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闻菜鸟和“新黄色新闻”的同床异梦

我想，谈论让媒体如何的应然是简单的，而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譬如什么让人们受苦，什么是人们最渴求而不得而知的信息，而又是什么让媒体无所作为，却是心照不宣地无法讨论的。

2月16日，千万粉丝博主“Thurman猫一杯”发布一则视频称，她在巴黎街头，一个法国人递给她两本寒假作业，称是在“厕所”捡到的，请她帮忙“还给主人”“秦朗巴黎丢寒假作业”等话题迅速登上各平台热搜。

“秦朗”事件

找“秦朗”的过程并不顺利，还出现了一些假冒亲友的账号。一个自称“秦朗舅舅”的人说外甥就读于西场小学一年八班，有媒体采访后发现这个信息并不属实，“秦朗舅舅”承认冒名和摆拍。还有网友开始质疑“猫一杯”摆拍。这件小事引发多轮热搜后，多家媒体又发布评论称，这种小事不应该成为热搜，但这些评论又将一个新词——“新黄色新闻”送上热搜。

按照这些媒体的说法，“新黄色新闻”特指一些内容肤浅、具有娱乐功能的视频内容。作为一个曾经的视频新闻记者，我也干过生产“新黄色新闻”的脏活。它的出现，远不是流量逻辑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盛行于短视频平台的“新黄色新闻”

01 新闻视频化：无法问责，“有点就出”

2021年8月，笔试通过后，我进入业内最著名的视频媒体深度组实习。

当时各地疫情此起彼伏，疫情成为深度组选题的一个重点，报道大致分为确诊者轨迹梳理和对话确诊者两类。这个报道策略让我常常觉得自己在没事找事，个人隐私被流调轨迹泄露得一塌糊涂，媒体再跟进，披露更多隐私。

确诊者流调轨迹里也埋着故事。2022年1月18日，无症状感染者岳宗显被公布活动轨迹，18天里辗转20多个地点通宵打工，他因此被称为“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联系上岳宗显，得知他是为了寻找失踪一年多的儿子才来到北京打工。岳宗显称儿子在威海失踪，当地警方消极作为。对此，威海警方发通报否认，并点名《中国新闻周刊》，称报道不实。报道遭删除，撰文记者被报社内部通报批评。警方通报并没有平息网友们的质疑声，但涉事双方均未就此事发布进一步信息。

岳宗显寻子启事及官方通报

家属对警方通报的回应

报道能引发震惊和同情，却不能帮岳宗显找到儿子失踪的真相。不管是疫情报道，还是寻亲报道，我们都只能浅尝辄止，始终不能剖析结构因素，促成问责。

有一个朋友曾经找到我，希望我报道上海对回国留学生的托运宠物“无害化”的举措。采访都很顺利，我还找到松江区卫健委的一位领导核实相关政策，但半个小时之后，我被同事通知，上海宣传部门来消息了，不许报了。我只好一个一个给受访者道歉，表示我无能为力。尽管他们都说能够理解，但这没有让我有一点被安慰到的释然。受访者最后给上海市民热线打电话，在隔离酒店抗议，接回了自己的毛孩子。

上海隔离酒店逼迫留学生旅客签宠物安乐死同意书⁩

我越来越不愿意去报社。想要报道的事件总是很快404，图片视频在线索群疯传，记者编辑们只能“讨论着、愤怒着，明天以后全部忘记”。我甚至开始讨厌坐地铁，地铁里的白灯总是不够亮，打在每个人戴紧口罩的脸上，眼睛里反射出一点绝望。地铁窗外，除了颜色喧闹的广告看无可看，打开微博找选题更让人喘不过气。这好像是一趟灵车。

和我截然不同的是朋友Y。他是艺考生，播音专业，因为没有接受过系统新闻教育而总觉得自己各种不足，所以他抓紧每一个机会，遇到任何选题都拼尽全力，不采到不罢休。我们常常一起交流新闻业务，找人和采访的技巧以外，更复杂的东西困扰着他。

一个男子满脸笑容地拿着母亲的遗照，披麻戴孝在抖音直播间卖起了孝帽。Y找到了这个男子还有他的母亲。这位母亲告诉Y，她知道儿子谎称她去世了，也同意儿子这样做，家里经济状况不好，需要钱，出此下策是为了帮衬家里的生意。而这些隐情只能服从于当地网信办一纸“低俗恶搞”的定性，他们的账号被关停了。

抖音主播捧母亲遗照卖孝帽被关停账号

Y把采访到的情况告诉了同事和领导，却被告知他采访的内容用不了，这个题要放弃了。他睡不着，我们从凌晨一点聊到了三点。我说“官方已经定调了，我们不能和官方作对”，他始终感到不解。

内容平台也会介入新闻生产过程。报社和平台两边的编导总是不对付。平台编导都是运营出身，没做过记者。报社编导指责平台编导不懂新闻，不体谅现场的复杂和记者的辛苦，平台编导觉得报社编导瞻前顾后优柔寡断。

网络时代，新闻产出速度以分秒为单位。对视频新闻来说，一个两三分钟的视频里有两个能提上标题的出色新闻点就算深度了，遇上全民关注的热点更是“有点就出”。寻亲少年刘学州自杀的惨剧就发生在这样的新闻环境下。他和亲生父母之间的纠纷最终演变成各自拥护者的各执一词，碎片化的信息造就了割裂，然后是网暴。最终刘学州不堪网暴，服药跳海自杀。

寻亲少年刘学州

由于刘学州事件不平衡的报道带来的惨烈后果，整个报社进入整改期，主管部门要求多报道正能量的暖新闻，同时每个组的周会上要学习新时代新闻思想。只学习了一次，后面由于记者编导忙于年终专题策划就搁置了集体学习。但个人学习不能落下，每天得在学习强国APP打卡，把学习分数截图发群。我不是正职，没这个要求，逃过一劫。

实习了7个月，旷工请假数日后，我离职了。

02 热搜、公关和Top list

各大媒体似乎都觉得视频很有前景，大量招聘视频记者。相关的实习经验成为了我的优势，毕业后我去了另一家主流互联网视频媒体。北京疫情又起，我只能线上入职远程办公。那时控诉商户不收纸币这类新闻很有市场，时不时就上热搜。为媒体提供线索的拍客们闻风而动，积极地投稿这类新闻，于是相似的事件在舆论场里集中出现。等到这个热点被看厌烦，上不了热搜了，再蜂拥而上下一个。

上热搜可以为媒体提供曝光度、增强和公关广告客户议价的能力，为记者、线人们提供稿费之外的流量奖励。为了得到这些奖励去评论灌水、发动亲友点击转发，也是业内的惯用操作。

主编过题要考虑新闻性，但我更多被问到的是“看点”是什么和有没有讨论度。看点可以是自然奇观，比如发光海滩、龙吸水、平地小型龙卷风；也可以是出人意料的宠物，比如会叼烟的猫咪；还可以是“神奇人类大赏”，比如穿旗袍为孩子高考加油的爸爸们、吃十多年槟榔导致口腔炎症进食困难的男子。

我仍然用传统新闻观念审视拍客投稿，不少有热搜潜质的被我否掉。“重庆山火被扑灭，村民夹道欢送消防员车队”，早上刚上班看到这条投稿我就拒了。值班主编看我一直没报题，到投稿后台看了，才发现我拒了不少热搜题，急得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真实的想法我说不出口，只说我觉得画面比较一般。主编觉得我对热点不敏感，重庆山火的跟踪报道挂了好几天热搜了，欢送消防员也是多数人喜闻乐见的。

重庆市民欢送前来支援的昆明消防员

选择不报这些题也给自己制造了困难，我很难完成基础工作量。KPI是一天7～8条，但我平均只能做4～5条稿子。花的气力也远比其他同事多，一个小选题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录音，密密麻麻标注的转录文稿把剪辑同事吓呆了。

讨论度不仅包括内容有哪些冲突点能刺激到社会情绪，也包括受众讨论的能力和意愿如何。刚入职的前两个月，我几乎每天都要做一条学校或者教育局通报的新闻，通报学生性骚扰、偷窥、偷拍、公共场合冲突以及老师性骚扰。活力十足的学生们在微博上吵得沸反盈天，热搜排名自然扶摇直上。

我不相信性暴力只发生在高校里，也绝不只有学生和没有高级职称的老师会做出这些行为。学校管制学生言论的方法和能力非常有限，也没有让媒体闭嘴的筹码，只能老老实实发通报。而至于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制、对骚扰者处罚力度是否合适等更大的议题，则被抛之脑后。也不能指望接近校方的校媒对议程作出贡献，校方手里捏有学生们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压力和威胁太显而易见。

而在刘强东性侵的案件报道里，一些媒体发出经过剪切的录音，为刘强东站台。刘强东关于此事的回应总会成为热点，而缺乏受害者回应，报道是不平衡和不公平的。京东在我所在媒体的toplist上，一点负面都不可以报，或者收到负面信息要第一时间和对方公关通气，避免形成舆情。

《南方都市报》曾公开刘强东性侵案的谈判录音，该段录音随后被证实遭到剪辑

我为自己成为这肮脏的一环而自我厌恶。清晨六点多的早班，我必须得抱抱我的小猫才能带着混乱的大脑以无耻无畏的姿态去上班。我继续留下来的理由是，这里比实习的媒体报道空间要大一些。2022年的记者节，也是我的第一个记者节，我写了一篇文章，回顾过去半年自觉做得不错的一些稿子，还能列出来8条。

最后一条，是湖南新化某小学13岁女童产子事件。女童是留守儿童，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父亲常年在外务工。她平时比较内向，话不多，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怀孕。我采访完家属后，苦于没有采访到政府，稿子只能被压下来。我垂头丧气地回了家。不想就这样放弃，我把事件相关的素材分发给别的记者，希望他们能够报道，也帮家属咨询了法律援助。做完这一切，我太累了，昏睡到晚上六点多，才发现同事要案件材料，说是《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到了教育局，我采访到的内容可以结合他们报道的官方说法出一条了。在全国范围内，这件事只有我所在的媒体和另一家媒体报道。

新化产子女童在医院病床

不过还没到第二天，稿子就因受到压力删除了。新化警方反应很快，马上出了蓝底白字的通报，否认了加害者是学校门卫的传闻，称作案者是同村村民。但一位家属告诉我，警方认为女童父亲性侵了女儿，而且已经把人拘留了。作案者到底是谁，我无法确定。

03 大厂暖新闻、网红消费测评与旅游热

能有一个不知真假的通报似乎我就应该满足了，那时我不会想到以后再也没机会做重要的严肃新闻了。

一天，我接到主编派题，要核实某地一个和疫情进出小区门有关的通知。出稿后，主编收到该地宣传部门的撤稿要求，被主管部门约谈警告。此后，疫情相关的选题我们再也没主动出击过。看到只能靠朋友圈接力转发才能有曝光度的重大事件，我在工位悲愤得几乎浑身发抖。这个列举名单本来会很长很长，而名单里的桩桩件件都在提醒我的失职。我的记忆把它们紧紧地打包在一起，只要看不清每一页的内容，只记得难过的感觉，也许就会好受些吧。

我浑浑噩噩了一阵子，三五分钟能写完的稿子要拖半小时。主编注意到我状态不对，把我叫到会议室。他告诉我，我行我素的前路是走投无路：“我以前也像你，以为会开完了发不了的就能发，结果不能发的反而越来越多。环境就是这样，你离开去别的媒体情况可能也差不多，也可能更差。”“你有能力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刚入职的时候那么有激情，怎么才几个月就职业倦怠了？”我张了张嘴，无话可说。

为了完成工作量顺利转正，我认真地刷抖音找选题，用严谨的新闻语言去写当事人只是“图一乐”的事情。采访是可以略去的，给当事人抖音发私信多数时候是要授权，没要到也不打紧，在视频里加上来源就好了。用尽可能少的字把视频里最有趣的给点出来即可，没人去追究当事人叫什么名字，“小伙”、“女子”、“男子”等模糊的代称可以在导语里反复出现。

2022年11月，命运再一次重演。我所在的媒体微博大号被勒令停更一个月。在经营压力下，我们开始进行商业化转型，减少社会新闻内容，加大财经新闻报道力度。我时刻关注着出现负面的企业的微博，把它们加到特别关注里，一发通报我就能第一时间收到。

报道范围的变化让我无所适从，在主编说我还不如实习生积极后，我又提出了离职。主编很爽快地答应了，让我去找人事提交程序，并给我放了一周的假。我给不同的视频媒体投了简历，也面试了几家，果然像主编说的一样，视频媒体的工作内容都差不多。我还是有些不甘心，会不会12月恢复更新，我就又可以做我认可的新闻了呢？11月27日晚上，我给主编打了电话说想要回来，他又爽快地答应了，说疫情下不好找工作，想走也要骑驴找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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