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天凯：希望美国不会荒唐到认为“每个饺子都藏芯片”

艾利森认为，习近平和拜登都一直在努力解决问题，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惟这充满複杂性。(Getty)



近些年来，“修昔底德陷阱”成为探讨中美关係时的一个常见术语，其对应的现实是中美双边关係複杂多变，尤其是美方，在竞争的同时期待两国“负责任地管控竞争”，既要筑起“小院高牆”，又不得不与中国在众多领域依存合作，体现在行为上，如一边扩大制裁名单，一边安排高级官员访华。

中美互动如何摆脱一些思维困境？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又将给中美关係增添哪些不确定性？近日，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艾利森（GrahamAllison）、“北京对话”联合创始人李世默，在北京进行了一场有关中美关係的深度对话。

李世默：中美两国正在进行非常激烈且全方位的竞争。艾利森，你创造了一个人人都在使用的术语——“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主席在10月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也用了这个词。我们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了吗？还是在摆脱“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谢谢你。我于2012年在《金融时报》上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后，很多人引用，但习近平是第一个引用这一概念的大国领导人。他认为中美之间爆发战争并非必然，我非常同意。实际上，我们有必要摆脱“修昔底德陷阱”。正如一名中方官员向我解释的，习近平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係，是因为中国知道，旧的大国关係模式经常演变为我所描述的竞争关係。



崔天凯早前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Allison）、李世默，在北京进行了一场有关中美关係的深度对话。(微信公众号)

在过去500年间，我们看到了16次“修昔底德陷阱”，其中12次以战争告终，4次没有爆发战争。因此，战争是可避免的，但总体风险也很高。我们现在重视中美关係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风险，是因为历史提醒我们，这种挑战有严峻性。因此，如果一切照旧，外交照旧，就会导致历史重现；如果中美真的发生战争，对两国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做得更多且更好。

李世默：如果修昔底德看到中美关係现状，且愿意帮助我们避免战争，他会给美国和中国分别提出什么建议？

艾利森：他会认为，现在发生的一切都符合剧本，中国的表现符合传统新兴大国的样子，美国的表现符合传统守成强国的样子，双方正在加速朝着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冲突的方向发展。我曾于2017年在《注定一战》这本书中写道，中美关係可能“没有最糟只有更糟”；当然，这是假设双边关係按照当前轨迹继续发展。

有趣的是，修昔底德提到，他曾试图分析雅典和斯巴达竞争的过程，以便瞭解双方所犯的错误，能够让未来的政治家做得更好。

面对中美矛盾，我认为习近平和拜登都一直在努力解决问题，但这充满複杂性。中美一方面经历着历史上最激烈的竞争，但同时又在很多方面存在利益关係，需要互相合作才能确保自己的生存。这两个方面将中美关係朝着相反的方向拉扯。因此，对于具有战略想像力的领导人来说，如何为这一矛盾关係制定管理框架是具有挑战性的。这正是习近平和拜登在三藩市试图做的事情，我认为他们的第一步做得很好。

崔天凯：如果修昔底德今天还活着，他应该不希望看到人类没有吸取历史教训，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犯同样的错误。不过，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例如，两国元首在峇里岛和三藩市举行了建设性的会晤，他们彼此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此外，高级官员们也在相互沟通。也许我们仍然没有达成很多共识，但双方都越来越愿意更多瞭解对方，试图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希望我们能继续向前推进。我始终认为，摆脱或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好办法就是走出一条新路。

李世默：多年来，我一直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前几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国会上说，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全社会的竞争，我当时感到震惊。但经过最近几年，我认为他说的对，事实就是如此，这一思维也蔓延到了中国。

当下，即使是过去只追求利润而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现在也无时无刻不在考虑中美竞争。我们如何摆脱这一状况？光是通过两国领导人对话，是无法解决困境的。

艾利森：我再次强调中美关係存在无法回避的複杂性。两国为了各自的生存都必须避免一场可能演变成核战争的大战。我们能否生存下去，取决于双方的合作，这应该是非常强大的合作推动力。当然，还有气候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生物圈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都可能使彼此无法居住。我们的金融体系、经济体系关係很紧密，民间来往也很多。因此，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李世默指中国生产最便宜的电动汽车，但欧美的态度似乎是“我们宁可不解决气候问题，也不买中国产品”。(Getty)

接下来的问题是，两国政府能否找到一种可以将合作具体化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中美之间存在高度的不信任和甚至敌对性认知；另一方面，中国的贡献也很突出，如去年太阳能电池板装机量超过美国25年来的装机总量，从而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创造了更适合生存的气候环境，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因此，我们需要妥善处理这一複杂性。

李世默：不幸的是，最坏的结局有时会发生，双方同归于尽。你提出的气候问题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生产最便宜的太阳能设备和电动汽车，然而欧美的态度似乎是“我们宁可不解决气候问题，也不买中国产品”。

艾利森：前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JohnKerry）会优先考虑气候问题，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会优先考虑美国生产商的利益，因为他们的成员可能面临失业。美国政治如何平衡这两方面的考虑，取决于这一行业的政治重要性，以及工会的相对重要性。

过去30年间，两国产业对比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中国制造业微乎其微，现在变成了所有大规模制造产品的第一生产国。美国正在经历较为痛苦的调整，尤其是这一调整对乡镇造成巨大影响。

崔天凯：我看到，美国政府嘴上说的跟实际行动之间存在很大矛盾。有时我真的很困惑，不知道哪一边才是真实的。



前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John Kerry）会优先考虑气候问题，然而美国国内也要顾及美国生产商的利益。(Getty)

例如，我们都同意应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合作，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与此同时，这么多家中国公司受到美国制裁，大概有1500家左右，其中很多是从事绿色经济的公司。美方这样做，导致新技术、新产品很可能被放到所谓的“小院高牆”里。但是，应对气候变化，仅靠发表政策声明是不够的，必须让整个社会携起手来，要有企业界的参与。然而，中国许多大公司都受到制裁，它们怎么可能参与到这一合作中来呢？

艾利森：目前在美国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有75%是中国制造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品质更好，成本也更低。然而，我认为新能源车的问题尤为複杂，因为汽车行业是美国人较为看重的，并且，这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利益相关，而它是民主党政治支柱之一。

崔天凯：我认为你说的没错，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一层面。虽然应对气候变化、产业升级，推动绿色经济是为了全球所有人的整体利益，但是，一些人、一些群体所付出的代价很可能相对更高。我们必须更公平地分担成本和分享收益。

艾利森：有一次，我和你谈到这个问题，你指出，在自由贸易体系下，各方都能买到更廉价、优质的产品，这对任何消费者都是好的。但对某些制造群体而言，不是这样。比如俄亥俄州的钢铁工人，他们在国际钢铁市场落伍了，只能以不可持续的低价生产钢铁，可能无法参与竞争。

我认为，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如此迅速和广泛地拓展是一件好事。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预料到，利益受损的群体会产生更大的反弹。因此，在如何对他们进行补偿方面，需要有更多的想像力。



美国目前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有75%是中国制造的，因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品质更好，成本也更低。(Getty)

崔天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总是强调，我们不应该把一切都寄託于市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就是共同富裕、共用繁荣。我们密切关注所有潜在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仍然不应该被“中国恐惧症”所误导。当美国的一些高级官员说，不应该让中国的电动汽车出现在美国街道上时，令我很震惊。她还声称中国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把全部300万辆电动汽车同时熄火，好像“瞬息全宇宙”。

我没想到高级别官员会说出这样的蠢话。希望他们不要变得更荒唐。我有点担心，有一天他们会警告人们不要去美国的中餐馆，声称每隻饺子裡都可能有芯片，它们会监视每个美国人。

艾利森：中餐是我的最爱，那我全身都有芯片咯。

崔天凯：希望人们不会如此疯狂。

李世默：如果我们能做出这么高级的芯片就好了。

崔天凯：如果中国真能做出这么高级的芯片，倒是可以有更好的用途，而不会用来去监控谁。

本文节录自《崔天凯、格雷厄姆·艾利森、李世默：中美“大碰撞”如何化危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