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众也信关公，台湾“诏安客”的信仰渊源

明末清初，原籍福建漳州诏安的客家人（诏安客）或拥护天地会的反清运动迁居台湾，不仅在台落地生根，更带来原乡的信仰—关圣帝君。当地时间4月22日下午，台湾“国史馆”邀请云林科大文化资产维护系副教授陈逸君发表《关圣帝君：记忆、想象与诏安客认同》讲题，讲述台湾客家族群的关公信仰与习俗形成。

2017年1月3日，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常平村关公故里的关帝圣像景区61米高的关公铜像首次亮灯，20多个高亮度的探照灯组将关公铜像照射的格外壮美，成为景区一大亮点。（图源：VCG）

从关公到关圣帝君

陈逸君介绍，关圣帝君（关公）是华人世界耳熟能详、儒、释、道“三教”共同尊崇的神明。像是儒家对其有“文衡帝君”、“山西夫子”、“关夫子”等尊称，甚至推崇为“亚圣”、“亚贤”或“武圣”，与孔子并称为“文武二圣”。道教称关公为“关圣帝君”、“三界伏魔大帝”或“协天大帝”。而佛教称其为“护法伽蓝”与“盖天古佛”。在民间信仰方面，又有“武安尊王”的称号，乃商人的财神（武财神）、军警界的战神（武神），知识份子的文昌神（五文昌之一），于明末清初时，又成为秘密结社者的护法神。

陈逸君称，由于关羽（160—219年）于东汉末年追随刘备参加义军征讨黄巾贼，在小说戏曲中和刘备、张飞的“桃园三结义”，匡扶汉室的形象深入人心。学者颜清祥研究，关公崇拜可分为“英雄期”（汉末至南北朝）：武勇的形象被视为武将楷模；“武将期”（隋唐至南宋）：地位骤降，仅挤身历代武将之列；“神灵期”（元明）：因小说戏曲流行，成为忠勇与正义的化身；“帝君期”（明末清初）：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封为“关圣帝君”，集英雄、圣贤、神灵等多重角色于一身，所有事迹都被美化，历史地位达到巅峰地位、无比尊崇，进而成为民族精神的寄托。

天地会、万氏集团与关公信仰

学者林振源认为，明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民间兴起尚武风气，进而多有异姓兄弟结义，当反清志士秘密结社成地下会党抗清时，选择深具忠义、武勇特性的关公作为主要信仰对象，并仿效“桃园三结义”般的异姓结义、共同以“万”为姓，组成万氏兄弟军事集团，郑成功的部将张耍（万礼、万一）、郭义（万二）、蔡禄（万七）就是重要成员。林振源推论，福建诏安县官陂镇下官村、主祀关公和万古师祖（即万礼）的万古庙，不仅很有可能是官陂张姓（“生廖死张”的张廖姓）日享公派下各房头的祖祠，更是清初天地会成员主要信奉的神明。

陈逸君表示，官陂镇下官村万古庙、霞葛镇庄溪村镇龙庵，均主祀关圣帝君，并为天地会成员的主要聚集之处。而今日台湾以张廖姓为大宗的“诏安客”，祖籍地正是福建省诏安县的官陂、霞葛、秀篆、太平等地。由此可知，清廷严厉打击天地会，使得反清人士渡海来台，特别是为首的张廖姓大量移往台湾，并带来了原乡信仰—关公。

依据《诏安县志》记载：

明崇祯三年（1630）为诏安客家人有组织从原乡前到台湾的启端，郑成功军中官陂张廖姓将士及眷属、乡亲数百人亦随之东渡入台，垦拓云林南投等地。……许多移居台湾的诏安人，在带去祖宗牌位的同时，还带去祖地的神祇，作为新居地的乡土保护神。

不过陈逸君也强调，如今在云林二仑、仑背、西螺地区并无直接证据证实明清移民与天地会有关，唯一的线索，只有地方耆老口传关公神像是由廖姓先民自诏安县迎祀来台。

关公信仰与“诏安客”认同

2019年6月30日（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台湾云林仑背李家轿班会举行谒祖溯源活动，为当地“诏安客”族群重要的关公信仰仪式。（阵头乀囝仔@Facebook）

陈逸君指出，云林“诏安客”虽然已无关于天地会或原乡相关的口传历史，但当地关公的神尊形象与官陂万古庙形制非常相似，尤其是关公骑马的姿态，而且世代口耳相传也称，神尊就是从原乡在清康熙、乾隆年间请来台湾，信仰和开庄时间基本吻合，这也显示今人感念某世祖迁台的艰辛，以及对祖先来源的重视。

由于“关圣帝君”具有武勇和道德楷模的形象，成为入台先民的精神支柱，在面对频繁的水旱灾、台风地震等天灾，以及不同族群间的械斗、层出不穷的民变，汉人也不时与原住民争水争地爆发冲突，村庄内对关公的信仰极为虔诚，成为村人岁时祭仪的主轴。特别的是，当地对农历正月十五上元节（元宵节）过后举办的“许平安”，以及农历十月十五日下元节后举办的“谢平安”仪式，规模和重视程度往往超过关圣帝君诞辰。

在问答环节，《》提问，相较于近年福建莆田湄洲妈祖创造了跨越海峡两岸的进香文化活动，或是近期台中大甲镇澜宫妈祖、苗栗拱天宫白沙屯妈祖跨越四个县市的八天七夜遶境，云林“诏安客”的关公信仰是否有跨地域交流？陈逸君解释，二仑乡、仑背乡主祀关圣帝君的庙宇仅有7间，且“诏安客”主要分布在34村里、70个自然聚落，非常分散，极少有跨村落的交流。即使举办“许平安”、“谢平安”或关圣帝君诞辰的祭祀，也多是各自为政。除非是迎自福建漳州东山县铜陵镇东山关帝庙的关公神尊，才有跨两岸的交流。

不过陈逸君也表示，1999年台湾发生“九二一地震”后，云林“诏安客”的祭祀活动改以诵经团为主，规模缩小许多；去（2020）年新冠疫情（COVID-19）肆虐，取消在村庄内的遶境，祭祀也只有地方代表性人物参加，如宫庙主委、炉主、头家出面。她认为，包括过去震灾、如今的新冠疫情，都可能是乡村信仰行为改变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