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左右支绌凸显全球英国战略窘境

近来，唐宁街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左右摇摆乃至前后矛盾的表现让人颇为错愕：一方面，约翰逊当局的多位头面人物紧密追随华府的“人权与抗疫”外交大棒，于新疆、香港及世卫组织武汉调查团等问题上对中国火力全开，横加指责。

如果说上述口水战还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政治做秀”的话，英国政府在本月初直接吊销了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英国的营业执照则是对华府新主实质性的“献地输诚”。

另一方面，约翰逊（Boris Johnson)本人却屡次在不同场合提醒英国政坛不要集体陷入“偏执的反华癫狂”之中，甚至于私下通过《南华早报》表达了对中资企业“无以复加”的喜爱之情，并力促恢复因香港国安法问题而中断的中英经济财经对话。

毫不夸张地说，在对华政策上反复无常的摇摆是唐宁街方面在脱欧以来力推的“全球英国”战略陷入窘境的最为生动之写照。为何这一看似合理且雄心勃勃的战略会在其推行伊始便陷入如此被动的境地？

如果只看英国脱欧派精英们所描绘的宏图伟愿的话，其中确实有一套系统且内在自洽的逻辑所在——这一点从脱欧公投动员到之后的“全球英国”战略的提出都清晰可见。

“只要我们离开欧盟，那些来自东欧的穷鬼们就再也无法来英伦三岛抢走本该属于我们的饭碗。只要我们离开欧盟，我们将能够重新全面掌控自身的命运，而不用成天和布鲁塞尔那套冗长繁琐的官僚程序扯皮互撕，徒耗精力”——彼时，类似这套极具煽动力的公投动员说辞为“脱欧黑天鹅”的最终出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与投票动员相比，脱欧派精英在此基础上规划的后脱欧时代“全球英国”战略更有着某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在这一战略构想中，脱欧之后的英国将获得某种无与伦比的战略自主空间。届时，唐宁街方面可以通过对英国传统三环外交——核心为英美特殊关系，次环为英联邦体系，三环为对欧关系——旧瓶装新酒般的改造，来达到这一战略的目标。

具体操作手法上，脱欧派精英们一方面寄望于通过强化英美特殊关系，为唐宁街在英欧博弈的棋局中增加决定性筹码，甚至希图在某种程度上再造英国的欧陆平衡手角色（上世纪初英国的经典地缘角色）。另一方面，脱欧派精英希望通过重整英联邦体系，试图在美欧之外创造出新的战略腾挪空间。

然而，脱欧派这套基于20世纪上半叶的地缘条件才能实现的设想终究是一场“帝国幻梦”而已。类似的地缘条件在冷战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这一点1970年代力排众议带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有着清醒认识。

彼时他本人在参加议会下院相关质询时尖锐指出“假如我们错失这次机会的话，那么英国将在未来的全球格局中彻底沦为一股无足轻重的边缘性力量”。虽然在冷战时代英国尚能靠“铁幕格局”的加持维系些许英美特殊关系成分的话，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维持这一特殊关系的代价对英国来说愈发高昂。

由于欧盟实力剧增，华府精英对英国在跨大西洋盟友体系中的定位持续下调。因此，假如唐宁街方面想维系乃至强化这一特殊关系的话，必须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有时甚至会伤及英国的核心利益——近来因唐宁街方面全力追随华府的对华遏制战略而造成的中英交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与英美特殊关系相比，英国经典外交战略的次环——即英联邦体系似乎看起来更为乐观一些，至少英国仍然维持着名义上的宗主权。

但细究之下仍然困难重重，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例，两国虽然仍在名义上归属英国的“王化之下”，但唐宁街方面对两国的内政外交几乎丧失了发言权，而只能由全球第一强权美国“代行王事”。至于南亚第一强权印度虽然受英国殖民遗产影响颇深，但唐宁街方面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影响新德里的核心决策。

不幸的是，当下活跃的英国脱欧派精英或出于意识形态执念，或出于难以自拔的“帝国幻梦”，对英国当前面临的地缘战略窘境要么充耳不闻，要么自大漂浮。在这种环境下，希思半个世纪前的警告或许正在唐宁街方面无谓的内耗下悄然向现实转化。

而中欧关系的最新动态已经为唐宁街敲响了关键警钟：2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通话时明确表示中方全力支持巴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雄心。如若法国的这一蓝图成为现实，对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近乎釜底抽薪的一击。可以说，留给唐宁街方面进行战略调整的时间已经愈发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