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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年经济决策史:人们如何做决策,决策应如何被做出


有两个犹太思想流派盛行于公元前1世纪,为首的两位拉比分别是——希勒尔(Hillel)和沙迈(Shammai)。《塔木德经》告诉我们,后者严谨而急躁,脾气火爆,而希勒尔则儒雅又温和。

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来找沙迈,要求皈依犹太教。他急急忙忙要求道:“让我成为一个犹太教徒吧,条件是:在我单足独立那会儿,你把整部律法教给我。”

什么神经病!还不是犹太教徒呢,就已经表现出这样的放肆!盛怒之下,沙迈用手杖打了那人,把他赶出家门。

陌生人若无其事,接着去找希勒尔,去他那里试试运气。希勒尔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挑战。在那个想要成为犹太教徒的傲慢之徒单足站立那会儿,拉比宣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整部律法,其余的都是注解。现在去钻研吧。”

我干嘛要讲这个故事?好吧,经济学也一样:

人们宁愿多多益善,但拥有的越多,赋予每个新增单位的价值就越少。

这就是经济学的全部,其余的都是注解。现在去阅读吧。

人们对几乎每一样东西都喜欢多多益善,但喜欢的程度却依次递减,古希腊人早已注意到了这个事实。许多年之后,18世纪,当时在俄国圣彼得堡教书的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利用这一知识,对堂兄尼古拉(Nikolaus)提出的一个赌博问题给出了解法,他和他的数学家同行加布里尔·克拉默(Gabriel Cramer)——分别——提出的这个巧妙解法,恰好就是基于下面这个事实:

“财富的效用”(亦即其享受)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减少。

毕竟,多加一块钱,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提供的效用,比为一个百万富翁提供的更多。

对这些数学家来说,“圣彼得堡悖论”所代表的东西,不过是一个关于碰运气游戏的有趣问题;他们没有从中引申出数学难题与经济学之间的关联。实际上,18世纪的经济学主要涉及偶然的观察结论。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通过描述一家针厂的工作,引入了劳动分工和规模经济的概念。早年的经济学家也提出经济模型。然而,除了算术的说明和实例之外,他们的工作主要由词语组成:描述他们的观察,讲述趣闻逸事,并解释他们的结论。

因此,比起(比方说)物理学、医学或化学来,经济学曾经不被视为一门严肃的科学——至少在数学进场之前是这样。这门学科只是在数学模型被发展出来之后才成为一门严肃的科学,这些模型提出如何优化某个东西,诸如财富、利润,或金钱的效用什么的。这事只是在19世纪晚期才发生,当时,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利用数学的方法和工具。(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1895年创立诺贝尔奖时,经济学并不在授奖的科学之列。)

正是在这里,伯努利家族再次掺和进来了。除了提出圣彼得堡悖论的解法之外,丹尼尔·伯努利及其杰出科学家族的另外几个成员,都是微积分应用的先驱,这一数学技术是艾萨克·牛顿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为了研究物理目标的连续改变(例如行星和移动物体的路径)而发展出来的。

在19世纪晚期,有三位彼此独立工作的经济学家——英国的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瑞士的莱昂·瓦尔拉(Léon Walras)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开始把微积分应用于经济学。由此,经济学的数学化开始了,这门学科的一个成果丰硕时期也随之而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的数学变得越来越精密复杂,最终,经济学的学术论文与数学科学的研究几乎无法区分。经济学几乎成了纯数学的一个分支。

20世纪晚期,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出现,情况再次改变。大约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门学科采用了一条更具行为导向的路径。因此,在过去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目标变成了描述人们的实际行为,这门学科也就更多地依靠心理学,而不是数学。(也就是说,在1968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授予这个奖项完全因为数学理论,但后来,因非数学模型而授奖变得流行起来。)

本书谈论的是,

人们如何做决策。

此外,因为决策是大部分——即便不是全部——经济学的基础,本书还呈现了一条走进经济思想史的新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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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年经济决策史:风险、选择和不确定性》,乔治·G.斯皮罗 著,秦传安 译,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5月出版。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介绍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一些人物,以及他们的财富效用理论,从而搭好舞台。第二部分呈现那些追随的人们,以及他们发展出来的模型,主要在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上半叶。这些模型引导理性的行为人做出最优决策(例如规范经济学)。数学和公理体系是标配。第三部分涵盖20世纪下半叶迄至今日的发展和人物,描述人类实际上如何采取行动(例如实证经济学)。事实证明,大抵说来,人并不是理性的。因此,漂亮的数学模型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心理学则成了这场游戏的名号。

本书的观点并不是认为:经济学已经变得太过数学导向了,一次反冲正在发生。正相反,

数学曾经是而且必将继续是规范经济学的基础,亦即——决策应当如何被做出。

事实上,行为模型也依靠数学。

然而,在描述人们实际上如何决策时,数学便变得不那么突出了。据近年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及其他人说,恰恰是决策者计算能力的局限以及他们对标准模式的无知,使得人类看上去似乎是“非理性的”。

……

笔者希望,本书不仅能让读者获得信息和乐趣,而且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偏见,诸如认知偏见什么的。归根到底,正是这些偏见,让我们大家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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