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振：鉴定出新冠肺炎的病毒学家，他的编年史

文章是很久前写的，已经一年多了，不，快两年了吧，断断续续修改了多次。上次我见到张永振是在北京。吃饭吧，我们上楼。那个湘菜馆的菜很好吃，不太辣。我记得他一直在擦汗。我们一起吃过好几次饭，我得出结论：他真的完全不在意吃饭这件事，就像文中说的，他真的只是在完成咀嚼的动作。他关心什么？看他说什么吧。他和我聊他研究的病毒，他的求学经历。他的生活挺残酷的，在新疆的生活和后来在上海的生活，都过于坚硬了。我会感到他这个人也是如此，直，是这个词，这样的人会很容易得罪人吧？这两天他给我发来那些已经上了新闻的消息，我好像觉得如果不和他坐在那坚硬的地板上，就会感到良心上的不安。

他去过很多艰险的地方寻找病毒，洞穴啊，野山啊，他摔断过自己的骨头。他的生日是1月1号，每年他会随着世界长一岁而老一岁。你知道科学家的生命有多久吗？你知道病毒的生命有多久吗？剩下的日子，那种生活，除了研究病毒之外，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像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样买菜锻炼身体然后吃饭吗？我说了他不热爱吃饭这件事。他只觉得世界上还有好多好多种病毒是人类没见过的。我们渺小。对世界一无所知。是，他就是过于关心病毒本身了。

张永振

一个病毒学家的编年史

2022年北京的冬天几乎都有阳光，不像上海很多阴冷的天。张永振有一年多没有回北京了，这里也是他的家。这次回京是一个机构请他做演讲，主题是如何发现及认识病毒。

CDT 档案卡

2023年1月6日我又见到了张永振，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刚好过去了一年。他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还是穿着那件深蓝色西装，眉头依然皱着。我们谈论的也还是那些让他付出很多代价的回忆，这些回忆从2020年1月开始，其中大部分让人心灰意冷。

2020年张永振带领团队鉴定出新冠肺炎的病原体——新冠病毒，并率先向全球公开分享基因组序列。新冠病毒的及时鉴定与病毒基因组序列的全球共享，让全球病毒检测试剂和疫苗的研发得以提前，用哈佛大学教授Sabeti的话来说，张永振的做法，间接挽救了无数生命。他因此被《自然，Nature》杂志评为2020年度十大科学人物之一，也入选了《时代，Time》2020年度最具影响力一百人，以及《海峡时报》2020亚洲风云人物榜等。

三年多了，新冠病毒已经变成了奥密克戎，人类研发出了多种新冠疫苗，绝大多数国家早已进入了新的阶段，而他的个人境遇却在这三年变得飘摇又沉重。

谈到2022年，张永振说，这一年又发生了很多事，但在年底终于有点让他高兴的事了。2022年12月6日，他在迪拜获得了第七届“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知识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华人科学家。

张永振说获得这个奖让他意外，因为在对方正式通知他之前，没有获奖的任何信息。

去迪拜是2022年12月4日，那时中国一些城市还处在管控中。他三年来第一次出国，正是迪拜最舒服的季节，不冷不热，穿一件薄长袖就很舒服，街上没有人戴口罩。

迪拜政府的文化顾问、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知识奖的秘书长Jamal binHuwaireb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You save theworld”。2020年的时候，他也收到了许多不相识的外国民众发来同样话的邮件。

在2022年获得“知识奖”的3人中，除了张永振，还有最先研究出抗新冠病毒mRNA疫苗的凯特琳•卡利蔻（KatalinKariko）博士和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博士。

在迪拜，张永振感受到了社会对为人类的知识与科学创新做出贡献者的尊重。这次获奖主要是表彰他与团队在病毒学上的成就及鉴定并向全球分享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这是国际上对他的再次认可。在这个时候，迪拜颁发的这个奖让他感到些许宽慰。

12月11日，张永振在核酸检测阴性后从迪拜回中国。在广州入境后佛山的一个隔离酒店里，他被发现感染了新冠。在哪里感染的？他不清楚。十二天后他从隔离点出来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大变了。

在张永振被隔离的那段时间，朱同玉每天都给他打电话，问他感染后的身体情况，吃了什么，心情如何，过得好不好。朱同玉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副院长，他和张永振的友情是在他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时建立的。他离开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时，送了张永振一块牌匾，原先挂在他自己的办公室，现在挂在张永振宿舍的沙发后面，上面写着：惠风和畅。

但张永振的人生并没有那么惠风和畅。他说自己的一生很曲折，很不顺。但他不后悔自己在一些重要时刻做出的决定，尽管这样的决定让他承受了很多很多。哪怕在人生的至暗时刻，他都始终保持着异于常人的乐观豁达、坚毅果敢。

2021年底，在上海的一个晚上，我和张永振以及他的学生正在吃晚饭，朱同玉也来了。朱同玉幽默温和，而张永振略显惆怅。朱同玉擅长用玩笑去化解张永振的忧思，他说，老张别去跳楼啊。张永振说，我才不跳楼呢，历史上很多人都挺悲惨，我要更沉静，让历史来评价我。我所遭遇的也可能是一个能留下点历史记忆的人所必须承受的。

2023年1月5号，张永振发了一条微博：3年前的今天早上所做的事（判断与建议）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张永振是为数不多有国际影响力的完全由中国本土培养出的病毒学家。他研究过免疫，也研究过细菌，最后转向研究病毒。他做过狂犬病与出血热等病毒性传染病的防治，参加过非典抗疫、汶川抗震救灾等。三年新冠疫情中经历的事更让他刻骨铭心。

张永振不是那种左右逢源的人，他性格耿直，说话很直接，不绕弯。他团队成员陈燕玫博士说，他对自己和学生都很严格，近乎“苛刻”。他自己每天七点多就到达办公室开始工作，晚上工作到很晚才睡觉，一周7天，也就是“8-10-7”工作模式。有些学生适应不了他的工作节奏，离开了。网上有匿名的评价说，在他那工作的日子“生不如死”。然而，张永振在实验室开组会时常说“做科研不拼命干，落后的我们怎么能赶上发达国家的同行们，科学上没有弯道超车”。

他58岁，但看着比实际年纪要大。他从来没有专门去旅游过。他吃东西似乎只是完成咀嚼这个动作，快！他说他不在乎这些，他的解释是“时间有限，要学习、要做科研”。全年有350天以上他都在工作，他的休息方式是在某个月的某一天选择睡大觉。他得过癌症，后来开始注意锻炼身体，每天走一万步。唯一的爱好是摄影，他拍各种动物，洞穴，病患，一些样本，里面都藏着他感兴趣的病毒。

接下来我们要叙述的，只是张永振个人故事的一些片段，跨度很大，有58年。在漫长又短暂的58年里，他从新疆到了广州，从广州到了昆明，又到了北京安家，2018年又到了上海。

如果你有耐心读完他人生的这些片段，也许会理解2020年1月张永振为何会做出那个举动，为何能做出那些正确的判断。

第一篇

1968年

张永振得了脑炎，医生宣布他活不了多久了。这年他三岁。

他记得那个夏天，在江苏徐州沛县一个乡镇医院。他也模糊记得旋转的吊扇、有点冰凉的水泥地板。入院不久，病越来越严重。他妈妈后来告诉他，很快他就完全不能说话，四肢僵直，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40多天。医生劝说张永振的父母放弃，并说即便治愈，也会是个傻子。但他的父母坚持救治。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后，他奇迹般地好转了。病房里时不时进来新病人，有个年轻女孩也得了脑炎，扎针一直哭。

很多年后，张永振说他绝对不哭。小学二年级他得过急性黄疸性肝炎，初中得过疟疾，疾病很早就找上了他，但又像一种预示，让他这辈子都从事病毒研究与传染病防治。

1980年

初中未毕业，由于家庭原因，张永振跟随回家探亲的婶婶前往新疆。之后他就和叔叔婶婶一起生活。叔叔是兵团农五师八十四团团部的一名会计，婶婶是团部的医生。叔叔自己有三个儿子，都比张永振小。叔叔婶婶待他很好，像父母一样，但他心里清楚这不完全是自己的家。在叔叔家，他十分谦让，比如少吃点饭，多做点家务活，像个哥哥样。

1981年

有一些他无法接受的事情发生了。父亲在这一年春天去世，他未能回家见父亲最后一面。

这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战胜日本女排夺得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冠军。第二天，《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发出了“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号召。在张永振所在的新疆兵团农五师八十四团中学，老师鼓励大家学习女排精神，努力拼搏，考上大学，为建设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团部偶尔会放电影，《庐山恋》、《天云山传奇》等都有，张永振给自己立下规矩，不考上大学坚决不去看。

1982年

张永振选择了理科，在班上成绩排第一，但学校地处边境线上，教学质量一般，能考上大学就很不容易了，考上好学校的概率几乎为零。到农五师师部所在地博乐考试时，4个人睡一个房间，晚上他睡不好，发挥很差。

录取通知书发到了他叔叔的单位。师部有人打电话给他叔叔说，你侄子考上大学了。但张永振没有太兴奋，他的目标是浙江大学，而录取他的学校是新疆石河子农学院。

在石河子农学院，张永振学的是畜牧专业，他并不喜欢。但是多年后他判定，大学四年对他影响巨大。他喜欢用一种总结式的表述进行论证：第一，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第二，形成了做事的思维方法；第三，养成了刻苦的习惯，积累了知识；第四，学好了英语。

大学四年，张永振仅有的一次假期离校就是第一个寒假回叔叔家过年。上大学时，婶婶给他做了一套新衣服，蓝色的，底部有很长一段被折叠起来缝在最里面。几年下来，衣服洗了又洗，最外面的那层已经发白，他个子长高些后，拆掉线，折叠部分放了下来，衣服颜色分成了两截：上面一大截衣服旧得发白，下面一截是新鲜的蓝色。很多年后他还记得这件衣服。大学四年，他很节俭，从不主动向家里要钱，几乎没有买什么衣服，节衣缩食，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全部用来买了英语词典等参考书籍。以至于后来2019年石河子大学70年校庆，他被作为杰出校友应邀返校，学校领导问他本科四年的感受时，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饿”！（节俭的品质一直保持到现在。学生说，每一张纸他都会双面打印。他的衣服大都穿了十几二十年，衬衫领子袖口破了，袜子、鞋子磨出了洞都舍不得扔。学生开玩笑说，他的每一双鞋都证明了陪他所走过的不平凡的路，平时走在路上没人会认为他是科学家，但做学术报告时他会把自己收拾得很得体。）

大学四年，张永振不看电影，没有娱乐活动，至今也不会跳舞。他知道如果要改变命运就只能学习。

学校很多老师是当年响应号召从内地大学来的，有些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右派。有位叫王正的广东籍老师教遗传学。遗传学染色体观察的实验课一共做了两次。先做雏鸡的骨髓细胞染色体观察，然后做果蝇唾液腺巨染色体观察。两次实验的步骤大体相同，只是第二个实验缺少“低渗处理”的过程。张永振对此提出疑问。王正说，那你加上去，看看有什么不同。晚上，王正打开实验室，让张永振在里面做了一组对照实验：加低渗处理组与非低渗处理组。实验结果表明，低渗处理组的效果更好。王正又让张永振当着他的面重复实验，结果仍然相同。那时已经深夜了，王正没说什么。一周后，王正老师把张永振叫到他的房间说，你是一个有培养前途的人，你应该能在科学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他要求张永振从此在以下几个方面锻炼自己：对每一个知识点要问是什么、为什么、有什么用；锻炼总结问题的能力，每门课学完一章写摘要；锻炼正确的思维方法。为此他到当地的新华书店买了本《形式逻辑》，开始自学。

包括冯玉美、柳平均等很多老师都对张永振说过类似的话。大学四年唯一的一次度假回到叔叔家时，他从石河子买了柿饼等几袋东西去看望高中数学老师章忠倩。章老师是上海知青。老师说，你要有更高的目标，得考研究生，不要局限自己。

这些鼓励虽然很小，但能持续很久，最后变成了一种激情。他从教他们班英语的李琼芝老师那得到了一套《新概念》影印版教材，在暑假和寒假，他一个人在校园里生活，跑步、背书、学习、复习、吃饭、睡觉。到三年级结束时，自学完了《新概念》，而且做到能背下每一篇课文。他虽然不喜欢畜牧专业，但他喜欢遗传学与发育生物学，也一直努力自学综合性大学的基础生物学课程，如学习兰州大学郑国锠先生编写的《细胞生物学》、刘祖洞先生与江绍慧先生编著的《遗传学》等。由于遗传学学习优异，为他们班讲授《遗传学》的沈文津老师让张永振为全班同学讲授有关伴性遗传一章。

四年的大学生活，他自己也总结出了成才的五要素：目标、方法、毅力、环境、导师。

八十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年代。他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于科学研究，想当科学家，甚至在大学第四年的时候，还做起了在鸡蛋孵化期间能否用雌激素改变鸡胚性别的试验。

大四考研究生他报考的是生殖生物学。该方向往年基础课考的是有机化学，但那一年突然改考高等数学。他几乎来不及准备，考试只得了48分。这次的考研失败又让他意识到数学还学得不好，又开始自学南开大学编著的数学专业用的《微积分》、武汉大学编著的数学专业用的《线性代数》、同济大学王福保先生编著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教材。张永振认为，这些早期的高等数学学习不但进一步锻炼了他的逻辑思维，更为后来从事科学研究中如何做科学奠定了基础。

快毕业时，室友问他：“张永振，刚上学的前两年我们经常听见你晚上睡觉在哭，哭什么？”张永振并不知道自己哭过，他那时才意识到父亲去世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

1986年

大学毕业后，张永振被分配到新疆建设兵团农五师。

他说当时新疆缺人才，为了确保他们到分配的单位工作，离校时学校没有发给他们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他的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都是到农五师报到上班后在师组织处领的。农五师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六军十六师，这支部队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长征、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和延安大生产运动。建国后，部队跟随王震到了新疆，创建了哈密垦区。1960年到1963年，农五师迁往博乐市，开始大规模开发建设博尔塔拉垦区。

那一年只有3位大学生分到兵团农五师工作，张永振的英语好，被分到农五师的外资项目管理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主要负责一些世界银行贷款在中国新疆的重大项目，帮助新疆农业进行综合开发。张永振也负责分管了一些项目，比如畜牧项目、卫生改水项目等，以及参加一些师里的对外经济与外事活动。

刚去时，他也犯过小错。譬如，有次在一份文件上将两个部门公章盖得有点重叠，领导看到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撕毁了文件。这件事对他教训很大，他开始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很细心。在农五师工作的六年间，每天早上，他至少提前20分钟到办公室，先打开水，再扫地擦桌子，为老同志倒上一杯水，下班时间延后半小时离开。一年后，有人说“外资办新来的小张真不错”。

1988年

前一年的下半年，张永振参加世界银行项目《新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扩初设计》，他和来自项目单位86团、89团、90团的三位畜牧师（都是六十年代毕业于重点农业院校的大学生）负责其中的畜牧业部分。随后，他又独自完成了整个项目的财务经济分析部分。该设计先后通过了兵团与国家两级组织的专家审核。扩初设计的出色表现，也让他得到了农五师当时主管外资项目工作师领导陈忠师长的欣赏与信任。

因为这个项目，张永振得到了一个出国机会。1988年5月，农牧渔业部组织了一个到澳大利亚考察澳洲畜牧业发展的考察团，张永振代表新疆农五师前往。组织给了他一笔置装费，是他好几个月的工资，说千万别穿太差了。出发前，陈忠师长把自己的一块表递给他戴着。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代表团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乘坐国航的波音747飞机经停广州，十多个小时后到达墨尔本，又从墨尔本飞去了悉尼。在澳洲考察的20多天，张永振感受到澳大利亚的地大物博，人均资源的丰富，畜牧业的现代化程度是他在国内难以想象的。另外他也感叹当地的物价太高了，一双皮鞋要60-80澳元，而在新疆，最好的一双皮鞋只要30多元人民币。张永振那时一个月的工资100元多一点，而澳大利亚牧场一位剪羊毛的女工告诉他，自己每天的薪资80多澳元。

• | 共4 页 :
• 1
• 2
• 3
•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