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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教授的“剩女”观察:“比我预想的还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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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越发成为一个显性话题。

2021年7月,青岛市统计局发布了一份该市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查报告,调查人群中31-35岁未婚且无恋爱对象的,男性占比9.46%,女性占比仅为1.89%。

舆论都在关注农村男青年的时候,一篇研究“另一个不被看见”的群体的论文也通过网络再次传播。

论文题为《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发表于2019年,作者欧阳静是江西财经大学教授,长期关注基层治理。

欧阳静通过调研发现,中西部偏远地区县域体制内青年中,女性面临着“择偶难”的状况。

她的访谈对象中,一名28岁的乡村小学男老师苦恼于不知道选哪个女孩做女朋友,“一个女同事经常找我玩,帮我代课、打饭、送水果;乡镇的一个女干部也时常约我散步;还有乡镇卫生院的女护士……”

县政府一名30岁的女性副局长则觉得优秀的男性似乎都“往外走了”,“提拔后,越觉得优秀的男生少。条件差一点儿的,我自己又看不上”。

根据欧阳静的调研,在人口约60万、2020年刚实现脱贫的中部某省D县,2008年到2018年间,共招聘体制内人员2993人,其中女性有1895人,3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有248人。其中,教育系统、卫生系统的未婚女性占比最高。

传统认知中,县城体制内女性在婚恋市场中应当是“香饽饽”。但为什么这一群体中大龄未婚者越来越多?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就相关话题与欧阳静进行对谈。

“意外发现”

南方周末:

你什么时候注意到县域体制内女性择偶难的现象?

欧阳静:

现在回忆起来,第一次听说是在2010年,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访谈了一位县委组织部的干部。他随口提到,这些年部里招的基本都是女生,“太多了”,“嫁不出去”。

我当时没把这当回事,在我原先的印象里,县城体制内女性在婚恋市场上是很受欢迎的。当时只觉得是不是这些女生择偶要求高,是个体的现象,不构成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南方周末:

之后是什么契机让你再次关注这个现象?

欧阳静:

我在学校里教公共管理课程,要给MPA学生上课。学生主要是全省的公务员,其中60%以上是县乡干部,还有来自省直属单位的,不少也有基层工作经历。

考MPA要求本科毕业后至少有3年工作经验,学生们的最小年龄在二十六七岁左右。我跟学生们关系比较好,课后也会经常一起散步、吃饭。闲聊时就会问起她们的情感状况。从2014年开始,我发现学生中单身的县城体制内女生越来越多,她们还跟我开玩笑,让我给她们介绍男朋友。

也有人提到,学历的提升可以帮助她们离开县城,通过公务员遴选考试调到市里,但来这读书还有另一个目的,是觉得在这里可以更便利地找到男朋友。这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

南方周末:

如何确认这不是个体现象,而是一个可以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普遍状况?

欧阳静:

来上课的县乡干部,对地方上的情况非常熟悉。在上课时,我也会提到这个话题,他们就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一个说她所在的县存在这个问题,另一个说他那个县也是,从他们的回应中就能感性地认识到,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我每年都会去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份的县乡做调研,和地方上的干部聊起来,他们都反映存在这个情况。有次我在县里访谈时,在县政府的行政大楼里,一位干部从1楼数到9楼,“三楼人大,有几个大龄未婚女性,四楼政协,有几个,五楼政府办,有几个……”最后数下来大概有20位。

另外,我会和同样关注县域治理的学者私下交流。在我提到这个观察后,他们做调研时也会留意,反馈给我的是,各地都有同样的现象。

经过连续几年观察,当一个现象不只发生在某个人身上或某个地方,这肯定是个普遍现象,导致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不是由个体造成的,这就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南方周末:

在此前学者们的研究中,大多会比较关注都市女青年,少有关注到县城群体,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欧阳静:

对我来说,这也是在调研和上课时的一个意外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问题可能更容易被大家关注,一些社会新兴阶层更有话语权,更有渠道表达他们身边的问题。最近网络上有很多对于乡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探讨,乡村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也容易被人关注。这就像在学校里,老师总会特别关注学习拔尖和垫底的学生,处在中间的学生往往没那么受关注。

另外,体制内群体不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传统印象中,她们应该不会面临不好找到伴侣的问题。

“标准已经不算高了”

南方周末:

在研究中,你对“剩女”的年龄怎么界定?

欧阳静:

在我的论文中,调研对象被限定在3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在访谈时,我会问受访者,觉得到了哪个年龄就不太好找伴侣,大家的回答基本都是超过30岁,这算是一个普遍认知。

南方周末:

一共访谈了多少位体制内的30岁以上未婚女性?是怎么联系到这些人的?

欧阳静:

我从2016年开始正式做访谈,一共访谈了大概五六十人。第一批访谈对象是我的学生,之后有不少学生帮我介绍了她们身边的朋友。访谈主要是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展开,婚恋涉及隐私,如果是不了解情况的人进行访谈,双方很难建立信任。

南方周末:

在访谈中,受访者对找对象是什么态度,有什么样的要求?

欧阳静:

她们都是很希望能够找到伴侣的,但就是找不到和她同一档次的男性。所谓“同一档次”,标准之一是体制内。

南方周末:

在县城,体制内的工作还是最吃香的?

欧阳静:

在县城里,基本没有大企业,体制内的工作还被公认为是最好的。体制内的工作里,公务员又比老师、医生等事业单位员工更吃香一些。

现在,要是男生“三观”合适,经济条件可以,女生也愿意接受他是体制外的了。但父母会对她们有比较大的干预,现在30岁左右的女性基本都是家里的独生女,在外地上大学后还愿意回县城的,大多都是“乖乖女”,很听父母话的。在县城父母的观念里,即便是找了在企业工作的人,也都被统称为“打工的”,肯定比不上体制内工作的。

南方周末:

看来她们对于择偶还是有比较高的标准。

欧阳静:

现在这样的标准已经不算高了,历来婚姻中讲究的都是“门当户对”,一个公务员嫁个公务员,那条件是同等的。

在以前,比如说女生是农村人,想嫁到城里去,这才是“标准高”。我是“80后”,在我读小学时,农村的小学女老师很少嫁一个小学男老师,至少要嫁一个县城里有工作的,这才是“上嫁”。这是自古以来形成的择偶观,符合择偶梯度理论,也就是在择偶中女性希望找到比自己条件更好的男性。

现在的状况是,小学女老师在择偶时,别说要“往上”找一个公务员了,想找个小学老师都找不到。同样地,女性公务员也很难找到合适的男性公务员,那不就“剩下”了吗?所以,一些体制内女性只能降低标准,选择“下嫁”,找一个在企业工作的。

目前我感性认识到的情况是,家在县城、家庭条件也不错,这样的女性被“剩下”的几率更高,她们更难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

南方周末:

县域内,体制内男性的情感状况怎么样?

欧阳静:

在研究中,我也对县域体制内男性进行了访谈,可以和女性的状况形成对比。他们太受欢迎了。一般新入职的公务员,10月份开始上班,第一个星期简直就是“相亲会”了,单位的大妈大婶,会直接去他们办公室问:“小伙子多大了?”“家是哪的?”“有没有女朋友?”“给你介绍个?”

我访谈的一位在县检察院工作的男生,县里几位体制内“剩女”条件怎么样,父母都是什么工作,住哪里,家里几套房子,如数家珍。我当时听到都震惊了。在县城里,他是婚恋市场上的“优胜者”。

“女老师被‘剩下’太多了”

南方周末:

在你的论文中,D县女性婚姻状况的统计数据给观点做了支撑,是如何获得的这些数据?

欧阳静:

到2018年,我的访谈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这时候就需要通过统计数据来论证这个问题。D县算是我的一个调研基地,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在那儿做一段时间调研,跟县里的干部比较熟悉。我跟他们说了我希望研究体制内“剩女”现象,他们也觉得这是问题,还跟我开玩笑说,“国家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当时就找了D县干部,通过民政局、组织部、人社局等部门,调取了2008年到2018年间的县里招收体制内人员的数据。

南方周末:

统计数据为什么是从2008年开始?

欧阳静:

这有客观原因,2008年以前,人社局还没有把人员信息录入招聘系统,在这之后,他们就有比较全的数据。并且,总体来说,根据访谈时大家的感受,当时县域体制内35岁以上的女性未婚的人数不多。从2008年开始统计,正好也符合我们年龄的测算。2008年那一年到乡镇工作,到2018年就工作10年,年龄大概是30岁出头。

南方周末:

统计完数据后,有没有一些数据让你觉得和预期有所不同?

欧阳静:

女老师被“剩下”太多了。2008年以来,全县一共招聘了1508位老师,其中女老师有1209位,30岁以上未婚的有175人。这比我预想的还严重。

并且,学校老师“男女失调”的情况最为夸张。这说明教师这一职业对“80后”“90后”的男性青年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县里两所最好的城区小学,大约有200名教师,“80后”的男老师只有8位。D县中小学男教师的主流仍然是“60后”“70后”的师范类大中专生。这也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之后,很少有男性进入中部欠发达地区县域的教育系统工作。

南方周末:

为什么体制内,特别是教育系统内男女比例失衡严重?

欧阳静:

我访谈了D县分管人才招聘的组织部长。在他看来,第一个原因是在外地上学的男性,大多不愿意回县城,第二是回县城的男性根本考不过回县城的女性。比如D县2018年的一次教师招考,报名的100名考生中(60多名女生,30多名男生),只有7名男生进入面试,最后只录取了3名体育老师。负责的主考干部很坦率地说,在普遍缺少男老师的情况下,只要男生进入面试,用人单位一般都会考虑录取,但进入面试的4名男生实在是太差了,不敢要。

另外,在小县城的传统评价体系里是看不起男老师的,特别是小学、初中老师,这也导致男性不愿意回去做老师。

南方周末:

体制内男女比例的失衡导致了女性择偶难的问题?

欧阳静:

县域体制内女性择偶难,很大程度上和人口流动有关。在中西部偏远县域,一方面是体制内的剩女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农村未婚男青年的大量存在。这说明体制内剩女的产生并非源于县域总体人口的性别失调,不符合社会性别下的婚姻挤压理论。

在传统社会,人口不流动的情况下,婚姻圈是封闭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择偶难的情况较少。当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后,女性愿意流回县城,男性却很少愿意回来。

体制内女性主观上都有积极寻找配偶的意愿,梯度择偶理论仍然在主观上主导着女性的择偶观,绝大多数女性不愿“下嫁”给体制外男性,由此出现县域体制内男性成为“香饽饽”,体制内女性“越剩越多”。

南方周末:

这个状况似乎很难改变。

欧阳静:

这是社会变迁的过程。县域体制内的“剩女”现象,其实是公共治理问题对私人问题产生的影响。如果政府在人才政策上做出一些努力,我觉得还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县里的政府部门官员也跟我表达了他们的无奈,如果没有财政支持,他们也没办法做出改变。

南方周末:

针对这个现象,之后还有进一步的研究计划吗?

欧阳静:

从现实看,女性干部越来越多,但女性在基层治理中应对诸如下乡、驻村、征地拆迁等工作时不如男性有优势。县域体制内“女多男少”的情况下,会不会对县域的政治生态产生影响,这是我未来会关注的一个问题。

“毫无对女性的偏见”

南方周末:

论文发表后影响很大,有收到什么反馈吗?

欧阳静:

这不是我所专长的研究领域,我的论文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出乎我的意料。在2019年论文发表后,很多记者都来联系过我希望采访,说明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

而且我发现,论文发表已经两年了,每年还会有不少公众号转发,在知乎等平台也有讨论。2021年的关注度似乎比2020年还高,隔段时间就有人转发,很多公众号文章都破了10万+。

南方周末:

在网络上,对论文中的一些表述存在争议。比如,有人认为“剩女”的说法不尊重女性。

欧阳静:

是的,我完全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声音,有网友质疑,“这也能当大学老师?”有网友认为,我不能用“剩女”来描述这个群体,这是对女性的歧视。我需要强调一点,我毫无对女性的偏见,用这个词,只是便于大家理解、交流。还有论文中一些词汇,比如“娘娘腔”“下嫁”,这些都是访谈对象的描述,引用他们的话语也能呈现一个真实的生态。

南方周末:

也有人质疑这篇论文观点的合理性,认为女性不结婚就是被“剩下”了吗?女性不一定要结婚。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

欧阳静:

提出这样疑问的人和我没有在同一层面探讨这个问题。他是在价值层面上讨论,而我在事实层面上讨论,呈现出县域体制内女性择偶难的现状,探讨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而且,我的访谈对象都有很强烈的结婚诉求。

南方周末:

距离论文发表过去两年了,访谈对象如今的婚恋状况怎么样?

欧阳静:

大概是50个人里有10个人结婚的比例。结婚的女生基本上都降低了择偶标准,比如找一个在企业工作的,或是找在外地做生意的,结婚之后夫妻基本是异地生活。也有女生通过公务员遴选考试调到省会,扩宽了自己交往圈子的。

南方周末:

其余仍然单身的访谈对象,她们现在对待婚姻的态度如何?

欧阳静:

当年的访谈对象,到现在都是三十多岁了。她们的婚姻观和上一辈的确不太一样,最大变化就是她们变得更独立,更看重精神需求。虽然她们也想结婚,但还是对配偶有标准,不愿意在感情中将就自己。

目前还单身的女性,都喜欢养猫、养狗,自己玩自己的。暑假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位单身的小学女老师,一块儿组团出去旅游,玩得很嗨,也不去管别人怎么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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