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是“成功”的？

早在两年前的10月份，当中共建政70周年时，《纽约时报》曾刊文《为什么共产党统治能在中国成功》，试图解释中共如何成功地建立和维持了对中国大陆长达70年的统治。该文认为原因包括，中共完成了中国的基本统一、极好地适应了资本主义以及其建立一套准宗教信条。这虽然并不是西方第一次“反思”这一问题，但是这一设问的背景与以往完全不同，因为现实的确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着外界对中共的既有认识。2021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这一根本性问题将毫无疑问再次引起人们的反思。

2021年6月17日，中国神舟十二号宇宙飞船和三名宇航员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起飞，这是中国首次载人空间站建设任务。（Reuters）

事实上，中共的“成功”至少包括三层“含义”，即它改变着中国，也在改变着世界，当然它也在突破传统的“自我”，改变着自己。

所谓“改变”中国，即是指中共自诞生至今，改写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重新塑造了中国社会的形态，并且正在使中国恢复历史上曾有的国际地位。

中共在1921年诞生并发展壮大前后，整个中国历史呈现完全不同的形态。自1840年甚至更早之前的明代中后期开始，当西方资本主义出现大发展大繁荣时，中国却陷入了长期的“内卷”：封建专制登峰造极，并禁锢了中国向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过渡的可能。直到1840年，整个封建王朝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下开始震颤，并最终走向解体，基于自然经济的封建生产关系也走向瓦解。在此时期，清王朝体制内外力量尝试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预备立宪乃至更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均未能使中国脱离泥潭。

中共的出现令中国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拥有了一种不同以往的选择，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

经过28年，中共将国民党驱逐出大陆，并于1949年重建了一个基本统一的中国。此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以俄为师”又对苏联模式推行所谓的“中国化”改造，用以指导中国“改造”。它第一次利用国家权力成功地将整个国家动员起来，同时又“革命化”中国传统文化，并进行国民性格“改造”。当然，在毛泽东主政的近30年时间内，它的确走过不少“弯路”，甚至一再将中共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但是，它又在1976年结束了动乱，并逐步找到新的国家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1978年中共推行改革开放后，中共大体保持了国家稳定，并沿着既定航向快速恢复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到2020年中国年度GDP总量已超过百万亿元人民币，牢牢占据世界第二大国的位置，而且无论人们愿意相信与否，中共仍将按照既定的战略改造中国，实现其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甚至走得更远。

历史不容假设，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共并没有在1949年与国民党政权的对抗中取得胜利，那么中国可能会走向另一条路，实现另一种发展，但是正如香港作家陈冠中在《建丰二年——新中国乌有史》所表达的，现实就是充满着多种偶然性。

其次，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一极，中共治下的中国影响了太多历史事件的发展轨迹，而且当下它正将这种影响力向各个方向延伸。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中共在中共的“成功”，它实际上，一方面在逆势中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也持续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另一方面为后发国家尤其是民族独立国家提供了一种踏入现代化的不一样选择，即人们所说的“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方案”“中国道路”。

“以俄为师”尽管在1960年代便“基本结束”，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组成部分，中共从未放弃社会主义旗帜。直到1990年前后的苏东剧变，包括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者苏联在内，社会主义政党一夜之间几乎丧失执政权，1990年代“历史终结论”的首倡者断言资本主义乃是人类文明的终极状态，在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的背景下，社会主义道路则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异类”“歧路”。

然而，中共既没有在“文革”等政治动荡中失去政权，也没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被“民主化浪潮”所裹挟，因为改革开放逐渐“学会”了适应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并以中国实践“验证”着社会主义，近年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停滞和僵化的背景下更撼动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传统信仰。日前，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刊文署名“宣言”文章《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即在传递一个明确信息，不是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而是没有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的同时，中共的成功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受到其他国家的关注，尤其是对于那些与中国一样同样面临现代化转型重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验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和参考，这使得这些国家可以在自我发展中博采众长，丰富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无论如何假设，人们都难以否认，中共治下的中国摆脱了自鸦片战争甚至明中后期以来的衰落趋势，正在恢复其曾经拥有的世界地位，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趋势将持续到彻底取代美国的世纪第一强国地位。这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从这一层面讲，中共的成功经验是人类文明进行自我发展探索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发达国家的探索拥有同样的价值。

最后，百年之间，因应客观形势的变化，无论是组织形态、政党性质还是意识形态，发生的变化更大。

从组织形态看，1921年中共草创，成员不过数十人，几乎完全复制了苏联共产党的模式，甚至一度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分支而存在，缺乏独立性。然而，中国的现实国情毕竟不同于苏联，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与斗争，在领导独立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在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的组织动员，其本身已与苏共的形态拉来了距离。尽管苏式政党痕迹犹在，但它也在不断适应新的状况和中国的具体国情，逐渐走出一条独立的中国特色的道路来，比如1980年代废除领导人终身制，建立人才梯队培养计划，以及改革各级各类中共党组织的组织形态，调整与国家机器、社会组织的关系等等。

从意识形态看，中共曾经在各个历史转型的关键节点遭遇过质疑，面临过合法性考验。1949年以前，中共在小心翼翼地在斯大林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尝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主要正统意识形态，并最终实现获取了全国政权。当中共在1949年开始从一个局部执政、缺乏城市管理经验的苏式革命党，向全国执政党转变时，其意识形态则显现出不适。在毛泽东执政时期，由于缺乏经验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情绪泛滥，中共的转型极为痛苦，犯了很多严重错误，走了相当多的弯路，直到毛泽东晚年，中共仍然深陷毛泽东空想的激进革命思想泥潭之中。

邓小平上台，中共试图摆脱至少暂时冷却意识形态的争论，务实地恢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姿态为中国带来持续的经济腾飞，而同时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也借此破除意识形态“枷锁”，因应所谓“中国特色”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完全不同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再抱持对立态度，对私有制和公有制的看法也不再是“你死我活”式，对阶级斗争采取务实审慎态度，对共同富裕提出先富和后富，等等。通过实践，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完成了自我“迭代”，实现了“本土化”，并逐渐形成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然，今天的中共仍然没有完全完成自我更新，其在面临世界变局和国内问题时仍然不时显现其不适应甚至给人滞后时代的印象，国内外局势越恶化，这种局势便越发放大。我们不清楚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会否将中国带向既定的目的地，但是其所构建的意识形态则正在回应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剧变，它势必发挥广泛的影响力。中共的这种意识形态更新已经再度引起外界的注意，因为这事关他们的广泛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