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俞昌旋先生
2017年5月23日上午，在宁波开完高能量密度物理会议之后，从旅馆去火车站的途中，我收到了师弟的短信：当天凌晨三点左右，俞昌旋先生去世，走时很安详。
俞昌旋先生【1941.7.7-2017.5.23】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我对俞老师的去世还是很悲痛。在我的学习和学术生涯中，俞老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完成了3年基础课程学习之后，我在1990年选择了等离子体物理专业。进入等离子体物理专业之后，我逐渐知道等离子体物理专业有一位水平很高的老师，名叫俞昌旋。但俞老师究竟研究什么问题，我当时是一点也不了解的，因为我对等离子体物理本身也一无所知，只知道等离子体物理是聚变的基础学科，而聚变嘛，那是很有前途、很有挑战的。
在等离子体物理专业学习了一年之后，我获得了保送研究生的资格。了解得越多，对俞老师仰慕之情越高，我终于决定拜在俞老师门下攻读研究生。说实在的，在研究生阶段跟着俞老师准备研究啥，我是一点也没有概念的，只是知道要搞等离子体物理，搞聚变。
1992年，我正式成为俞昌旋先生门下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在丁卫星老师的指导下研究气体放电中的混沌与控制。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机会接受到俞老师的直接指教。现在回想起来最重要的一点是跟着俞老师和丁老师学会了看实验数据：这段时间的信号为什么变化得这么快、信号的周期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个极大值，等等。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慢慢地学会将书本上的知识与真实世界联系起来，初步建立了分析数据的思路和方法。最记得俞老师的一句话，数据常看常新。
1994年我选择转博，理所当然地成为俞老师的博士研究生。转博前后，我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由气体放电转向激光等离子体相互作用。原因有两个，一是我自己对混沌的认识一直处于混沌状态，二是国家高技术计划惯性约束聚变主题立项，俞老师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鉴于科大没有研究条件，俞老师把我派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生进行联合培养，郑志坚研究员是我在核化所的指导老师。俞老师给我的题目是激光汤姆逊散射诊断。从此，我逐步成长为激光聚变研究队伍中的一员。
在联合培养期间，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项重要工作，超高斯电子速度分布对汤姆逊散射的影响。在将该项工作整理成英文文章的过程中，俞老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稿子作了多次修改，体现了他的严谨和负责任，这让我深受感动。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日后带学生的风格。
1998年我博士毕业，俞老师建议我留校工作。在这之后，他对我可谓是扶上马再送一程。
2005年，俞老师受到邀请参加“高能量密度物理”香山科学会议，他推荐我作一个报告。为了准备好这次报告，我自己当然花费了很多心血准备，俞老师特意安排我在专业里讲了一次，请专业的老师们提意见和建议。最终，我的报告给参会专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因为性格的关系，我与俞老师的私下交往不多，我们在一起基本只是聊工作。对俞老师了解得比较多，还是在他因病住院之后。俞老师生病期间，我经常去看望他，于情于理不能老是讲工作，于是就与俞老师闲谈。最容易打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俞老师年轻时的作为。这时候我才知道，平时话不多的俞老师是典型的学霸：1950年代举办全国中学生航模竞赛，有一年福建省分得3个指标，那个时候还是初中生的俞老师就拿到一个。也才知道俞老师他们从北京搬迁到合肥后，年仅三十岁出头的他们是怎样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在科大建立起中国的第一个等离子体物理专业。中国科大从北京搬迁到合肥有所谓的二次创业之说，为中国科大在八十年代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认为，俞老师他们这批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素质是极高的，放在全国也应该是属于顶尖的。
1990年代在北校区时，办公条件差，老师加上研究生6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俞老师就坐在最前面看文献。合肥夏天天气很热，俞老师常常穿短裤；我们的办公室在一楼，蚊子时而光顾，俞老师一边抖腿一边看文献，一坐就是半天。他在掌握文献这方面是我们很多人远不能及的。作为一个学霸级的人物，俞老师平时话不多，他用于思考问题的时间大约也比我多得多。比我聪明，比我用功，结果当然是我被“碾压”，“畏惧”之心自然而起。
2007年，俞老师当选为院士之后，不仅工作日按时上下班，周六和周日也正常工作，我们几位与他关系比较密切的年青教员建议他要注意休息，多陪陪他的夫人赵淑君老师。俞老师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周末安排半天时间在家休息！
俞老师去世之后，我们这些学生辈聚在一起时免不了谈论俞老师。大家普遍的感觉是，俞老师身上的具有很多优秀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追寻的。作为他的学生和晚辈，我们有责任把中国科大的等离子体物理学科发展好。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不愧疚。
谨以此文纪念俞昌旋先生诞辰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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