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春凌，章太炎“再造”斯宾塞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是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是以“进化”为主题的哲学运动公认的知识领袖，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他的思想和言行，曾受到北美、日本、欧洲的政要、庶民、知识领袖一致的追捧。严复和章太炎都曾翻译过斯宾塞的作品，严复一生学问本于斯宾塞，章太炎早期知识图景也深受斯宾塞影响。
近日，《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研究、重译及校注》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刊行，书中对章太炎的译文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注释，不仅注出古词古义及所用典故，还从章太炎的全部著述中举出与章氏用字、用词的典型例子，以与译文对照，从而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章氏译文及其行文风格乃至隐藏在其背后的思想意识。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专访了本书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春凌，谈及斯宾塞对章太炎的学术影响、章太炎对斯宾塞的“再造”等问题。以下为访谈正文。
彭春凌斯宾塞的学术影响澎湃新闻：斯宾塞的学术影响有多大？
彭春凌：斯宾塞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以“进化”为主题的哲学运动公认的知识领袖，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思想史家约翰·麦克里兰说，“维多利亚时代是斯宾塞的时代”。这个说法并不夸张。因为，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斯宾塞糅合生物学的“进化”（evolution）理论与哲学上的“进步”（progress）观念，建构了对宇宙和社会进行贯穿性解释的“进化”哲学。“进化”的哲学观念渗透到十九世纪中期以降全球所有文明的理智结构之中。当然，斯宾塞思想的全球扩散，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他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正好处于英帝国的全盛时代。斯宾塞扮演了现代理性生活代言人的角色。随着英帝国文化权势在全球的扩展，他的思想和言行，在北美、在日本、在欧洲，受到政要、庶民、知识领袖一致的追捧。比如，日本近代哲学的创立人井上哲次郎在德国留学时，就一定要跑到英国去拜访他早年的偶像斯宾塞。研究者认为斯宾塞是“全球第一位公共知识人”，是非常恰当的评价。
此外，斯宾塞哲学的轴心当然是“进化”。当他把进化的哲学理念贯穿到包括《第一原理》《心理学原理》《生物学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十卷本“综合哲学”时，这些新兴学科产生的影响力也是不可估量的。斯宾塞和孔德一样，是近代社会学的奠基人。美国第一代社会学家的整个认知框架都受到斯宾塞社会学的规范和制约。虽然说，“生物学”（biology）这个词不是斯宾塞发明的，但他的《生物学原理》却属于第一批、甚至可能是第一本关于生物学的系统著述。是“进化”，给予了这些学科一个新的开端。当然，作为19世纪偏向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斯宾塞思想还推动了全球的自由主义思潮和民权运动。
可以说，理解斯宾塞的思想和学术，是打开19世纪中叶以降全球思想史的一把钥匙。然而，由于20世纪初开始，斯宾塞的影响力逐渐衰减，特别是1944年霍夫施塔德出版了著名《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批判美国的政治保守主义，以及对腐败、贫困等社会问题毫无作为的自由放任主义，认为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威廉·萨姆纳社会哲学的主要前提就是从斯宾塞哲学衍化出来的。霍夫施塔德强烈暗示斯宾塞是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源头。斯宾塞逐渐被贴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这一臭名昭著的标签。我们今天很多人对斯宾塞的认识就来自于这个标签。人们憎恶丛林法则，也懒得去管斯宾塞真正的思想和主张究竟是什么。这导致斯宾塞成为20世纪被谈论得最多、但被读得最少的思想家。
最近二三十年，欧美学界对斯宾塞的认知有所回潮，再评价之风甚嚣尘上，也出版了好些有分量的研究著作。但对中国学界来说，一百余年来对斯宾塞的译介和认知都是非常不足的。这也妨碍了我们对19世纪全球思想的准确理解。正因为对斯宾塞认知的不足，当我们来把握19世纪末与全球思想史深刻联动的中国近代思想时，也往往有捉襟见肘之感。
彭春凌：严复、章太炎那一代人关注斯宾塞，我想有两个层面的原因。
一个是历史的脉络。每个人都脱离不了自己的时代，在有意无意间都会受到时代意识和思潮的熏染。就像流行歌曲一样，耳濡之下，多少都能哼几句，更何况，人们往往还会去追逐流行的趋势。严复留学英国是1877-1879年，而当时正是斯宾塞学说在英美学界的全盛时代，1873年出版的《社会学研究》大获成功，成为畅销书。这本书既“在英语世界第一次为社会学提供真正的理论正当性”，又使斯宾塞赢得广泛的社会声誉。这本书后来也被严复翻译成中文出版，即是《群学肄言》。至于章太炎关注、翻译斯宾塞，则有一些偶然的成分。1897年，严复把他翻译的《斯宾塞尔劝学篇》的第一篇《论群学不可缓》，也就是后来《群学肄言》第一篇《砭愚》陆续在《国闻汇编》上发表。主持《时务报》的汪康年看到之后非常重视，本来想请严复译完登载，但两人没有谈拢。严复鼓励他到别发洋行购买斯宾塞其他作品来翻译。曾国藩的孙子、曾纪泽的儿子曾广铨，懂英文、在英国生活过，当时正在替《时务报》翻译英文报纸。汪康年非常精明，安排了曾广铨来搭档不懂英文、汉文功底好的章太炎，两人联手翻译篇幅较短的《斯宾塞尔文集》。这样就成就了章太炎与斯宾塞的相遇。
另一个是思想本身的吸引力。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要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关注，特别是受到各地智识阶级的关注，一定是因为他的思想本身很有吸引力，能够解答人们心中的困惑、乃至重塑人们的知识框架和理性生活。斯宾塞正是这样的思想家。他将进化的原理贯穿到从宇宙演化、生命起源、人的诞生、社会的形成、文明所有门类由来演变的脉络之中，给予了人类感知范围内的所有对象一个整全的、确定性的解释。这是非常打动各国智识阶级的。严复就感叹，斯宾塞本于“天演”著“综合哲学”，“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这样的评价已经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严复一生学问本于斯宾塞，也是公论。斯宾塞思想同样深深吸引了章太炎，翻译了《斯宾塞尔文集》后，他创作了《儒术真论》、《訄书》初刻本。从这些早年的代表作中，我们能看到章太炎早期整个知识图景，包括宇宙和生物的进化，人类文明的进步，古代神权与王权、语言和文字、法律与诸制度、宗教、各种礼仪风俗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关于变法的理论和历史实践，都受到斯宾塞的启迪。章太炎的文化观是以斯宾塞学说为起点而形成的。
严复澎湃新闻：斯宾塞在近代中国的渐进接受过程是怎样的？
彭春凌：说到斯宾塞在近代中国的渐进接受过程，相比于其原著卷帙浩繁的庞大体量，汉语翻译过来的斯宾塞作品可以说极为有限；可相对照的是，日本差不多在明治时代就实现了斯宾塞绝大部分作品的引介。然而，尽管如此，汉语学界百余年翻译斯宾塞著述，仍旧经历了潮涨潮落的历程。饶有趣味的是，其涨落的曲线，与域外评价、译介斯宾塞之升降的曲线，虽然略有时间差，但也是大致吻合的。
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初，是斯宾塞在全球声名鹊起的阶段。中国这个时期译介斯宾塞的渠道和方式都比较多元，有三部著作奠定了斯宾塞百年汉译史的基本格局。
颜永京1882年将《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中的首篇《什么知识最有价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译作《肄业要览》，是斯宾塞汉译史较为明确的起点。这部著作也开启了斯宾塞《教育论》在中国持续而稳定的接受史，五四后有任鸿隽的译本，到了1962年都还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译本。
严复1903年出版的《群学肄言》，是严译名著中为人所熟知的作品。这本书的出版和百年来的不断重印，也使得斯宾塞作为社会学奠基人的形象在中国深入人心。
曾广铨、章太炎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相对而言最能呈现斯宾塞综合哲学和政治社会思想的整体面貌。因为，它包含了两篇长论文《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和《礼仪与风尚》（Manners and Fashion）。前者集中体现了斯宾塞进化论的宇宙哲学要点。如果只能选一篇文章来代表斯宾塞的思想，非《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莫属。后者则一方面运用进化哲学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特别是描述了人类社会早期神权-王权一体的统治体系走向法律、宗教、礼仪几种统治装置相分离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礼仪与风尚》完整阐述了斯宾塞的“同等自由原理”，即强调每个人有自由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但他必须守护其他人那些同等要求的自由。这一原理贯穿了斯宾塞从《社会静力学》到《伦理学原理》一生著述的始终，也是他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主要逻辑所在。中国后续由马林、李玉书合译的《自由篇》，马君武所译的《女权篇》，乃至1996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社会静力学》相对完整的译本，都是属于这个政治、社会思想序列的作品。
整体来讲，1903年之后，国内对斯宾塞的评价和译介都在走下坡路。这当然受到欧美大环境的影响。简单说来，斯宾塞所信奉的自由放任理念难以解决工业社会持续发展所累积的贫困问题，也难以打破日益坚固的阶级壁垒。新一代的社会学家逐渐反思与自然秩序一体的社会观念，更强调人为的力量可以改变社会。这使得斯宾塞学说在大众心理层面和专业学术领域，都遭到某种遗弃。王国维深受日本新的德国哲学潮流影响，可能根本没有读过斯宾塞的作品，在1907年他都能很轻蔑的说斯宾塞是“第二流之作者”。斯宾塞在舆论场中的处境可想而知。
在斯氏作品的译介上，1903年到1930年其实还续有发展，但由于既没有大思想家，也没有大翻译家进入这个领域，相对来讲，有些成绩平平。《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出现了另一个中文译本，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创办的杂志《进步》连载了紫宸达旨、健鹤润辞的《学术进化之大要（译英国斯宾塞学术论）》。这个译本同样问题重重。译者科学与哲学素养的匮乏，是这一时期斯宾塞著作整体翻译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1923年商务印书馆《英文杂志》（The English Student）开始连载，后来又推出单行本的胡哲谋译注《英汉对照斯宾塞尔文体论》，踏踏实实将原文译文一一对照，注释原作出现的人名、篇名、各种专用名词、英语典故俗语，说明翻译的用词考量，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向中国知识界介绍斯宾塞。
1930年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和欧美社会学派出现激烈纷争。新中国建立后，社会学的研究和教育机构被削弱，甚至一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而遭取消。斯宾塞著述的译介跌入真正的低谷。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一定的复苏，但译介的数量仍旧极为有限。20世纪后半期西方知识界逐渐开始以历史化的态度来重新认知斯宾塞及19世纪的维多利亚文化。随着近代思想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国内学界事实上也为重审中国近代思想与19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思想史的关系做好了准备。
正如我在本书绪论中说的那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自有其演化的逻辑与主潮。斯宾塞著述的汉译在事实上的遗憾和缺失，对于评判这一段中国思想史的价值，其实是无所增损的。这里就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差异。甚至，那些缺口、误读、扭曲，本身就是内在于思想史建构不可或缺的元素，历古弥新地一直存在着。换到另一面说，斯宾塞的进化理论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某些片段已经变为描述社会变化的一般性语言，通过各种传播途径，早就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即便在社会学内部，诸如人类社会进化、功能主义、社会有机体等理论仍旧被二十世纪的社会学家所普遍接受。所以，无论人们是否知悉这些话语与理论的发明者或重要阐述者“斯宾塞”的名字，是否了解他的综合哲学，他的思想在事实上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否认的。
章太炎翻译的《斯宾塞尔文集》澎湃新闻：章太炎不懂英文，他怎么翻译英文著作？您如何评价林纾、章太炎这种翻译方式？
彭春凌：《斯宾塞尔文集》在《昌言报》上登载时，署名是“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章太炎并不懂英文。这就是说，和林纾一样，章太炎需要借助懂英文的合译者来首先实现语际翻译，然后再由自己完成语内的翻译。
章太炎的合作者是曾广铨。曾广铨是曾国藩的孙子，他8岁时就跟随他的父亲，清国第二任驻英法大使曾纪泽在伦敦学习英语。1893年，曾广铨还被委任为驻英使馆参赞。照常理来说，他的英文水平应该不差。他在翻译《斯宾塞尔文集》之前，已经替《时务报》翻译过“英文报译”栏、时论、还译过哈葛德的小说《长生术》（She）。从这些译文来看，他的语言能力平平。目前由于曾广铨方面的资料匮乏，难以知晓曾广铨、章太炎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合作方式来进行翻译。按照曾广铨的履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结束在英国的任职回国，并且，《长生术》的译稿就是他从英国寄到上海的。可以合理推测，他是译有一份《斯宾塞尔文集》初稿的。初稿寄到上海，章太炎再加以自己的理解，重新写出一份我们现在见到的译文。
如将来能发现曾广铨最初的译稿，再对照太炎笔述过的译文，无疑会增进我们对两位译者各自作用的认知。但目前，我们所能观察的，只有《昌言报》最终刊发的译文。可以说，译文从遣词用语、到凝合成完整的思想表述显然都笼罩着章太炎的色彩，并且与太炎同期作品的思想倾向及语言风格高度吻合。甚至，离开了章太炎自撰的著述《訄书》初刻本、《膏兰室札记》等，译文的不少内容难以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根据章太炎其他著述，对译文进行详细的注解。我在书中写到，“译文由太炎笔述完成。他好像临摹图画时，画出了虚线，却用想象力来填充画纸上的空白与缝隙。太炎翻译斯宾塞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按自己意愿‘再造’斯宾塞的过程；他不仅是译者（传播者），更是斯氏学说的对话者、消费者与生产者。”这句话大概可以概括章太炎翻译《斯宾塞尔文集》时的状态。
林纾、章太炎这样的翻译，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海通之后，大量传教士的翻译作品往往都有熟知中文的士大夫参与其间，帮助外国传教士把译文写成或对译文加以润饰。随着中国开始培养掌握外语工具的专门人才，语际间的翻译逐渐由中国的译者来处理，但一般来讲，这些译员的古典文化修养不算太高，像严复那样中西学皆佳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而时代又迫切地渴求西学，到了戊戌时期，出现“上自大夫，下至凡民之俊秀者，人人莫不以讲西学为要”的局面。
一方面是译员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欠佳，另一方面是“中土士大夫欲通西学，而以习其言语文字为畏途”，因而出现了这种看似互补其短、实则纰漏百出的取巧做法。但换到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翻译方式也诞生了如林纾、章太炎译作般的文化奇观。林译小说自不必言，作为近代文学中的畅销书，它早就是文学史关心的话题。如果站在观察中国传统文明朝向近代观念世界转型的角度，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其价值，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彰显。
彭春凌：曾广铨、章太炎的译作《斯宾塞尔文集》对应的，其实是斯宾塞《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该《论文集》有1858年、1868年和1891年三个版本，加上《斯宾塞尔文集》所包含的两篇长论文《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和《礼仪与风尚》各自在1857年与1854年《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上的原刊本。可以说《斯宾塞尔文集》所涉及的论文一共有四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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