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道尽：广州百年沧桑
一 “猪仔”
1846年，黄佑出生于广东鹤山县一户穷苦的农民家庭，还未成年，父母和唯一的姐姐，因疾病相继去世。村里乡亲，看他可伶，带他去邻县新会桐井乡一地主家里。这地主叫陆显，亦生恻隐之心，答应收他为奴子（长工），将他改名为陆佑。
有一口饱饭吃，命算保住了。17岁那年，陆佑娶童养媳梁雪梅，也算成家立室。不过在陆佑所处年代，以陈皮和葵艺闻名的新会并不安宁，先后遭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饥饿、
灾荒、瘟疫不断，苛捐杂税也相当沉重。因此，两口子虽然勤恳本分，但时常陷入“寅吃卯粮、举债度日”的境地。
1868年，陆佑人生迎来“突变”。因“身体结实，外表和气”，他被一“猪仔”贩子看中。巧言令色的“猪仔”贩子对陆佑说：“跟我到南洋务工三年，一次性可拿60块银元，包吃包住，还有零用。”
“猪仔”贩子，是1840到1930年代在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将华人贩运到海外务工的中介或买办。“猪仔”，即廉价契约劳工（大多为非法黑工）。禁烟大臣林则徐曾形象描述：“当他们出海在船时，皆以木盆盛饭，呼唤其就食之声，与内地呼猪相似，故人因此船为买猪仔。”
被卖到海外的女性就叫“猪花”，数量相对较少，许多是“猪仔”贩子为稳住勤奋而温顺的中国苦力而运过去的“妻子”，但实际大多沦为娼妓。
日本过去也有不少被卖至南洋的妇女，被称为“南洋姐”，电影《望乡》反映了这段历史
在19世纪，出洋中国苦力人数总计达235万，其中70%属于“猪仔”。华工出洋目的地，涵盖东南亚、东印度群岛、古巴、美国、秘鲁、澳大利亚、欧洲、中南美和加拿大。
当时广州、澳门或香港都设有华工转运中心----“猪仔馆”，前往古巴、秘鲁的行期分别大约为168天（最长达266天）、120天左右，光这趟漫长行程，死亡率就普遍高达15%左右，有时高达35%，曾出现300华工同时在船舱底窒息死亡的惨剧，名副其实“浮动地狱”。
上了岸，他们像牲口一样被运往当地“猪仔馆”，剥光衣服，任由雇主目测、手摸，或“用皮鞭抽打，试他们筋肉反应能力的强弱”。他们到达农场或工厂后，通常会有总管、工头或监工，拿着皮鞭或棍棒监督。大部分监工凶残至极。而且工作场所通常会设立监狱，常备镣铐、脚闸、手铐和猛犬。
恶劣的环境导致古巴和秘鲁的华工死亡率极高。调查显示，古巴华工契约内死亡率高达75%，平均寿命不过5年；1861年秘鲁钦察岛挖鸟粪的4000华工，竟无一生还。注意，这是抵达目的地后的死亡率。
生活窘迫的陆佑，当然听说过出洋务工的凶险，但依然战战兢兢接下了“猪仔”贩子的60块银元，其中20块给陆显赎身、20块留给妻子，20块作为船票旅费。
他先被带往广州黄埔的“猪仔馆”住了一天，然后同其他200名华工一起被塞进一艘桅棚船闷热潮湿的舱底，历经20天与屎尿、呕吐物为伍、不见天日的漂流，终于抵达目的地----马来西亚新加坡港。
在当地黑社会控制的“猪仔馆”，他被人脱光衣服任由雇主“选购”。两天后，一位来自柔佛丰盛港的锡矿主买了他。自此，他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无薪矿工生涯。
在矿场，除了农历年4天休息，他几乎天天从事搬沙，锄土、挑锡泥、开沟、筑路、伐木斩柴等重体力活，天未亮出工，天擦黑了睡觉。他和工友住简陋茅棚，吃咸鱼、豆腐和青菜，穿面粉袋改做的裤子，常年被痢疾、疟疾、风湿困扰，没有医生也没有西药中药，全靠身体死扛，扛不住就是死。
月色柔和的夜里，陆佑偶尔会想起广东故乡同样艰难为生的妻子，那是他生而为人的唯一牵挂，也是他活下去的勇气。
二 三元里抗英
陆佑是鸦片战争前后广东沿海许多普通中国人的真实写照，他们出身穷苦，被动荡的时局蹂躏，但又不甘于命运，踏着九死一生的荆棘路，试图逆天改命。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常把鸦片贸易，以及不平等条约中的赔款和割地，视为西方殖民者最深的罪恶，但许多沿海的中国人知道，黑工或“黄奴”贩卖，也是西方最可恶的罪孽之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
1841年1月-5月末，英军对广州发起连续进攻，广州城外炮台尽失。清军退入城内不敢迎战，内部军队分抢粮食发生内讧，导致城市大乱。5月26日，靖逆将军奕山被迫与洋人签订《广州合约》，答应赔款。
在这场战争中，清军的不堪一击，英军的强盗本色，广州老百姓看得真真切切。
全副武装的英军5月22日登陆后，四处抢劫、纵火，广州城南岸民房被完全焚烧殆尽，十三洋行被一把大火烧毁。城外大量民船、货物，以及各大码头的数千商铺、客栈被抢光烧光。打死淹死的平民难以计数，年纪轻的妇女惨遭强奸、轮奸。至5月26日，广州城除了向水一面，三面均是熊熊烈焰，难民们携儿带女，散落于路旁，哭天喊地。
屈辱“合约”签订后，英军进入城内继续烧杀抢掠。5月29日，一股驻扎在白云山的英军，一路抢掠至三元里。他们向农户要粮食和牲畜，数量给够了，就发一告示贴门上。一步兵团军官进入附近的庙宇双山寺，强行挖开一些坟墓，据说是为考察中国人怎么保持尸体，另有恶兵闯入村民韦绍光家中，拉拽并企图强奸他的妻子。
是可忍，孰不可忍，愤怒的村民爆发了。他们拿起棍棒、锄头奋力驱赶英军士兵，当场打死了几个。（也有人说仅仅打伤）村里能人义士鸣锣敲鼓，召集周围近5000村民，举着大刀、鱼叉、锄头，组成义勇军，次日早晨10点冲杀至英军军营前的牛栏岗。
义勇军第一波进攻，被全副武装的英军逼退，但他们没有因惧怕而散去。尔后附近又有一些村民闻讯而至，队伍扩充至7500人。当时正下漂泊大雨，7500义士，将手持荷枪实弹却因雨水打湿无法射击的英军围困于牛栏岗水田，双方贴身肉搏，英军1人死亡，15人受伤。（也有人说英军死伤200余人。）
战斗至夜里9时，英军乘着夜色，依靠枪炮突围，狼狈地回到营地。但义勇军依旧不肯散去，将英军营地围得水泄不通。到了第二天中午12时，又有12000人加入队伍里。
两军僵持之际，英军司令卧鸟古，慌慌张张派人送信至广州知府余报纯、南海知县梁星源、番禺知县张熙宁处。他威胁说，“若不劝退义勇军，便重新炮轰广州城”。
清廷官员们又一次毫无意外地怂了，来到阵前媚言相劝，欺骗义勇军，“洋人已签订合约不再进攻我们”，同时威胁带头乡绅。队伍这才慢慢散去。6月1日，已拿到赔款的英军，害怕再遭义勇军攻击，悻悻撤出了广州。
这就是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斗争。
在这次抵抗中，各路英杰因义而聚，既有出于愤怒出击的农民韦绍光，也有社学首领何玉成，既有爱国士绅林福祥，也有纺织行业中的“机房仔”陈棠。
社学，是一种乡村教育机构，始于明初。清中叶后，社会动荡不安，社学逐渐有了“闻警则操戈御辱”的作用。士绅，一般指有进士或举人功名的人，虽不为官或告老还乡，却拥有超强的号召力。
除了这些传统民间力量外，以“机房仔”陈棠为代表的行业组织，或许最有广州特色。广州的纺织业，本就非常发达，1840年左右，就有2500多家纺织作坊，时人有言，“五丝八丝广绣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雍正年间，广州纺织业始建行业股东公会，在荔湾区康王南路设立了一座议事会馆，即著名的锦纶会馆。纺织工人按件计工资，老板和工人，分别成立东行家和西行家两个组织，双方讨价还价，被视为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
陈棠，广州纺织业中的一名普通工人，平时喜欢耍刀弄枪，以仗义闻名。三元里抗英斗争爆发，乡民送红贴至锦纶会馆请求援助。本就痛恨洋人的陈棠和工友们，没有理由不参战。
一些傲慢的历史学家，视上述民间抵抗力量为散兵游勇或乌合之众。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肇始于广东地界的武装运动，包括太平天国运动、天地会洪门起义，乃至同盟会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其中成败得失的关键，正是看谁能动员起强大的民间底层抗争。
三元里抗英斗争过去近半个世纪后，出生于广东香山的一名医生，决定弃医举事，放弃幻想，找寻并聚拢推翻满清的民间力量。此人姓孙，名文，字载之。
三 艰难求索
1906年4月、7月，孙中山先生两次亲赴新加坡，创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前往马来西亚各地矿场、橡胶园和街市，宣传革命理念和募集革命资金。
不少华商敬重孙先生为人，慷慨解囊。一天，同盟会成员李星南早早前来居所拜访，同时带来一位在马来西亚开锡矿的华人富商。此君满脸沧桑，六十上下，虽穿华服，却依然看着像个苦力。
孙先生与其细聊得知，原来这位富商白手起家、经历坎坷，早年还有一段被卖为“猪仔”的悲惨经历，不是别人，正是28年前就从广州黄埔来到新加坡的陆佑。
陆佑欣赏孙中山，他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寒暄客套自不待言。但说到资助革命，陆佑却有点犹豫，多年饱受家国离乱之苦的他，反而劝孙先生想开点，不如学他一样做生意，“先营矿务，厚集资财，而后用之”。
孙先生闻言，颇为失望，看来这富商是一只铁公鸡了。
不过多年后，革命形势趋于明朗，陆佑还是拿出了钱资助过革命，其中包括资助周之桢开办的宣传革命的报纸《星洲晨报》，以及一笔5万和一笔4万的现金。同来自广东新会的“猪仔”、成功商人邓泽如，过去亦曾受惠于陆佑，原是他旗下产业“兴隆庄”员工。邓泽如后来加入同盟会，成了孙先生的“钱袋子”之一。
话说陆佑当年被卖为“猪仔”，吃尽了苦头，但熬过三年痛苦的无薪期，他便开始一路走好运，从华人烟酒庄普通员工，到杂货店小店主，再到矿场厨师兼采购，最后拥有自己的锡矿。他投资的产业遍布橡胶园、烟草、鸦片、房地产等行业，被人盛赞“马来联邦最成功的企业家”，光吉隆坡和雪兰莪房产就有一百多栋。
1882年，陆佑曾返回过广东新会。家中发妻梁雪梅，十余年泪眼盼夫归，殊为不易。他为了报答妻子，风风光光重新办了一场婚礼，还为她在广州添置房产和店铺。但陆佑只在广州新家待了四年，后又返回马来西亚吉隆坡发财去了。
相对陆佑成功的生意，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就没那么顺利了。1894年1月他写下《上李鸿章书》，未得清廷搭理，后创立兴中会，密谋广州起义，1905年创立中国同盟会，一路艰辛，跋山涉海。
他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以及“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能人志士、富商巨贾，辗转世界各地演讲和募捐，但推翻满清的革命理想却迟迟未能兑现。
在1907年5月到1908年5月间，孙先生在粤、桂、滇连续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但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此后他再前往广东、越南、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地筹款，变得愈发困难，遭遇一次次无情的冷眼和驱逐，许多人视其为骗子。
为了取得秘密组织洪门的支持，他不惜做了“洪棍”。他被人嘲笑为耍嘴皮子的“孙大炮”，他自嘲“我是革命的大炮”。1908年-1909年，同盟会成员章太炎、陶成章怀疑孙先生暗中阻扰他们募款，多次发起“倒孙风潮”，还写了一份《孙文罪状》发表于《南洋总汇新报》。
1910年，理想屡屡受挫的孙先生，再次来到马来西亚，以近乎哀求的口吻向富贾巨商们求助：“我一再向海外的同志要钱，但是到了现在，又来向你们要钱，就这一次吧，如果下次再失败，我就永不来见你们……”
可到了1912年1月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时，依然两手空空。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各地军心涣散，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因为财力不足，已经决定的北伐亦被迫停止。
他满腔的救国情怀，被一次次狠狠摔在冷冰冰的现实里。孙先生的革命之路，从民间反抗精神浓厚的广州启航，忙碌半生，却迟迟未能成大业，其中缘由到底是什么呢？
军阀割据，致使临时中央政府无法从地方收税，列强入侵和压榨致使大量原本宝贵的关税、商品税丢失，这是两大根本原因。没有税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无法建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枪，政权自然就是空架子。
孙先生把希望寄托在开明军阀、友好列强和热心的华人富商身上，可军阀和列强们会真心为了“理想”而断了自己的财路吗？华人富商们也不可能是永不枯竭的“提款机”。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包括孙先生在内的许多中国人，这才逐渐意识到，列强不可靠，军阀没法信。相反，三元里抗英斗争中强大的底层抗争力量，倒值得重视。
1922年，他在广州会见了苏俄代表，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二年，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召开，接受国共和作。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创办黄埔军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
只可惜，天不假年，1925年3月12日，壮志未酬的孙先生，因癌症在北京逝世，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千古遗言。
四 夺权迷案
孙中山去世后半年时间不到，1925年8月20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孙先生曾经最得力最亲密的助手廖仲恺，身中数枪倒地不起。
多名刺客，从不同方向同时射击，廖先生身中四枪，皆打在要害处。与他同行的妻子何香凝，见丈夫倒地，急忙送他去医院。但车子行至半途，廖先生就没了呼吸。第二日《申报》形容，“浑身血染，死状至惨”。
廖志刚是个开明人士，鼓励侄子学西学，把他送至香港黄仁书院学习。20岁那年，廖仲恺娶香港地产商何炳桓的九女儿何香凝。1902年，何香凝卖了陪嫁细软、拿出私蓄，供丈夫赴日留学。第二年，廖先生认识了同在东京的孙中山，被其炽热的革命理想所打动，自此追随左右，至死未曾背弃，到他被刺杀时，已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委、广东财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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