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在香港，地下党会否浮出水面？
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这是中共对“白区”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至今香港多数党员仍然潜伏地下，但中共在港的能见度越来越高。
2021年7月1，香港回归24周年，特首林郑月娥“舍港取京”率团上京参加中共建党百年庆祝活动。而在香港街头，过百辆印上“贺建党百年，庆香港回归”宣传口号的巴士和电车穿梭闹市，香港各界庆典委员（庆委会）称这“代表了香港各界市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真诚感谢”。
这番景象，触动了香港人的神经。
尽管中共党庆和香港回归周年在同一天，但向来“一国两制”，两者不扯上关系，历任香港特首也从未缺席香港回归升旗仪式及酒会，今年史上首次打破惯例。
此前半个月，中联办丶驻港国安公署丶外交部驻港公署及解放军驻港部队四大中央驻港机构，在湾仔会展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特区政府为“特邀主办机构”。这是香港官方第一次以“中共”为题举办活动，特首林郑月娥致辞时公开说“在党的领导下”，更是首次有香港官员公开说出这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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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多少党员？中共长期在香港活跃是公开的秘密，但“中国共产党”这五个字，始终在香港讳莫如深，官方从不正式承认党的存在，香港人要如何入党也非常神秘。
陆恭蕙在《地下阵线：中共在香港的历史》引述一些香港党员说法指，过去他们入党时会被带到广州办理手续，申请人要提供详细的背景资料，党员的档案被保存在广州小北花园 的一栋两层楼房里，香港共产党在那里有一个办公室。
前中共中央委员丶前港澳工委书记兼香港新华分社社长许家屯曾透露，香港在80年代中期已有约6,000名党员，一半为香港本地人，一半来自内地。《地下阵线》引述澳洲国立大学教授Yin Quin估计，1997年香港最多有2.8万中共党员，另有资料显示1983年至1997年，约有8.3万名大陆官员更改姓名或以假身份进入香港，组成一个叫第五纵队（Fifth Column）的特别任务机构。熟悉中共运作丶曾任《文汇报》记者的资深传媒人程翔，2012年则推算香港地下党约有40万人，占香港人口5%，而且这个数字“只有低估，不会高估”。
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这是中共对“白区”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时至今天，香港大部分党员仍然潜伏地下，只有少数人公开了党丶团员的身分，包括罗孚丶金尧如丶司徒华丶柯其毅丶宋树材夫妇丶刘文成丶梁慕娴等。前特首梁振英丶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都被认为是党员，但他们始终没有承认。
1974年移居加拿大并决意脱离共产党的梁慕娴，在2012年出版《我与香港地下党》，“我要告诉香港市民：香港有个地下党，它不只存在于中资机构丶工会丶红校，而是藉着反英抗暴大量地发展到大专院校及其他各种机构，我要告诉香港人，由于地下党的继续存在，香港没有真正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那是一场大骗局，我们不再受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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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香港活跃多年，有战略性考虑，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中共高层的避难所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可追溯到一百年前。1921年中共在上海创党，建党初期已利用当时由英国统治的香港去保存丶发展和壮大自己。譬如1922年苏兆征和邓中夏（林伟民）等人在国民政府支持下发起香港海员大罢工，两人在工运后加入中共。1925年，中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省港大罢工，期间招揽工人入党。
1927年4月国民党展开“清党”运动，大量逮捕丶杀害中共党员，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共广东区委随即迁往香港，在港成立第一届中共广东省委，香港成为华南地区的指挥中心，也是中共党组织和干部的避难所。1927年周恩来同南昌起义军主力部队失散后病重，曾从广东陆丰搭船到香港，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住所养病，并参加当时在港的中共广东省委会议，研究广州起义。1929年和1930年，邓小平先后两次途经香港开会，了解广西党组织工作的情况。聂荣臻丶叶剑英等多人都曾在香港避难。
卖茶叶的“八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抗日，中共的西北红军接受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当时沿海诸港口相继被日军封锁，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持中立态度，中共就把香港变为抗战及华南游击队的后勤基地，派遣廖承志和潘汉年赴港设立“八路军丶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八办），三大任务包括：海外宣传中共及八路军主张丶在海外征集物资支援抗日丶搜集国际情报。八办设在皇后大道中18号，即如今新世界大厦所在地，前门招牌是“粤华行”，以售卖茶叶作掩饰，后铺是办公室，这个地下办事处当时得到港英政府默许。
廖承志主要负责统战工作，他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和何香凝夫妇的长子，精通多国语言，早年加入国民党，后投靠中共。廖承志与宋庆龄合作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向世界各地宣传中共的抗日情况。他又在1941年4月开办《华商报》，周恩来为该报定调“不用共产党出面，不要办得太红，灰些”，创刊号邀请香港首富何东爵士题写“唤醒侨胞”四个大字，增加工商界色彩，初期销量约5500份，后来达到过万份。根据美国中情局（CIA）解密文件，《华商报》是香港共产党组织开会的场所，也是中共在港电台的设立处。
与此同时，潘汉年负责情报工作，建立秘密情报网络，香港市委再次发展党员与工会组织。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1941年2月撰写的工作报告指出，截至1939年1月，中共在港党员631人，旗下组织领导工人群众超过2万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八办依照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中共香港地下党展开营救行动，助数百名滞留在港的亲共文化界人士撤离到大后方，包括宋庆龄丶何香凝丶梁漱溟丶茅盾丶乔冠华等，驻港八办也撤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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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办报丶办学丶办工会1945年日军投降，港英政府重据香港。在紧接的国共内战中，双方的斗争在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上演。广东区委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重新在香港铺开全面的统战网络，首先是新闻传播据点，包括1945年11月成立《正报》，1946年《华商报》复刊并由战前的晚报改为日报，1947年1月原在上海出版的《群众周刊》迁到香港，1948年《文汇报》在香港创刊。中共由在1946年开始在港办学，创立香岛丶汉华丶培侨丶劳工子弟学校和香港达德学院等。中共又在香港组织工会，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会）就是在1948成立。
中共在香港渐渐编织出庞大的网络，中资机构员工会送子女到爱国学校读书，爱国学校毕业生会被安排到中资机构工作，无论是学校还是中资机构里都只有亲中共的报章和出版物，形成一个自足自维的循环系统。
时任港督葛量洪在绝密电文《1948年上班年年度报告》中描述，中共的宣传机构和组织，遍布了香港的通讯社丶书店丶劳工组织丶社会福利机构等，这些组织都是中共南方局属下。港英又在搜查全港共产组织的行动中，发现部分商业机构也在新华社的控制之下，是内地解放区经费的供给来源。港英政府开始加紧抑制共产党的活动，并在1949年2月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由，取消香港达德学院的注册。
“两块牌子”的新华社1949年10月，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但解放军抵达广东后，毛泽东丶周恩来下令不得越过罗湖口岸进入香港。中共当时已对香港有战略性考虑，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不急于收回香港。毛泽东1949年2月在西柏坡会见苏联政府代表团时曾说：“急于解决香港丶澳门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丶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封锁禁运，中共更倚赖香港作为窗口，周恩来1957年在上海对工商界的座谈会上说：“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中共在香港的组织保持低调，位于香港岛跑马地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表面上是新闻通讯社，实质上是香港澳门地区工作委员会（港澳工委），这是中共惯用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手法。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在回忆录说：“我的职务，对外名义上是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社长，实际上港澳工委书记才是 ‘正业’，是中国政府驻香港的总管。”
英国很清楚新华社的本质，1949港英政府为《社团条例》立法，很大程度就是针对新华社。《社团条例》规定，任何有组织团体必须向社团注册处登记在案，仅慈善宗敎丶慈善丶社交或康乐等事业为惟一功能的团体方获豁免，同时明确规定可拒绝批准香港境外的政治组织丶分支机构及与其联系之组织注册。
香港前途研究计划翻查解密档案发现，时任港督葛量洪在内部电报称，一旦《社团条例》通过，港英可以关闭新华社香港分社，因为是“外国政治团体的宣传机关”（publicity organ of foreign political party）。
地下组织：红线丶灰线之分同期，港英政府在中共在港物业搜出左派的秘密笔记，题为《认清社团条例的本质》，研判《社团条例》通过后压迫将会增加，日后要巧妙斗争，比如用尽一切公开和合法的方法争取注册社团，并要走进群众，“教育群众认清帝国主义政权的反动本质，消灭他们对帝国主义政权的幻想”，同时强化秘密工作，在群众工作与内部组织工作中严格划清界线，以防国民党及英帝政权渗透。
五六十年代冷战氛围和两岸对立下，亲中共的称为“左派”，亲国民党的称为“右派”，两派在港进行公开或秘密的政治活动。左派基于意识形态，尝试团结劳工阶层，批判资本主义及殖民制度，与港英政府对着干，因此香港社会当时是左派丶右派丶港英三方的角力场。
中共港澳工委下设多个战线，如工运战线丶教育战线丶工商战线丶新闻战线丶教育战线等，每一个战线又分“红线”和“灰线”，红线打正旗号由中共地下党建立和领导，灰线则是隐敝的组织，表面与中共无关丶实由中共操控。
地下党员梁慕娴2018年在《明报月刊》撰文透露，学生战的灰线组织有“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学友社）和《青年乐园》，以非左派丶来自官津补私（官立丶津贴丶补助和私立学校）的学生为对象，团结教育他们爱国爱党。学友社利用舞蹈丶戏剧丶音乐等艺术吸引学生，《青年乐园》则利用文艺写作，目的都是为了发展香港学生成为党员干部，并鼓励学生在自己的校内成立秘密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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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政策”港澳工委统一领导，梁慕娴在《我与香港地下党》忆述灰线的运作，她1955年入读左派学校香岛中学，受到爱国热潮薰陶，在地下党员关曼瑶老师的带引下加入共青团，1956年奉老师之命参加 学友社，要跟来自非左派学校（外校）的学生广交朋友，经常组织旅行丶茶会丶家访等活动。她自1962年至1974年担任学友社主席。
梁慕娴记得关曼瑶曾表示，“之所以取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这样一个怪怪的名字，完全是为了减少政府对它的敏感度，以便于注册”，又指学友社是党的外围组织，内里有党团员在领导着，“以不挂五星红旗的非政治性文艺学生团体面目而活动，继续团结外校学生”。
学友社举办各项兴趣组，如舞蹈组丶戏剧组丶合唱团和补习班等，表面上没有政治色彩，但梁慕娴指每个活动组均由若干地下党员主持及策划，过程中物色合适的对象发展成为党丶团员。基于政治背景，当时左派学校出身的人一般不会获港英政府雇用，学友社会员很多是来自“外校”丶就读英文中学的名校精英，可轻易地考进香港大学或中文大学，继而进入政府部门任职。
梁慕娴在书中引述学友社文艺组地下党员宋树材指，自己一共发展了15名地下党员，曾组成一个六人特别党组，专门计划渗透民主派“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六人中包括后来当上教协副会长的罗平和赵善炬。
同一时间，《青年乐园》系统出身的有吴康民丶曾钰成丶曾德成丶梁锦松丶陈坤耀丶黄玉山丶陈毓祥丶李国强等，现在都是政商高官或文化界名人。
这种方式是中共高层口中的“白蚁政策”，1966年5月4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的绝密文件《对港澳工人五一观光团谈话记录》披露，中共“中央同志”称香港地下党员“要像白蚁一样做工作，一声不响，把整个屋子咬烂”丶“做到了这样，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
港共藉工潮“反英抗暴”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蔓延至港澳。周恩来虽然通过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传送指示到香港，下令勿将文革扩大到香港，否则会破坏中共在港的长期部署，但文革冲击了中国外交事务，外事办公室（外办）失去控制权，文革小组进驻外交部。
澳门同年因为一宗修校舍纠纷引发死伤骚乱，被称为“一二·三事件”，因广东省政府出面交涉，迫使澳葡当局投降，并清除了境内国民党势力，左派从此全面掌控澳门。这件事鼓舞了香港左派阵营，多次派人到澳门取经，他们认为斗争成功就可以制造既定事实，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
1967年上半年，香港工潮四起，4月九龙新蒲岗人造花厂劳资纠纷，以工联会为首的左派工会丶左派报章积极介入，并提升至“反英抗暴”的民族斗争。当时港英政府实行强权专制统治，官商贪腐，警权过大，劳动条件恶劣，民不聊生，香港市民大都同情工人。
随着局势失控，港英政府宣布宵禁，港共随即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斗委会），时任工联会理事长杨光担任主任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则在背后操作统一战线，动员左派群众到港督府外手持《毛语录》丶贴大字报示威，又发动左派工会丶学校丶在港中资机构等罢工罢课罢市，北京以中国全国总工会名义拨款2000万港元，支持这一场港版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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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文革根据张家伟的《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1967年5月至8月内，《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两篇社论和八篇评论文章，支持香港左派的反英斗争，中国外交部更数度向港英提出抗议，使港共以为得到北京全力支持。
但周恩来曾批评港共“迫中央上马”，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梁上苑忆述，周曾严令制止解放军越过深圳河，国内也没有提供任何武器军火，舆论也从不宣传收回香港，“表明不是北京方面发动反英抗暴，而是新华社所发动，新华社同时扮演了指挥的角色”。当年是斗委会成员的吴康民也在2015年撰文指，其时文革气氛激烈，“香港的北京派出机构新华社领导人，既为表功响应中央号召，又为了自保”而煽动香港的风暴，斗委会也是新华社一手包办和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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