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1200的体制内临时工,选择从考公围城跑路

在内部，派遣员只要没被人指着鼻子侮辱，自己也别对身份差距太敏感，也能得过且过。但很多尴尬都是来自外部的误解，身份，有时就成了一道验证势利眼的过滤器。一些来鉴定室办事的人以为我有能力和权利，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规则外的帮助，有的邀请我吃饭，有的提东西送礼。我不能、更不敢答应，并且感到十分害臊。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能轻易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旦被他们知道我是临时工，各种逢迎奉承的脸就会在片刻间消失，只剩下不信任，有人上一秒还叫我“领导”，下一秒就直呼“那个小谁”。

一次，我和某企业的3位经办人外出鉴定，办完事，他们不厌其烦地邀请我去吃饭，我都一一拒绝了。

路上，我们闲聊，有个人夸我这么年轻就考上公务员，真厉害，还问考试难吗？要找关系不？

我没多想，如实回答：我考的是派遣员自招，不难。

“合同工？临时工？”这次，轮到他们愣住了。但很快，他们就反应过来了，打着哈哈宽慰我，说我还年轻，以后机会多着呢。

回了单位，没人再提一句一起午饭的事了。

再后来，但凡与这家企业有关的事，经办人总是绕过我，直接去找领导。有一次，因为一个多年悬而未决的老案子，其中一个经办人指着我破口大骂，翻脸比翻书还快。

处长纳闷，问我：“企业把当事人资料丢了几十年，骂你干啥？找你软磨硬泡没用啊。”

我告诉他之前的事，处长明白了，教我：“以后别瞎透底，遇上办不下来的事，他们得找人背锅呢。越难办的事，‘雷点’就越多，你一透底，人一看你好欺负，你的麻烦就来了。”

后来，我学会了适时沉默，日复一日地被人当成“领导”，只能在心里脸红。每当莫名其妙地被吹捧或被骂时，我都有种难以名状的憋屈。

和小吴吃饭时，我告诉她我背锅挨骂的事，她却说起了最近在局里的见闻：“你知道吗？小瞿自从考上编制，变化一天一个样。”

这事儿我也有所耳闻——自从小瞿成功上岸后，不仅气质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连穿衣风格都高调了。我觉着人家从媳妇熬成婆了，骄傲点也无可厚非。可小吴愤愤地说，刚才她和黄婷在走廊里跟小瞿打招呼，人家连正眼都没瞧她们一下，直接过去了。

我很诧异，黄婷也是局里的派遣员，之前小瞿和她玩得挺好的。

“所以啊，差点没把黄婷气死。”小吴意味深长地说，“其实她有啥生气的，在这个环境里，早该做好心理准备不是？人走茶凉，阶层的力量。”

见我没回应，小吴突然警告似的对我说：“你可不许这样！不过你要是当领导了，我给你开车。”

我们相视一笑，那一刻，我突然想跟她说，我不想干了，也不想考公了。我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体制内的各种身份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这让我感觉不适。

食堂充饭卡的阿姨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云淡风轻地说：“心大点儿，有编的一个月充500块饭卡，没编的一个月充200块饭卡，那又怎么样？谁不是最多都只能吃200块的饭，人的肚子都一样大，没必要太高看别人，你也别小看了自己。”

我像被什么给击中了。身处围城，过去我一直以为考公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但或许我真的太高看这座城，太低看自己了。

第一年，我考公失败，同样失败派遣员还有不少。人社局的楼里真走了几个派遣员，其中一人我认识，是信息中心的陈曦。我们送他离开时，问他以后去哪儿，陈曦说：“不知道，考了3年没结果就算了吧，人都是走一步看一步，一步不走怎么行。我先给兄弟们探探路，换个工作而已，屁大点儿事儿！”

是啊，做派遣员和干其他工作一样，想走很简单。我也有离职的心了，因为这一年我毫无成长，我的时间仿佛停滞了。但在家人的劝说下，我最终同意留下再考一次。

2011年年末，工伤鉴定办公室搬离社保局，迁入了政务大楼，我和小吴彻底分开了。

政务大楼里涵盖了所有性质的事业单位，每家单位的窗口都有各自的分管科。窗口人多，编制少，除了分管的正副科长是事业编制，余下办理业务的都是派遣员。派遣员多了，没有硝烟的战争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有人为了50块钱的奖金，在背后说闲话；有人因为别家单位发取暖、降温费，而自家单位没有，就闹到派遣公司要求调单位；有人的网坏了，催网管员好多遍都不来修，但科长一个电话就能叫来人，于是气愤地与网管员对骂……提不上台面的事，在这里都是当正经事争论的，却鲜少有人认真考虑自己的现状和未来。外面的世界每一秒都在变化，但这座城的门闭上了，没人向外看。

政务大楼的四楼是人才中心，我在那里认识了派遣员石楠。他比我还惨，连考5年都失败。他的妻子于晴也是派遣员，在七楼职业鉴定办公室上班，因为只有大专学历，她甚至都没有考公的资格。

他们两人父母都是公务员，算是门当户对，结婚时男方买房，女方买车，父母把家里的东西都置办好了，他们的生活毫无压力。但是自从于晴怀孕，他们就没有了往日的洒脱，午餐都是老老实实吃食堂，也不参加聚餐，很有过日子的样子。

后来于晴生孩子，石楠他妈来派遣公司走报销流程，我恰好在场。听阿姨抱怨，我才知道，原来两个派遣员结婚，日子会那么难过：小两口每月加起来只有2400元的固定工资，于晴怀孕后，这点钱根本不够用，他们又不好意思张嘴问父母要，于晴把父母给的心意钱都花在给孩子准备衣物、奶粉上了，结果到了冬天，俩人没钱交暖气费，于晴只好借口需要老人帮忙看孩子，把母亲和婆婆叫到家里来，俩老太太这才发现孩子居然在家受冻，赶紧一个去补交暖气费，一个去超市采买。后来，两边老人每月都给孩子发“零用钱”，这才让石楠他们小两口不至于因为养孩子而经济紧张。

石楠他妈对派遣公司的人说：“咱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哪儿受过苦？临时工咋了？临时工干的活只多不少，就不能提高点儿待遇？”

我默默地退出办公室，心想：“寄希望于提高待遇，还不如靠自己找出路，廉价的稳定绝不是出路。”

工作2年，每月1200块钱的工资已经把我毕业时的意气风发给磋磨没了，再加上无聊的内耗，我看不到稳定，更看不到希望。公考越来越近，我告诉自己，如果这次再考不上，就离开。

第二次参加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比头一年多了几十万，不知道为什么，我反而松了口气。考前我收到了陈曦的消息，他说自己开了一家小餐馆，现在已经是网红店了，让我去试吃。

陈曦没什么变化，但明显活泼了许多，我问他赚钱了吗？他说：“赚了，都花了，别看店不大，广告投了不少，不然你以为咋网红的？先保持不亏，就有资本走一步看一步，路是人趟的，一步不走怎么行？”

他还是那样乐观勇敢，但好像又完全不同了。

考试结果公布，我以一名之差无缘编制，说实话，干了两年的派遣员，让我看明白了自己，离开这座围城，我没有遗憾。

一开始，我打算骑驴找马，等慢慢找到合适我的工作再辞职，但接连发生的两件事，让我毅然决然选择了裸辞。

那年春节收假的第一天，一些群众来政务中心办事，结果发现大厅里几十个窗口，只有四五个办事员在上班。群众等得冒火，与办事员发生了冲突，一怒之下拍了视频发到网上。为了平息舆论，最后那个窗口的办事员被解聘，主管科长得了个警告处分。

在这条新闻底下，我看到“又是临时工”的留言评论，觉得无奈极了——年后第一天，各处室领导带着员工相互拜年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最后却以解聘临时工来抚平群众的怒火，怪谁呢？总不能怪当今媒体发达吧。

可这事儿没过多久，我自己也成了“炮灰”。

工伤鉴定办公室确定从上级处室独立出来成立中心，编办给了4个名额，新上任的中心主任姓赵，是个50多岁的瘦削男人。此前他一直在政务大楼工作，我在人社局，彼此并不熟，我也不知道他的为人脾性。头两个月，他几乎没来上班，只来过鉴定中心2次，一次是互相介绍，一次是送了2个人来，让我把他们带出来，“可以分担你的工作”。

等两位新同事对鉴定业务基本熟悉后，赵主任才正式走马上任。他来中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叫进办公室，给我倒了杯水，先是肯定了我的工作成绩和对那2个新同事不遗余力地培训，然后就切入了正题：“你做个准备，到楼下窗口单位工作，手头事情变动变动。”

我吃惊——他这是要我换一个单位。

赵主任完全没有要瞒着我的意思，直接讲：“你能来中心，肯定是为了考这儿混‘脸熟’，你已经很熟了，事业编也比公务员好考，但是编办给4个名额，现在他俩和我已经占了3个，还有1个名额我有安排，所以把你留到这儿是很不负责任的。其实，你考别的地方还有空缺，咱这儿你已经没机会了，我不想坑你，是为你负责。”

之前我们从没沟通过，他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他把水递到我手上，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你是临时工，跟我没冲突，我就不跟你客套了——是这样，我和你们原处长之间有一些小矛盾，他的人我不能留，希望你理解。这不是对你不认可，你工作能力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自己挺悲哀，赵主任竟然直白地对我说我是内斗的炮灰，没有一丝隐晦。

尊严掉了一地，下午我就写了辞职信。赵主任看完一愣，问我：“你不考事业编了？”

我没告诉他我早放弃了，但我还是生气，毕竟他打乱了我骑驴找马的节奏。

离职当晚，我和小吴约了顿饭，小吴觉着我冲动，还说：“你没把自己位置找准，你这个脑子，如果有编制，猜猜想想还能有点儿用。但是临时工就别想那么多，纯纯浪费精力。”

我没什么可解释的，每种工作都有适合它和不适合它的人，我就不适合体制内。“靠岸”的我，终是选择了“离岸”。

尾声

在工伤鉴定办公室工作了2年，我接触的人多，案子也多。每当遇到超出想象的案件，我都会在自己的博客里记录一笔，素材积累多了，就自然而然地写起了故事。

或许是运气来临，又或许是努力得到了收获，我离职后不久，就接到了一家影视集团HR打来的电话。她说她很早就关注了我的博客，趁着集团招人，她把我写的故事推荐给了领导，他们邀请我去参加面试。

经过28天，四轮笔试、面试，我竟以非影视科班出身的背景，在几十名应聘者中成为了唯一通过选拔的人——那才是裸辞的第二个月，我找到这份工作的顺利程度让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感到出乎意料。

原来，“外面”的世界并不可怕，找工作也并非难如登天。

之后的14年里，我又从影视集团离职，进入地产行业，做过整天在国内外飞来飞去的进出口贸易，还和出身医疗行业的先生一起创业。我品尝过赚钱的喜悦，也遭遇过疫情的打击，其中快乐不少，困难不少，血和泪不少，教训也不少。但我深知，我迈出的每一步都踩实了，再也没有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飘摇之感。

偶尔，我也会参加以前派遣员同事们的聚会，大家约个饭，聊聊近况。这些年，有人离开体制去创业了，有的挣了钱，有的碰得头破血流；有人力求稳定，换了空闲岗位，用大把的时间去研究股票、基金；还有的人坚持备考，终于考上村官，成功上岸……

小吴已经年过而立，还在干派遣员，听大家讲起“外面”的世界，她抱怨：“你们活着是体验，我活着只是活着而已。一晃10年，如果当初我也早早离开，哪怕累几年，拼一拼，是不是就不会一事无成了？但我走不了了，现在这岁数，我不知道出去以后我能干啥。”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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