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为何总在香港被混淆？

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爱国者治港”之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再次为“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定下三大标准。而何谓“爱国者”？自然也成为泛民乃至所有香港人最关切的疑问。

根据港澳办的标准，爱国者的主要表现有三个条件：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必然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而对于身处高位、手握重权的香港管治者，则还须达成另外四点重要要求。

夏宝龙在2月22日的港澳研讨会上强调，要确保“爱国者治港”。（中国政协网）

虽然具体的选举改革方案尚未出炉，但仅是如此，外界也已对“爱国者”的内涵有诸多疑问和讨论。诚然，不论“爱国者”将如何定义，许多香港人心中都必然充斥着不满与惶恐。不满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过雨伞抗争、反修例风波之后，许多港人对中央及内地有解不开的心结，更遑论要求他们“爱国”；惶恐的则是对反对派日后是否还能在政坛中存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将以何种方式和条件存续？

不少舆论批评，若果如此，治港将成为少数被特许者的专利。这句话其实并没有错，因为几乎全世界的从政者都被要求“爱国”，而在香港会被解读为“专利”，正是由于它的“少数”。治港的“爱国者”竟然会是少数，这其实正凸显了香港的长久以来的问题所在。

就跟许多被误用已久的错别字一般，积非成是用习惯了，忽然被纠正反而感到不习惯，“爱国者治港”也是同一个道理。以香港反对派最钦羡的台湾为例，两岸虽在“中国”定义上各有各的解读，但每逢选举，各政党无不高举“拥护中华民国”的旗帜，即便是最具台独倾向的民进党，同样不敢违背《中华民国宪法》的现行规范，宣称自己“不热爱中华民国”。

不论是台湾、美国、甚或任何地区及体制，从政者其实很少“被要求”爱国，因为爱国几乎是个基本条件，根本不须特别要求，政治人物自己便会不断强调，深怕选民质疑其“不够爱国”，放诸四海，也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场域的焦点竟总在辩论能不能“不要爱国”。而香港则不然，反对派从对“爱国”的敏感和恐惧，慢慢升级为一种“政治卖点”，因此激进本土派能于立法会宣誓时高呼“HK is not China”、高举港英时期的旗帜、甚或前往外国呼吁“制裁中国”，只为了满足支持者的某些“期待”与“想象”，这些在其他地区都是难以被容忍的。

本土派议员于立法会内高举“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旗帜。（香港01）

香港之所以如此“特别”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因素，北京当然也清楚，因此自香港回归多年以来，北京也总是倾向于怀柔退让，直到反修例风波暴露问题的严重性，才决心导正视听。至于“爱国不等于爱党”的争辩，在中国大陆的现行体制下，无疑是自欺欺人，况且，许多反对派早已将对“党跟国”的喜恶揉合为一，连内地民众都因此遭受波及，又能如何声称及区分“爱国不爱党”？

夏宝龙此次谈话也清楚的说明了，“爱国者治港”不是要搞清一色，对从政者而言，自然要开始思考能否遵循从前没有的标准。但若是一般民众，夏宝龙表示，香港绝大多数市民素有爱国爱港的传统，一部分市民由于长期生活在香港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国家、对内地了解不多，甚至存在各种成见和偏见。对这些人的取态，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

说实话，港人是否“爱国爱港”不无疑义，但北京并未过份的要求港人多积极的表态或“拥抱祖国”，而是在“尊重”及“不意图挑战主权”的底线下，希望让港人对国家更多认识与维护。其方式与手段或许拙劣，也欠缺成效，但并不能否认北京事实上对香港的“爱国”向来极其宽容，但港人“不太领情”的事实。

邓小平曾说过，“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港人骂共产党、甚至说自己“不爱中国”早已为时已久，北京也从未剧烈干涉，但其言行能不能达到羞辱、甚或危害国家的程度？那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没有人能勉强港人热爱祖国，但不爱与危害间有明确的分野，其实港人心里清楚其界线，只是在北京长久以来的放任下，某些政客开始刻意模糊“爱国”的标准，才渐渐出现“争取民主、批评中央是否就是不爱国”等争论。而政客们喜于滥用混淆这个“模糊”，北京所做的，也不过是将大家心照不宣、却又装着胡涂的部分定性清楚。

舆论当然会出现许多“一国两制”已死的诸多说法，对于如何将标准具体落实，让普罗大众不至于感受到过度的忧虑与冲击，也同样考验港府和北京的智慧，但事实上，香港的“爱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它未比其他地方更加严苛，也并不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