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航370失踪10年 他们仍在等亲人回家：我孩子肯定还在

2014年3月8日，一架从马来西亚飞往北京的MH370号航班在起飞后不久从雷达上消失，机上载有中国乘客154人。直至10年后的今日，飞机失联原因不明、黑匣子仍未找到。仍有1/4失联乘客家属拒绝“和解赔偿”，只为等待一个真相。

文：韩嘉琪　责编：陈子文（一条）

前媒体人权义，十年来一直在拍摄记录马航MH370事件与其家属。家属中很多是失独老人，“孩子没了，整个家也垮了”；有些家属一辈子没出过县城，却为了“找飞机”学英语、走世界；也有一些人因悲痛疾病缠身，没等到真相，就相继离世。

有人坚持一直传简讯给失踪亲人　有人失去女儿不久便患病离世（点图了解更多）：



和一般“结果确定”的灾难事故不同，MH370所带来的精神折磨是週而复始、漫漫无期的，家属们，被长久地拽入了无底的情绪黑洞。2月底，一条摄制组在北京见到了前媒体人权义，以及多位失联乘客家属，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也是关于“重生”的故事——如何独自面对家庭的破碎、往后的人生，当一切没有结果，没有答案。

  十年了　他们还在等待亲人回家

正月十五清晨，天色未亮，72岁的包兰芳独自骑自行车从两公里外的家赶往后海附近的法华寺，路面的积雪还未消融，寒冷让每一次的呼气化为白雾。过去十年里，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包兰芳都要到寺庙为飞机上的儿子、儿媳、孙女上香，祈祷他们有朝一日能够平安归来。包兰芳是权义长期跟拍的家属之一，人们都叫她“包姐”。

2014年3月8日早8点，时任《东方早报》新闻记者的权义看到微博上弹出了一条快讯，“一架从马来西亚飞往北京的飞机失联”，这是他第一次听説“失联”这个概念，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十年后，持续缺席的真相，让他对这个词有了残酷的实感。

3月8日当天，家属们被安排到了北京朝阳区的丽都酒店，等待事件的后续通报。一位家属给了权义一张房卡，他因此获得了跟进报道的机会。权义混在家属中，在丽都酒店度过了52个日夜。每一天，走廊里的哭声、悲痛、愤怒不断上演。这段密集的接触，让权义和一部分家属建立了紧密的联繫。舆论的潮水退去后，权义成了唯一没有离开的“外人”。在日常生活的细微处，他看到了“370事件”对他们造成的隐秘伤害。

权义长期参与灾难报道，天津爆炸、东方之星沉船、北京大兴火灾……但370的家属们呈现出不一样的特性。一般的灾难事件发生后，家属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接受亲人的死亡、人生的变故，但370事件不同，由于信息公佈混乱、迟迟没有定论，它的折磨被无限拉长了，延绵不绝，反反覆覆。很长时间里，家属们集体相信，家人还会回来。

来自河北邯郸的栗二友，在事发后的两年里，坚持给失联的儿子发短信，天气转凉，他会提醒儿子添衣保暖，他逢人就会诉説儿子在孤岛上漂流的猜想。来自北京的胡秀芳，她的儿子、儿媳以及孙女都在航班上，她每週会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为孩子们的回家做好准备。家属徐京红，在手臂内侧文了一架飞机，飞向她的心脏，后来她反覆清洗。看电影《归来》的时候，巩俐饰演的冯婉瑜数十年如一日地等着丈夫回家，她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等到母亲的归来。

家属羣里，权义格外注意自己的用词，飞机是“失联”不是“失事”，亲人是“失踪”不是“遇难”，甚至一段时间，权义不敢提“飞机”二字，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家属们的情绪崩溃。重度抑鬱，几乎是每位家属的必经之路，低落、敌对、惊恐、无力，有人长期无法下牀，有人把家里的窗户焊上封条。有人出现耳鸣、幻听、眼花，有一位母亲因为长期流泪而双目失明。

心理援助的缺位，让家属们只能独自面对这场灾难。事发后的大半年时间里，马航都没有为家属提供心理支持，错过了心理干预的黄金期。直到2014年12月，马航在北京成立了一个5人的心理应援小组，为上百位的乘客家属提供服务。家住北京的失联乘客姜辉一共只申请到了两次谘询，而在北京之外的家属大多一次都没有申请到。“后来我跟一些心理医生聊过，他们説心理援助的前提要有一个底，接受家人的死亡，然后在此基础上恢复建设。但370案件没有底，是越来越深的”，由于整日整夜地搜寻飞机相关资料，刚过五十，姜辉的头髮已经白了大半。

有些人没能熬过漫长的折磨。张丽霞是一位来自齐齐哈尔的单亲妈妈，在权义印象里，她像是《繁花》里的那种姑娘，“干练”“有知识分子气息”，家属们都特别喜欢她。她经常去北京追问女儿的下落，女儿曾在国外读书，几乎是她生活的全部。不久后，张丽霞患癌去世。10年里，亲属中有五六位都因抑鬱症及其併发症离世。
 

  失独之后：不同的命运　同样的死结

“那个年代坐飞机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这些乘客也是他们家里的经济支柱。”十年里，权义看到了原本不同的命运，如何因为同样的死结深陷痛苦的漩涡。

包姐和亲家都是“双独家庭”，儿子、儿媳、孙女都在飞机上。事发以后，两个“独子独孙”的家庭自此陷入了停滞。包姐家位于北京东城区的衚衕里，她从出生起就住在这里。人生晚年，院子一下从热闹变得死寂。去年7月，老伴去世后，包姐成了独居老人。十年间，家庭的急遽变故摧毁了她的健康和生活，长期失眠让她的面孔憔悴浮肿。孤单的时候，她常对着老伴的遗照説话：一生中最成功的就是我们这儿子了，我一定会等他回来。

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南无阿弥陀佛》的挂字显得醒目。字的前方摆着3只生肖玩偶，象徵着 三口之家——包姐的儿子是属羊的，儿媳是属猴的，孙女是属兔的。包姐只有一个儿子，生于1980年，那一年全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年轻的时候包姐去云南插秧，丈夫被髮派至新疆教书，长期分居两地。后来包姐被调回北京，到手錶元件厂当女工，干活特别勤快。儿子恰好又很争气，考进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包姐“心里特知足”。2014年2月底，包姐给孙女盼盼过完3岁生日后，送一家三口去马来西亚旅游。一週后，包姐和丈夫老胡接到了飞机失联的通知。

包姐不相信飞机坠海的推断。飞机失联19个月后，一块波音777的襟副翼残骸在法属留尼汪岛被找到，疑似MH370的机翼。家属羣有传言，电视台播报的机翼序列号和飞机真正的号码不同。“就几个数字，它凭什么弄错了？弄一假的机翼你扔到水里边了，能对吗？”包姐用自己在手錶厂的工作经验举例，每一块钢材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编号。面对外界纷繁複杂的推测，包姐的丈夫老胡始终是沉默的。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他的言行特别有分寸，“相信国家”“相信法律”。他唯一表现过的情绪就是“内疚”，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家人，这么多年没能找到孩子。

这种内疚感同样笼罩了包姐。几年前，包姐发现丈夫的眼神变得浑浊、呆滞，“老头原来是个挺英俊的人”，她怪自己没有及时注意到老伴的心理变化，一提到这里就泪流满面。包姐回想，丈夫可能早已经抑鬱了，后来，医生告诉她，是抑鬱症造成了丈夫的癫痫。丈夫去世后，包姐有两个月吃不进去饭。第一次去菜市场买菜，她一下变得茫然，眼泪簌簌地落下：“原来我总是想着他（丈夫）爱吃什么，他们（孩子们）爱吃什么，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爱吃什么”。街道工作人员给包姐请过心理医生，但她觉得这种问题是治不好的，一切终归是要靠自己，“没有什么方法。我就是靠我精神上的寄託，就是説，我的孩子肯定还在”。

  对付信息黑箱：时间是我们唯一的武器

用姜辉的话来説，家属们是在对抗一个“巨人联盟”。MH370像一个密不透风的信息黑箱，装满了一连串的未解之谜。客机起飞40多分钟后便与地面控制失去联繫，但几小时后当局才发佈失踪警报；失联7天后，马来西亚当局才宣告，飞机在飞行途中掉头偏离航线；10个月后，在未能出示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当局就将机上人员状态由“失踪”改为“全数罹难”。

官方信息的严重缺失，导致民间的各种猜想、假説开始甚嚣尘上。权义对各种推测倒背如流：有乘客盗用假护照登机，身份可疑；机长曾在家中演练过相同的折返航线，不排除自杀的可能；飞机上还有大量未经扫描的货物、电子通讯设备……姜辉一开始很喜欢这些假説，至少给了他一线生的希望——母亲有可能还活着。但很快，这些假説被陆续证伪，希望一遍遍坍塌，他受到了更痛的打击。随着时间推移，姜辉和家属们感受到面对跨国联盟和大资本时，个体“被践踏”的渺小和无助 。

“它甚至可以利用国家立法的形式，去对付你。”2015年2月，马来西亚政府专门颁佈了“765号法案”，宣佈重组后的新马航（MAB）将剥离老马航（MAS）的部分债务，其中就包括免除MH370的债务、责任。法案在家属中引发了轩然大波。

至今，马航拒绝向家属提供乘客的登机录像。如果家属想要拿到赔偿，必须要签署一份“和解协议”，条款之一是“马航和马政府对370事件免责”，这就意味着家属需自愿放弃飞机搜救与追责。姜辉为我们拿出马来西亚政府于2018年发佈的《MH370安全调查报告》，共计822页，他读了好多遍。“官方调查的结论是失踪，不是失事”，有些地方他用荧光笔标记了重点，报告中写着“不能排除第三方干预的可能性”。

与官方的冷漠推诿相比，来自民间的爱和关怀，给了姜辉持续寻找真相的动力——“每去到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只要是跟老百姓沟通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到这种爱”。在留尼汪岛，姜辉与当地土著之间隔着重重的语言障碍。每説一句话，都需要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法文，最后由当地的司机译成土语，“5人一来一回，就10个步骤了”。但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理解和共情，让语言“不厌其烦”地传递下去。

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悉尼大学的海洋学家计算出残片所出现的概率比较高的地方，制作成地图，免费提供给姜辉和其他家属。英文版的《MH370安全调查报告》发佈以后，四川民航学院的老师用了两週时间，自愿帮家属们翻译了这本近600页的报告。‍姜辉觉得“370”不会被时间忘记，爱与好奇心是人类发展的两个根本推动力，而这件事恰恰佔据了这两点。没有舆论、没有资金、没有向上监督的权力，但他还有时间，他説：“时间是我们唯一的武器”。
 

 

  “这件事之后，我重新认识该怎样活著”

‍75岁的独居老人汪永智，是家属里极少数“解开死结”的人。我们和权义一起，在北京的家中见到了他。每天，汪永智都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早上写字、画画，下午练电子琴，吃完晚饭是电影时间，空馀时间还会写公众号。电视机旁是一柜子的电影碟片，《野鹅敢死队》《海狼》的台词他几乎全背下来了。汪永智的爱人在飞机上。MH370失联之后，汪永智生了一场大病，心脏需要支架手术，哮喘激化，从早到晚吃药，“老婆不在了，我还活什么劲的想法都有了”。

汪永智年轻的时候在服装公司工作，是北京市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服装企业。他的爱人也是高级知识分子，两人是大家眼里的东城区模范夫妻。“出事儿以后，我连我的袜子放哪我都不知道，东西都是我老婆管”，汪永智突然意识到家务也是门大学问。他投入到具体的日常中，洗衣服、打扫衞生，包饺子、擀麪条、煮意麪，还买了一台烤箱，研究做麪包，烤披萨。这个大半辈子没怎么下过厨房的男人，成了老年料理专家，厨房里堆满了各式各样新奇的西餐调料。差不多两年过后，汪永智觉得缓过来了，“原来只想着找别人，现在能找到自己了”。

汪永智不喜欢“养儿防老”的观念，对“家庭”“亲情”有着不同于传统国人的理解。汪永智只有一个儿子，在上海工作，平时很少回北京，他鼓励儿子首先要过好自己，“不要有太多的奢望、太多的依赖、太多的苛求，这样你的亲人、孩子，他们都是解放的。”他也因此解放了自己。“既不和解，也不起诉”是他对“370”的态度——拒绝赔偿金，是因为他不希望事故方可以因金钱而被免责；没有起诉，是因为他不愿把馀生的精力赌注在漫长的官司之中。

370事件让他重新认识了人该怎么活着：“我肯定不是为老伴活着的，她也不是为我活着的。我们俩有的只是一种人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和情感。”“孤独终老，不过是所有人的宿命”，説到这儿的时候，汪永智的脸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

当生活被摧毁之后，继续寻找370的真相成了一些家属活着的意义。事发一年后，姜辉因为频繁地参与“社会活动”被公司辞退。当时他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华北区大区经理。这些年，姜辉每天都在看资料、研究各种法律条文，全职推动案件调查的发展。他频繁沟通过的律师少説也有快20位，为了找飞机行走过的里程至少可以绕地球4圈。他已经成了半个法律专家、航空专家。姜辉説：“如果真的能把这架飞机找到，把亲人找到，我这一辈子没白活。公司头20年那种风光的业绩，相比之下，不过是过眼云烟。”

权义发现，近几年不少老年家属都在积极地锻鍊身体，跑步、跳绳、做单槓，他们中很多人迈入了古稀之年，寻找亲人是他们现在生活的目标。“如果我倒下了，就没有人帮我再去找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