破解紧张的中美关系,双方需要懂得聚焦,就具体问题而谈。能否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时殷弘:中美之间想要进行有效的对话和谈判,必须具备三大特征,一是足够聚焦;二是讲求实际;三是有重要的具体提议。

第一,聚焦。如果一下子想解决中美之间所有重大分歧或对抗问题,根本谈不出东西。最重要的是,聚焦于中美仍然有的根本共同利益——防止中美军事冲突,这是起码共同约束和统领性的意见。

第二,讲求实际。如果双方都站在同对方完全相反的立场和完全相反的道德高地,一味谴责对方,说“对方邪恶,我方正义”毫无作用,尽管讲了道理,但不会有结果。两方都应学一学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苏维埃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当时肯尼迪暗中跟赫鲁晓夫通话时建议,美国可以撤出在土耳其部署的中程导弹,赫鲁晓夫随即答应,不往古巴运输中程导弹了,苏联船只掉头返回俄国,就不打了。之后双方再采取一些措施,形成了所谓的“美苏缓和”。

第三,有重要具体决议。例如一段时间内,中美在台湾问题上该怎么做,在南海问题上怎样妥协。这一段时间可能是一年,最好是两年,在军备竞赛问题上同理。

即便说中美到了全面对立和竞争的阶段,两国在贸易方面仍然有能对话、谈判的空间。要具体地谈,有重要的提议作为谈判条件,才能增加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否则名为谈判,也只不过是宣传和口水仗。

凤凰周刊:面对当下的局面,中国如何才能破局?

时殷弘:中方应当坚决、足够和较为持久的地实行战略/军事收缩,以此争取与美国新一届政府进行足够聚焦、讲求实际和有具体重要提议的谈判,让彼此之间实现妥协和进一步收缩,以防出现军事冲突,并确立中美之间新的战略稳定。中美过去的战略稳定一去不复返了,而没有战略稳定就要打仗,所以需要新的战略稳定,并争取分化美国政界的对华态度。

一段时间内,中方也应不干扰美英以外的其余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大国,对这些国家出现的反华乃至斥华行为作出一定程度上的忍耐,以利于战略集中,减少一、二线的对手,从而争取到较多的中立者和同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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