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摄影师纪录清末肉体酷刑 贫困 羞耻 望之不似人形…

一名年轻人在衙门院子裡遭到刑求的照片，可能是在中国北方，时间在1900年之后不久。 图／联经出版

假如故事只停留在文字上的话，这一切恐怕都不会发生。不过，吸引不列颠民众目光的，却是广为流传的《晨间主导报》上普列斯受害者图片。画出这幅图画的漫画家，以如此丰富的反中国视觉语言——图中人贫困、羞耻、留辫、望之不似人形——包裹著这张图。

假如少了图画出现的脉络，想必很难判断这张图的意图是在于激起我们的同情，还是引发我们的轻蔑。1900年夏天的欧洲报纸充满这类嘲弄中国人的漫画——这年，外国军队登陆中国土地，击退义和团，保护北京的公使馆。报章杂志的所有读者都晓得中国人看起来就像这种样子。因此，说不定那位漫画家只能用这种方式，表示画中人是个“中国人”。

不过，这幅漫画裡还有别的玄机。超过一个世纪以来，欧洲人的中国观念底下始终有一条汇聚了两种想法的地下水脉奔流著，这幅漫画便从中汲取墨水。第一种想法是：中国人还在使用欧洲人再也无法容忍，认为极为野蛮的身体刑形式；第二种想法是：除非採取这些肉体伤害的形式，否则中国人就不懂什么叫做是非对错。

欧洲刑罚迟至十九世纪中叶才抹除这些处罚方式，但由于抹除得十分彻底而决绝，因此欧洲人再也不认为开化的自己能做出如此恶毒的举止。大清的法律之所以仍然容许使用身体刑，部分是因为选择不要长时间监禁犯人。假如没有能惩戒犯人的监狱，唯一的选择就是用打的或是流放，而这正是《大清律例》的规定。

普列斯拍摄他那些照片时，这些做法正处于转变中，但欧洲人对中国的转变并不清楚。这种玩时间差的把戏，意味著欧洲人得以一面抬举自己，一面对中国人怀抱优越感，进而把可憎的肉体伤害历史全部推给世界的另一端。

不列颠读者早已熟知中国人会使用酷刑。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中，就有成员在回忆时提到这一点。此次使团的随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Alexander）受到伦敦出版商的鼓励制作一部画册，让欧洲受众看见中国的样貌。这本书——《中国风俗》（The Costume ofChina）为读者呈现一个奇妙的土地，其中最奇异的刑罚就是枷项。

接下来有一本更受欢迎的书问世了——乔治．梅森（George Mason）的《中国刑罚》（The Punishments ofChina）。梅森在印度工作，但他曾经造访广州，在当地获得一些简单的日常画。这些画是中国画家大量绘制，卖给欧洲观光客的纪念品。许多情境不痛不痒，但裡面也包括折磨人、刑求与处死的图画，以满足重口味西方人的好奇心。中国画家的原画人工味很重，在空白的背景上安排精笔描绘的人物，有如画面经过处理的民俗志。梅森把这些画面带给欧洲受众，将上刑的图案转变成奇特而极为写实的笔触。这——书上的图片如是说——就是中国人的作为。



这张图来自周培钧（音译）在北京的画室推出的刑罚图册，图为刑求盗匪以让他供出同伙的场景，时代约落在19、20世纪之交。这类图画是专为来到中国的欧洲访客而绘，欧洲人买来当作纪念品，当成中国司法与伦理常态的证明。图／联经出版

《中国刑罚》不光销路好，也形塑了人们对于中国奇异光景的期待，包括肉体折磨。广州与北京的画家也保持稳定产量，绘制这类场面以满足外国访客的需求。正因如此，这类绘画才会大量保存于今天西方的博物馆。由于欧洲人视觉上的预期已经稳稳地建立，等到他们带著照相机来到中国时，心裡早已知道自己打算拍摄一些什么了。当普列斯拍下他在自宅中折磨的中国人时，很清楚自己想捕捉哪一种画面。还没按下快门之前，他早已对于中国人的肉体受到折磨的景象了然于心。

身体受的苦很难用底片捕捉，何况相机在19世纪下半叶才问世，不仅是相当昂贵的机械，而且需要一定程度的操作技术训练。拍摄照片需要充足光线，长时间曝光，受摄者姿还必须一动也不动。日常生活说拍就拍，已经超出当时技术的许可范围了。相机是职业摄影师的工具，而非业馀爱好者休閒把玩的东西。

不过，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摄影科技已有大幅发展与简化，相机正逐渐成为大规模生产商品。成本降低，快门速度提升，便携性增加，程度各异的爱好者渐渐用摄影打发时间。他们先是用脸孔与风景塞满观景窗，接著景中的事物与人物逐渐不用保持不动。他们寻找事件来摄影，透过相片让自己与受摄的事件同在。他们起码是旁观者，而且愈来愈多成为行动者。摄影师所能呈现的，还能有什么场面比有人被打或遭受处刑更好、更精彩呢？

1900年的庚子拳乱镇压，堪称是第一件以摄影方式记录征服行动影响的重大国际军事事件。随军摄影师与速写画家合作，记录守军据点沦陷、地景遭到炮轰，以及战斗员互相残杀的场面。一旦征服完成，他们就能著手为欧洲人替天行道的过程制作影像。接下来，他们开始捕捉中式身体刑的日常，就像本书中那张一名年轻人在在衙门裡身体动弹不得的照片。姿势虽然和《晨间主导报》上的漫画人物不同，但他扛著相同的穷困褴褛、肉体受苦与屈辱。

我们必须小心慎重，避免把这样的照片照单全收。许多这类照片其实是摆拍，很可能是有偿拍摄，让外国摄影师能创造出符合其“中国”概念的影像，继而将之卖给图文书或明信片的出版商。不过照片中背景人物的低落情绪使我相信，这名年轻人确实是身陷囹圄，半吊在木条上，以迫使他招供。



一名年轻人在衙门院子裡遭到刑求的照片，可能是在中国北方，时间在1900年之后不久。 图／联经出版

还有更糟的是，驻守北京各国公使馆的外国军人，拍下菜市口（北京西南门外一处尘土飞扬的路口）公开行刑的景象，并非外国士兵处死中国拳匪，而是大清的刽子手处死中国罪犯。快门一按，外国人就能捕捉到德昆西当年只能凭想像的“东方之堕落”，到有对外营业的摄影工作室冲洗出来。

外国人所拍摄最令人震惊的照片，是罪犯遭到“杀千刀”的骇人过程。犯人先带到公开场合，接著在司法官员的监督下，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步骤一刀刀肢解。最后一名遭到凌迟处死的人，是名叫“福朱力”（Fuzhuli）的蒙古侍卫。1905年4月9日，杀害主人的福朱力在菜市口伏法。法国士兵为这起事件拍摄的照片，至今仍以人们能寄回家的猎奇明信片的形式存在。

普列斯是否曾亲临大清的审讯或死刑场面？我们不需要知道，也能从文字纪录裡晓得他看过中国人的画与欧洲人的照片。假如他没有看过，就不会用那种方式呈现他对中国矿工的折磨，也不会有拍下此人照片的想法。至于他有什么目的，以及他打算拿照片给谁看，我们只能凭空猜测。麦卡锡说，普列斯告诉自己，他打算把这些照片带回中国“好好利用”，但是做什么用？是给招募的劳工看看，假如不听他的命令，会有什么下场吗？还是为了向需要保证的招工代表留下印象，知道普列斯是个令出必行的人吗？抑或是与此无关？

没有迹象显示，普列斯曾冲洗出漫画家所想像的那种照片。我们只知道，不列颠副领事的职员们在普列斯遭到杀害之后，前往他家釐清案情时，找到一大堆照片。当然，要是其中出现某个裸体中国男子遭受虐待的照片，肯定会有隻字片语出现在副领事的纪录裡。但这也难说，说不定大家关心此人横死的程度，还不足以展开更深入的调查。有个启人疑窦的问题：杀害普列斯的人，是不是想报复他？但这起凶杀案悬而未决，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普列斯是否曾亲临大清的审讯或死刑场面？我们不需要知道，也能从文字纪录裡晓得他看过中国人的画与欧洲人的照片。图为《中国刑罚》插图之一。图／维基共享

这起事件对于中国与世界的过从历史来说何以重要？原因与其难以逆量的影响范围有关。普列斯没有兴趣影响不列颠的大选，但他的故事经过扭曲之后，却出现在1906年2月的下议院议场中。张伯伦起身针对邱吉尔长篇抨击，严词批评自由党利用披露虐待事件来操纵大选。他的论点是，自由党愚弄不列颠民众，让他们以为中国矿工形同奴隶。

为了强化自己的说法，张伯伦举起一本作者不详的书（今已不存），他宣称这本书“在选举期间到处流传”，称中国苦力遭受有如奴隶的待遇。张伯伦大胆推测，这本书极有可能是《晨间主导报》记者柏兰所写。假如不是他，那八成是“一位我会毫不迟疑称他为大恶棍的人，也就是普列斯先生——他自承把某个中国人吊起来折磨一整晚，还打算在隔天早上给此人拍照，供自己正在写的书之用”。

他的说法严重扭曲了原本的报导。普列斯确实宣称自己正在写一本名叫“在兰特赶奴隶”的书，但就我们所知，他其实并没有写过这么一本书。对张伯伦来说，普列斯只不过是又一名编造整起事件，意图打击保守党选情的记者。张伯伦简直无的放矢，让我无言以对（这在本书中还是头一遭）。

预料到会出现这个议题，邱吉尔早就做了详尽的功课，提前询问川斯瓦是否应引渡普列斯。因此，他告诉张伯伦，川斯瓦政府回覆“根据现有证据，当局并无发起调查之根据，但若有可能，内政大臣亟欲就此案著手调查”。最后，当局并无展开司法行动。无论如何，普列斯已经回到中国，可能是为了招募苦力，可能是接锡制品的订单，而他在伦敦的恶名完全于他无损。

从中国的角度看，故事的讽刺之处在于：普列斯在川斯瓦拍摄苦力相片之前不过两个月，中国法学家才刚刚在北京成功废除“杀千刀”。刑部官员沉家本主导废除这种极刑，但他反对凌迟的理由，却不是抽象的人道原则。“凌迟”根本不是中国的刑罚，“查凌迟之刑，唐以前并无此名目”。那凌迟究竟从何而来？他的答案是：来自中国之外的世界。凌迟是蛮夷的做法，是千年之前入侵中国的游牧民族带进中国的。沉家本提出这种主张必须小心为之，毕竟大清国由满人统治，满人是来自长城外的入侵者。但他提出的这个尴尬关联，倒是没有阻碍他推动废除凌迟的行动。

到头来，凌迟得以废除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杀千刀”能否在古代中国传统中找到——这只是用来反对凌迟的有效话术。修法的真正推动力，在于庚子拳乱之后中国人面临的处境。外国人大批来到中国，在大街上自由游走，还随身携带相机。要不是因为拳匪，严刑峻法的照片也不会传到国外，让中国在全球文明尺度上继续下修。乾脆把沉家本称之为“非常刑”的酷刑一起废止，使之消失于公众视线。连大清朝廷也看得出改革的道理，正因如此，福朱力于1905年4月9日受凌迟处死一事，才会是中国史上最后一次凌迟之刑。同月稍晚，凌迟就此废止。
 

当普列斯在约翰尼斯堡的家中，搬演他那小小虐待场景时，大清则正为了得到世界文明国家接纳而放弃身体刑，这种感觉实在诡异。但普列斯这种人可不打算放弃这种文化遗产，他们想控制别人，而酷刑让他们略胜一筹。明信片厂商也不打算放弃这种残酷景象的市场。

迟至1912年7月，大清国已然垮台，其法律制度消失之后，都还有人把邮戳往福朱力之死的明信片上盖。中国土地上实施身体刑的时代结束了，但中国这个国家“永远残忍、落后、没有法治”的形象却继续留在西方人的想像中。中国人正在摸索前进的路，但其他人却困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