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极右在上升；气候变化与照护基础设施
西班牙极右在上升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左翼政党，按人数是西班牙第二大政党）在穆尔西亚地区（西班牙东南部）的总部被一枚汽油弹点燃。作家Eoghan Gilmartin在《雅各宾》剖析了这起事件，认为它显示出议会极右的发展是如何与暴力的新法西斯主义街头运动的兴起相结合的。
监控录像显示，汽油弹被一个人从被砸碎的窗户投掷出去，随后办公室内燃起大火。外墙被喷上了“红色”和“炸‘我们能’”的口号。“我们能”的领导人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在推特上说：“极右的街头恐怖主义不会吓倒我们”。
这次袭击有其政治背景。穆尔西亚如今由保守的人民党执政，并得到极右翼政党呼声党（Vox）的支持；因此“我们能”发言人Pablo Echenique将这次袭击称为“议会和某些媒体中仇恨言论正常化的必然结果”。当地议员Javier Sánchez Serna指出，这是去年这些办公室第三次成为极右翼团体的目标——人民党和呼声党都拒绝支持谴责之前破坏“我们能”办公场所的声明。
2021年2月21日，西班牙巴塞罗那，抗议者参加声援说唱歌手巴勃罗·哈塞尔的示威游行，警察在街头戒严。
今年2月媒体对为支持被监禁的说唱歌手Pablo Hásel而举行的街头抗议活动进行了耸人听闻的报道，那时即使是小事件也成为头条新闻，而现在“我们能”总部被袭击却没有出现在任何西班牙报纸的头版，与2月形成鲜明对比。相反，西班牙《世界报》选择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称伊格莱西亚斯在部长办公室宣布竞选马德里大区主席时可能违反了选举法。一些右翼评论员甚至声称，这可能是一场旨在获得宣传的内幕交易——上周五#selfattack“我们能”（#自我攻击“我们能”）的标签成为热门话题。
2月西班牙媒体如此迅速地指责“我们能”煽动骚乱，但随后又淡化了极右翼攻击浪潮中的最新事件，这并非偶然。对于西班牙的经济精英以及更广泛的政治右翼来说，他们的主要对手是激进的左翼——尤其是现在它与中左翼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一起组成了联合政府。极右翼街头运动有恃无恐，而建制派则对这些运动放任自流。
近日发生的另一起事件也极大地凸显了极右团体的存在，当时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亲自与一群试图破坏“我们能”竞选活动的新纳粹分子对峙。戏剧性的画面拍下了五名光头党和伊格莱西亚斯之间的对峙，伊格莱西亚斯当天上午辞去了西班牙副首相的职务，以便参加马德里选举。
“我们能”领导人曾参观马德里郊区的一个社会中心，该中心几天前遭到堡垒阵线（Bastión Frontal）成员的袭击，堡垒阵线是一个对过去一年一连串暴力袭击事件负责的组织，主要针对移民和LGBT社区成员。据研究人员Juan Francisco Albert介绍，堡垒阵线只是疫情发生后成立的众多新法西斯组织之一。其他组织包括“革命西班牙”（Revolutio España），该组织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凌晨破坏了首都一幅著名的女权主义壁画，之后获得了全国性的知名度。
这个日益壮大的基层新法西斯组织网络与议会极右翼政党呼声党的关系有些矛盾。记者Miquel Ramos认为，这些新法西斯主义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有能力将大量对传统政治不满、但又不被呼声党的奢华贵族形象所诱惑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受法国和意大利新纳粹组织的启发，堡垒阵线等组织将社会活动（如在周边社区分发食物）与街头暴力和在社交媒体上不断传播仇恨言论相结合。他们还试图塑造一个明确的 “工人”身份，将自己定位为爱国的本土工人阶级的捍卫者。
呼声党的兴起以及随后的新冠疫情培养和造就了高度激进和活跃的青年群体。即使在汽油炸弹事件之前，极右翼暴力事件就一直在上升。事件范围从卡斯特利翁省左翼团体使用的社会中心遭到毁灭性的纵火袭击，到马德里移民中心外的冲突（由堡垒阵线煽动），以及去年秋天全国各地的暴力反封锁抗议和抢劫浪潮。此外，新纳粹团体还多次破坏进步集会，并破坏与左翼有关的目标，如1936-1939年内战中共和党一方的纪念碑。
右翼媒体和安全部队中的主要人物甚至愿意纵容极右派兜售的反女权阴谋论，以攻击左翼联合政府。呼声党和其他团体多次声称，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尽管政府意识到了新出现的疫情的规模，但还是决定继续举行2020年的妇女节游行——从而制造了一个超级传播者事件。一份包含大量虚假说法和捏造数据的法律报告被提交给司法部门，在对此事进行调查后，国民警卫队内部的高层人物，包括在马德里地区的指挥官，不得不被解除职务。
极端主义研究中心去年夏天的一份报告发现：“西班牙的极右翼暴力事件往往比西欧其他国家更有组织，尤其是与英国和德国等案件较多的国家相比，那些国家的行动者更有可能被视为‘独狼’”。报告还认为，西班牙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此类暴力事件最常见的目标仍然是左翼和同为极右的其他政治对手，如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即使对移民的攻击也在上升。
西班牙是受到大流行经济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去年的失业率为16.1％，八十万多人陷入了严重贫困。这些极端主义团体显然正在寻求利用这种不断恶化的局势，以便在去年取得的势头基础上继续发展。
气候变化与照护基础设施
近日，《新共和》网站刊登了一篇题为《照护工作是气候工作》（Care Work is Climate Work）的文章，Kate Aronoff在文中探讨了照护经济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角色。
在美国陈旧的政治体系下，如今只有庞大的综合性法案才有以微弱优势通过的可能，拜登总统最近提议的“基础设施法案”可能是他在预算协调过程中塞入一些内容的最好也是最后机会。因此，什么是基础设施就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共和党人主张任何不是完全关于道路和桥梁的提案都不是真正的基础设施，并试图将这个一揽子计划描绘为某种绿色新政的精简版。
拜登上周发布的《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作为其基础设施法案的一半内容，着重于通过电网升级、科研经费、电动车税收减免等措施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但规模远远小于气候专家所说必须达到的程度。然而在即将迎来气候变化的世纪，什么可以算作基础设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未来几十年里，从汽车到厨房所有物品都将使用清洁能源，这将颠覆由来已久的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并需要建筑环境发生广泛变革。无论世界做出的行动有多快，气温上升都会带来更多的风暴、干旱和洪水。各类基础设施都需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如果基础设施法案得以通过，其中的一些部分可以提供这种准备，其中就包括4000亿美元的“照护经济”（care economy）投入，参与者包括护士、家政工和许多其他人员。具体而言，这项投资的目标是“通过为必不可少的家庭照护工作者创造工作岗位和提高薪资福利来巩固照护经济的基础设施”，同时增加“为老人和残障人士提供的高质量的、可负担的家庭及社区照护服务”。“基础设施法案”另一半的《美国家庭计划》（American Family Plan）可能将重点放在这方面。
目前为止，气候相关的提案和照护相关的提案基本上都是被作为面向不同群体解决不同问题的不同资金来讨论的。但罗斯福研究所的气候政策主管Rhiana Gunn-Wright指出，“如果没有医疗基础设施，想要公平地进行经济变革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仅仅改变使用的能源是不够的，必须改变整个经济结构。”
经济学家Lenore Palladino表示无法理解任何经历了新冠疫情却没有看清照护基础设施是经济支柱的一部分的人。如果没有照护基础设施，在大流行逐渐平息时，女性将很难重新进入职场，因为她们承担了过高比例的照顾孩子和老年亲属的工作。这不仅是经济重回正轨的障碍，同样也不利于清洁能源的推广。Gunn-Wright认为，公共的全民儿童照料服务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只靠白人男性建造风力涡轮机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是不够的，而想要确保女性和有色人种进入新兴绿色产业，就意味着把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政策原因在美国被视为家庭责任的照护工作传递出去。照护工作正在不断增长，而且总体上是低碳的，比起拜登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复兴制造业为从化石能源产业中被削减出来的劳动者提供新工作，这个领域更可能提供大量好的、绿色的工作岗位。更多的照护工作者也能够会气候变化带来的疾病做好准备，例如热应激、疟疾甚至是未来的大流行。在国会中，议员Jamaal Bowman率先将照护工作视为气候工作，他最近发布了一项全民照护议程以及1.6万亿的中小学更新计划。
美国政治家更倾向于把基础设施视作经济发展的仆从，而不是建立良好社会的基础，这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不平衡。例如经济学思维认为，贫困社区的人均生产总值低，因此将公共投资用于为这些社区更换含铅水管不如用在更新高速公路上，后者可以让人们更方便地通勤和在亚马逊网站购物。同样的思维方式使得一切为化石燃料的自由流动服务的基础设施从来不会缺乏公共支持。
就目前来看，拜登政府就增长和谁从中受益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前几任政府的理论，反映了经济学界近来开始的转向，即广泛关注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气候变化、种族与性别平等等议题。这带来了对基础设施的不同定义，基础设施不再仅仅是道路、桥梁、港口、机场和公共交通，还包括宽带、清洁水源、清洁电网和儿童老人的照护。拜登在上周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基础设施“有赖于对来自所有美国社区的‘美国制造’商品进行投资，包括黑人、拉丁裔、亚裔、原住民、农村等历史上被遗忘的社区。”
拜登的“重建美好（Build Back Better）”将对气候的重视表述为在领导者已经将气候危机视作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的全球经济中，支持美国企业使其具有竞争力。但是这一指导思想并未明确指出照护工作是适应气候变化和化石能源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事实上，在拜登宣布这项计划的匹兹堡，就是照护工作作为去工业化的避震器的经典案例。历史学家Gabriel Winant在其新著《下一次转变》（the Next Shift）中记录了匹兹堡从工业腹地到服务经济的转型，并将这一过程称为“经济由内向外转型”（the economy turning inside out）。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匹兹堡，团结的钢铁工人为高工资而战斗，最终赢得了在集体谈判协议中就退休金和医疗福利谈判的权利。产业工会为今天雇主提供的医疗系统建立的雏形，并为服务大量蓝领工人创建了医院体系。政府提供的医保Medicare和Medicaid进一步扩充了医疗保健系统，这在工业衰落使得当地人口变得“更多病、更衰老、更贫困”时成为了恩惠。主要由女性承担的照护工作，包括医护人员、养老院雇员、教师、家庭护理员和家庭成员，缓和了去工业化带来的冲击，不仅提供了收入，也提供了治疗。在公私领域模糊地带的工作大多都是无报酬或低报酬的。
过去以化石原料为中心的经济体如今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形。阿帕拉契亚州的煤矿开采留下了黑肺和被污染的水道，这些问题都需要靠税收来解决，而税收却因为资源收入减少而大幅下降；西弗吉尼亚州9%的居民领取残障保险金，为全国之最。全球经济都被化石燃料所束缚，改变这种情况意味着回顾哪些种类的工作曾经有助于转型，并重估基础设施投资的优先级。社会学家Eric Klinenberg将从托儿中心到游乐场都包括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描述为“塑造我们的互动的物理场所”，在他看来，拜登政府甚至还没翻开重建美国社会基础设施的具体设想的目录。Klinenberg在2018年出版的《人民的宫殿》（Palaces for the People）一书中写道，公共图书馆是社会基础设施的杰出形式名，代表了人们在一个慷慨开放的社会中所希望得到的一切：欢迎所有人，不收费，不把使用者变成消费者，提供网络、娱乐、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和其他便利设施。
图书馆没有在《美国就业计划》中得到任何资助，尽管它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基础设施一样都是应对灾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气温过高时，图书馆可以提供冷气；在飓风中，社区可以从图书馆中寻找资源和信息。Klinenberg在上一本书中曾经提到，1998年热浪袭击芝加哥时，情况最糟的不是最贫穷的地方，而是社交纽带最薄弱的地方。包括照护基础设施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有助于社交纽带的建立。当堤坝、电网、通讯等硬件基础设施被摧毁时，社会基础设施意味着生死之别。在他看来，当下不仅是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机会，也是建立更加公正、更可负担、更易进入、更民主的良好社会环境的契机。
抗疫“成功”的以色列把巴勒斯坦人排除在外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没有为巴勒斯坦人接种疫苗，而是试图向全世界发送数千剂疫苗，作为对将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国家的奖励。近日，专门研究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卫生状况的学者Yara M Asi在《卫报》发文，提醒人们看到巴勒斯坦人在疫情下的遭遇。
美国媒体广泛赞扬了以色列疫苗的成功——作为一个恢复音乐会和室内餐饮的、进入“后疫情未来”的国家；作为一个可以给美国上几堂流行病管理课的国家；作为一个尽管正处于有争议的选举中，却依靠其强大的全民公共卫生系统为尽可能多的人接种疫苗的国家。然而，许多疫苗成功的故事都只是顺便提到了巴勒斯坦疫苗问题，认为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争议”、 “辩论”，或者只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无法达成一致的另一个例子。
这种差别再明显不过了——生活在一个政权下的两群人口，在与病毒的斗争中走向相反的方向。在以色列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恢复正常的国家：重新开放的经济；允许进入健身房、餐馆和文化场所的疫苗接种证书项目；感染率和住院率急剧下降；过剩的疫苗几乎是这个小国人口的七倍。在巴勒斯坦方面，疫苗极少，医院不堪重负，经济陷入危机。以色列3月最终同意接给10万名持有以色列工作许可证的巴勒斯坦工人接种疫苗，把这些人算上，巴勒斯坦人得到的疫苗只覆盖生活在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的500万巴勒斯坦人的4%多一点。
疫情让人们看到几十年的占领和歧视如何扩大了人口之间的差距。正如它在全世界的情况一样，病毒没有歧视，根深蒂固的做法和精心策划的政策却有。
2012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份报告，声称由于多次地面战争和严重封锁，加沙地带到2020年将“无法生存”。西岸偶尔也会发生暴力事件，但由于以色列限制货物和人员在该领土内和进出该领土的行动，使其卫生系统消耗最大。
尽管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生活在以色列国控制的领土上，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健康状况差异明显。以色列人的平均寿命比巴勒斯坦人长10年。即使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其平均预期寿命也比以色列的犹太人要短。婴儿死亡率是衡量卫生系统业绩的一个标准全球指标，巴勒斯坦人的婴儿死亡率比以色列人高五倍以上。
这些明显的不平衡几乎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占领的巩固和封锁的持续时间影响到健康的每一个社会决定因素，包括心理创伤的增加、环境健康风险、粮食和水的不安全，以及获得优质保健设施的机会不足。
新冠病毒使这些经常被忽视的原有差异变得无法忽视。
以色列最初的疫苗运动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在2020年冬天成为全球头条新闻，但却因遗漏了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口而迅速受到批评。作为占领国，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以色列仍然要对其军事占领下的民众的健康负最终责任。
也许更紧迫的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纠缠——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巴勒斯坦工人每天进入以色列——本应向以色列当局显示了明显的健康问题。甚至以色列公共卫生专家也呼吁以色列为全体巴勒斯坦人民接种疫苗。但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没有对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人口实施全面的疫苗接种计划，而是决定向世界各地发送数千支疫苗，作为对同意将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国家的奖励。由于法律上的挑战和大规模的全球批评，这一疫苗外交计划几乎立即被冻结。当以色列政客推迟并试图完全阻止巴勒斯坦人从西岸运往加沙的一小批疫苗时，以色列遇到了进一步的批评。
疫情的回归还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巴勒斯坦官员已经提出，如果病例继续上升，定于2021年夏天举行的选举（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可能会被推迟甚至取消。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不是一个短暂或抽象的问题。再次活跃的病例接近了大流行开始以来的最高比率，近3000名巴勒斯坦人已经死亡。
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世界舞台上一贯回避对以色列的任何批评，并对以色列违反美国自己所表明的立场的行动，例如在建造定居点方面的行 动，视而不见。但到目前为止，除了2月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次电话交谈中要求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疫苗接种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外，拜登政府并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要求，让以色列履行其法律义务。如果美国真正想庆祝以色列的成功，它应该坚持对成功提出更高的要求：即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能公平地获得疫苗。
还没有人评论
还可输入500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