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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穿校服:校园内不停歇的“制服战争”


寒潮来袭气温骤降,让人不禁身上多加保暖衣物御寒。然而在台湾的中小学,却有许多学校仍规定只能穿着规定的校服,甚至要求学生戴围巾须事先申请,或禁止戴毛帽、手套,在近期再次引发学生反弹。台行政院长苏贞昌为此要求教育部发函各县市,不准禁止学生增添御寒衣物,并与学校考核的补助相挂勾。究竟在校穿制服的规定从何时开始?台湾人穿的校服随着时代又有什么样的演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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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9日,穿着厦门外国语学校学生制服(衬衫、毛衣背心、格子裙)的长发女生郑凌莉,因被冠以“厦门最美校服女生”,在网上走红。(微博@vivianzizi)

清治到日殖:并无统一样式

从过去的男生头发剃平头、女生头发不能及肩,不烫不染;限制只能着黑皮鞋、白球鞋与白袜;身穿学校规定的制服,季节到了全校集体“换季”(长袖换短袖或短袖改长袖),台湾的学生们为了在校身上穿的、脚上踩、头上顶的,与学校老师、教官们斗智斗勇,可谓许多台湾民众青春时的集体记忆。即使近年台湾政府宣布全面开放“发禁”、“鞋禁”,不再硬性要求女学生穿裙装,或出现完全取消校服的高中,但全台各学校对于学生服装的种种限制仍然时有所闻,像是规定女学生只能穿白色内衣、以免“走光”,或禁止学生将毛衣、羽绒服等保暖衣物穿于校服之外,更夸张的还规定卫衣、围巾、毛帽的颜色与穿戴时机。何以台湾如此这般严苛的校服规定?这还要从日据时代讲起。

“制服”(Uniform)最早起于中古欧洲教会的神职人员,为了表明身份,穿着统一的服饰有别于信众。17世纪中叶后,近代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为在战场上辨别敌我,专为士兵设计的形制阶章与高度齐一的军服,而借由统一衣着形塑的高度认同感、方便指挥作战,而后延伸到由国家开办的教育体系中,也让社会大众更能一眼就辨识出这个特殊的群体。日据时期台湾最大报—《台湾日日新报》则点出了学生制服的用意:

制服厉行的目的是在养成学生的自制心,期望通过制服达成学生动作的敏捷。……学校学生的制服,主要在使其在坐作进退活动同时,对于学校的体面、学生自尊心及自重心的养成,均有所帮助。

台湾开始出现制服,乃始于清代治台后期的台湾南部教会学校,但人数极少,当时的教育仍以私塾与书院为主,目的在参加科举考试,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制服。台湾文史研究者彭威翔指出,即使在台湾割让给日本后,恒春公学校(今屏东县恒春小学)里的汉人还是全部赤脚、着传统中式服饰,原住民童生则穿“无袖番服”,时常裸体上学。即使是台北第三高女(今台北市立中山女中)的汉人学生,也是习惯穿着中式传统服装,上半身为大衿衫、下身为中式裙或裤,并无统一样式。

消弭台人民族主义 学生服装走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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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台北第三高女(今台北市中山女中)制定学生校服“紫绀袴”,并鼓励学生穿着。至1923年以前,第三高女制服的特色为“和台折衷”,即上半身着台式“大衿衫”、下半身着日式“紫绀袴”。(《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创立八十五周年纪念回忆录》)

1910年代起,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取得胜利,经济欣欣向荣,服装流于华美艳丽,遭批评存在奢侈与浪费的弊病;再者,一次大战结束后兴起民族自决风潮,时任台湾总督田健治郎为“

使台湾民众成功成为纯粹的帝国人民,效忠日本朝廷,且须施与教化与指导,使涵养对国家的义务观念

”,安抚、消除台人的民族主义,在台实施“内地延长主义”,社会上兴起订定统一学生制服的议论。

于是,新成立的男子中学校开始采用洋式制服,全台各高等女学校也陆续制定统一的学生服装。如1915年,第一所专门培育台湾青年的台湾公立台中中学校(今台中一中),模仿台北第一中学(今台北市建国中学)制定洋式制服;1914年成立的台南第一中学(今台南二中)的服装也采西式。台北第三高女当时虽然制定学生制服,但上身仍是传统大衿衫,只是下身舍弃中式裙裤、规定着紫绀袴。进入大正时期(1912—1926年)后,日籍女学生所穿的和服校服,也将裤长、袖长改短与收窄。彭威翔认为,这是由于女学生被当作是较能被掌控与约束的对象,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加以要求,再加上为让学校体育课与日常活动更便利,对和服的改良也就愈发急切。

加强规训 女学生的水兵服与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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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福冈女学校校长参考英国皇家海军制服的水兵服(セーラー服,或称水手服),设计成给女学生穿着的体操服。(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921年,日本福冈女学校(今福冈女学院高等学校)第九任校长Elizabeth Lee参考了英国皇家海军制服、带有浓厚军事风格的水兵服(セーラー服,或称水手服),为容易活动而做了改良,设计成给女学生穿着的体操服。翌年,这个风格被推广到全日本各地,除了高年级学生外,许多公私立学校以此做为女学生的制服范例,或加上贝雷帽的巧妙搭配,形成吸引市民大众目光的“福女Style”;同年,台湾总督府下辖的各州厅也下令,要求全台各女校必须以水兵服作为高校女生的统一服装。

不同于男学生身着代表管理阶层的立领军官制服,女学生身穿象征被支配阶级的水兵服,体现了日本传统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亦强化了在学学生服从权威的文化意涵。除了制服样式洋化与规范化,日殖时期对制服材质、配件尺寸也有清楚的说明。彭威翔指出,台北帝国大学附属农林专门部(今中兴大学)就规定,上衣、裤子、帽子有既定的图例,就连上衣衣领标示与钮扣直径都有详细的规范。

此外,上学期间与学校重要场合与活动(仪式典礼、毕业旅行)需要穿着制服,学校经常以高频率的服仪检查来约束学生,像是新竹中学校(今新竹高中)规定,裤子不能有两侧口袋,即避免学生出现手插口袋时的“难看行为”。倘若“违规”就会遭受处罚,轻则申斥、责骂,重则挨打、体罚,甚至影响学生的操行分数。部分学校还规定在放学后或假日,只要外出也必须穿制服,学校教师还会组成校外纠察队、在外巡视,从校服辨别是否为本校学生,要求他们注意言行举止。

战后重军事与管理 制服难脱威权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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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是台湾著名女校,其制服为下身黑裙(夏季)、上衣绿色衬衫,故被昵称为“小绿绿”,来源于1950年代初期取类似树木的“防空保护色”。(Facebook@北一女中)

二战结束,虽然日本殖民统治告终,但军事色彩依旧遗留在台湾学生的制服样式上。新北市清水高中学生黄柏蓉、李家媛、吴佳蓉指出,抗战晚期至国共内战期间,国军获得大批美式装备武器与军服,迨国府战败退守台岛后,也将卡其服带入台湾。此时,也参考了日军的卡其型制服,使得战后很长时间台湾中小学学生一律穿上带有军事色彩的卡其制服,高中以上强制实施军事课程,大学生亦要着卡其式大学服。台北知名的北一女中,1952年校服颜色由白改绿,据说就是为了防止成为空袭目标的“防空保护色”,才成为今天的“小绿绿”,相当具有全民皆兵意味。男生小平头、一身卡其服,头顶戴着卡其大盘帽;女生“西瓜皮”发型,加上卡其裙和船形小帽,成了当时高中生的“标配”,亦为许多台湾民众共同的集体记忆。

有人批评,国民党戒严时期的制服,受党国威权统治的笼罩而“毫无美感”,甚至谬称日据时期的制服才代表“荣耀与美观”,这完全是无视日本殖民当局以“规训”与“惩罚”强征台籍学生人加入军国主义以“总体战”向外侵略的事实,连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的在学生与毕业生都难以幸免。只有愈驯服台湾民众,侵略战争才能获得源源不绝的劳动力与兵源。成为战犯已是万般不得已,又何来的“荣耀”可言?假借制服的审美观来美化、合理化日本殖民,丑化国府治台的正当性,恐怕才是今日检讨台湾学校制服发展的严重盲区。

国民党政府迁台后,沿用包括学生制服在内的日殖时期军事统治手段,尽管台湾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已有30余年,但强调“管理”、要求学生“服从”的风气,在中小学校园中依然不减。有人认为,中小学正是价值观的养成阶段,从服装上消弭同侪间的阶级差异有其必要性,但学生在制服以外的手表、手机,以及可外加的毛衣、围巾、羽绒服等服饰,同样能展现社经地位的落差,单只统一服装似乎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无论如何,即使台湾教育部三令五申宣示早已废除全台各校的服装禁令,但学校在执行面的七折八扣,将使“制服战争”继续在台湾校园内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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