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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村庄的衰老,直到砖瓦隐入尘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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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31日,山西代县峨口镇上高陵村,摄影师蔡山海偶遇张福青的院子,“福”字上方四行毛笔字,最下一行追问着“宇宙有多大”。

上高陵村最特别的那个老人走了。

虚岁七十八的张福青是地道的山西农民,宽阔的脑门,敦实的鼻子,步入老年后,一米八的个头让岁月越磨越低。糖尿病让他对甜食敬而远之。那套藏蓝色中山装遮盖住的心脏,已经搭过两次桥。为了保护血管,猪肉也干脆少吃。

衰老不断挑战他,但张福青先生却有一颗与年龄不相符的、可爱的心。过去二十多年,就在村口那座三合院里,他像刚学会用笔的小孩,在门梁、红砖以及耳房的白墙上,写下密密麻麻的一万多字。

张福青最喜欢用的字是“啦”。“我71啦!”“我已74岁啦!”或者“春末厕所没水啦!”他也喜欢“吗”和“呀”。他在门梁上诉说对新疆喀什的向往,“77岁的我,张福青将能去看看吗?”转头,又在照壁上写下,“宇宙有多大呀?太阳表面温度6000度,中心1500万度,体积是地球130万倍,重量四(是)地球33万倍。飞机飞到太阳20年才能到。月亮体积有地球四十八分之一,星星有2000亿颗。”

可是,在山西代县峨口镇上高陵村,大部分人触不到那颗可爱的、吱吱呀呀的心。

村民只知道,喜欢穿中山装的福青老汉,会到村口的“为人民服务”照壁前,和老头们一起,坐在几个发黑的海绵坐垫上晒太阳,打发时间。下午五点,福青老汉就得回家,锁上门,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

至于福青老汉对家里的墙做了什么,没太多人在意。衰老占领了这个晋北村庄,沉默的老人们,甚至不在意自己:食物简单至极,买一大袋油条,不断泡白水,就能对付一整天。年轻人在外地,或者在县城,村里常住306人,50岁以下的屈指可数。老人们唯一重要的事,恐怕是平静地迎接死亡。

2024年3月31日,张福青先生走完了他的一生。一位过路的摄影师,拍下他写在墙上的文字,发布在网络,这个没人在意的院子,没人在意的老汉,忽然变得如此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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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13日,房子的门梁上诉说着对喀什的向往。

父亲的散文诗

“77岁福青建房院才完美。”

“上高陵”这个名字,容易让人对于附近是否有古墓浮想联翩。天气好时,可以看到村子南面的五台山余脉,低矮的植被,在阳光下像一层浅绿色法兰绒。山脚是平坦、辽阔的农田,人们播撒种子,长出玉米、谷子或是胡麻,让整块土地看起来极富秩序感。除了卖菜的货车进村,其他时间,上高陵村都静得出奇。

3月的最后一天,摄影师蔡山海在去雁门关的途中路过这里。村口一户人家正在办葬礼,门楣上,有两只显眼的蓝色仙鹤。进了门,照壁上镶着“福”字,上面四行自成风格的毛笔字,追问着“宇宙有多大”。院子被三面的屋子围住,南墙下,两棵杏树的枝条在半空肆意延伸,树形颇具禅意。

这就是张福青的三合院,办的,是张福青的葬礼。

从制式看,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三合院,西房只是一个堆放农具的小平房。正房不够气派,屋顶像被砍掉了一半。院子中央,主人特意让灰色地砖空出一大块耕作的土地,秋天,土里会长满灯笼一样的红姑娘果,四周的门梁、红砖墙上,同样遍布着毛笔字。

蔡山海在社交媒体上摘录了部分文字:

“杏花落果后剪果,距离四至五寸,远果大甜。”

“77岁福青建房院才完美。”

“2017年正月十二 ,71岁福青同茂川去繁峙兴隆大酒店洗澡后拾到价值5800元金项链,第二天失主找回。”

“两子各奔西东,都相离我俩四百公里多点。我们俩在家养病,由俩子供生活费,欢度晚年。父逝,希两子写一篇忆父文,装入正房东堂正墙玻璃框内。”

一位网友借用一句歌词评论道:“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

在山西北部,这样一个被铁矿、峨河和玉米包围的村子里,张福青用隽永的毛笔小字,在红砖、白墙和深棕色的木头上,构建了一个奇观,一个和他一样独特的世界。

他相信“玄武岩矿是国宝比金子还贵”,他琢磨的致富方式是“两圈能喂8至10个成猪”,他至少抄写了三个土方,分别治疗糖尿病、高血压和感冒,其中一个方子,建议直接服用晒干的香蕉皮。

不过,老汉最拿手的知识还是和作物有关,他通晓杏树卷叶病的治疗方法,看到“杏花落”,就要打毛虫药,金针菜采摘前需要浇过五次水,而让作物茁壮成长的秘诀,是“一平车鸡粪”。

他对植物的好奇超越大部分农村老人,他曾把野生酸枣树移栽到院子里,给侄子张计平的说法是,他要观察树木的生长。

“计平”,张福青的文字中,除了妻儿外,出现频率最高的人。他就住隔壁,帮老人干过不少杂活,包括堵猪圈门和装裱文章,老人曾赠与他一块地——这些都被写在墙上。不过,当有人问张计平,还记不记得自己名字第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他只能挠着头笑笑。

人生最后的几年,张福青在两件事上的坚持,把自己活成村民眼里的奇观。

这个穿中山装的老头出现在修高速路的工地,出现在挖河道的工地,有一次,五台山附近要挖隧道,他给村里的司机韩保仓塞了一包烟,让他带自己去工地。他还试图搞清楚盾构机的运作原理。村里人评价他很会搭讪,但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在“请教”。

在张福青的奇观世界中,有很多外来的知识,这很可能是频繁到工地搭讪的结果。

2026年,呼市、雄安均有高铁通忻州,写下来;加宽108国道砂河至忻口段,写下来;“三纵十二横十二环”,也写下来——这个词是用来形容山西的高速路规划,他或许不知道,2021年,最新的表述已经变成了“四纵十五横三十三联”。

路,能通往他最向往的城市,那是新疆喀什。老人受大儿子张宏刚影响很深,他相信,到2030年,中吉乌铁路的开通,能让喀什成为亚洲的大城市。他嘱咐儿子去喀什后,“吸引更多乡亲去共同发展”。

也可能源于他书架上那些显然来自2000年代之前的五花八门的书:经济学家马洪编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品知识》《现代礼仪》《读懂人生》《罗兰小语》《出人头地》,等等。

至于他坚持的另一件事,则是从55岁开始,花了23年修缮老宅。去世前,老汉刚让人把东房的彩钢瓦喷上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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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13日,张福青花了23年时间一直在修缮的房子,正房。

“他太孤独了”

老汉在一块木板上写下对后事的安排,塞进了寿材。六年后,父亲去世,张宏刚才发现。

张福青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6亩地上种玉米。

村里的小辈说到他,用的词是“直爽”和“德高望重”。上了年纪的人清楚,张福青还是一个冒险家,1980年代,他曾试图冲进刚刚萌芽的商品经济里,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驮着辣椒,到两百公里外的太原做买卖。

他种下村子里第一颗红姑娘的种子,秋天,张宏刚就把果子拉到内蒙古卖。

不过,像大多数靠天吃饭的农民,冒险只是一生的插曲。出生、结婚、育子、去世,老汉重要的人生节点,都在宅子里度过。

老宅不仅见证了他的一生,也见证了家族的兴衰和迁徙。张家在山阴县经商发家,移居此地后大量购置土地。后人根据父亲墙上的文字推算,宅子建造时间,远在1905年之前,那是张福青父亲出生的年份。1947年,张福青出生,接受私塾教育,练得一手毛笔小楷。

后来的特殊年代,张家被迫放弃曾经购置的大量土地。成年后的张福青从父辈手中继承了院落,继承了砖瓦,却又不得不毁掉它。

在山西,宅子的墙、瓦、梁,无不流淌着关于宗族、血缘和等级的古老气质。“上窑为尊,倒座为宾”,每个房间的功能设置,背后也有一套复杂的文化系统。

晋北旧时为边关,民居虽朴素,也有不少特点。按照太原理工大学教授王金平等人的研究,晋北民居的屋顶大多是前坡长、后坡短的鹌鹑檐。眼前的宅子已经不见这样的踪迹,很早之前,人字形的屋顶就遭改建,如今只剩半坡。

改建的原因之一是钱。张福青的第一段感情以离婚告终。到1970年代,大儿子张宏刚未满周岁,第二任妻子去世。1980年代末,为了照料一家老小,43岁的张福青跑了三趟四川金堂县,娶回第三任妻子杜中秀,生下次子张宏英。

张宏英听四川老家的舅姥爷说过,杜中秀出生后生了一场大病,父母重男轻女,决定放弃治疗。舅姥爷看她可怜,放弃已准备好的婚事,照顾杜中秀8年。杜中秀到十多岁时,父母把女儿要了回去,给她找婆家。

张宏英把自己的诞生归结于一个极为简单的开始:“男的想找一个女的,女的想找一个男的。”

但对于那时的张福青,这一切都很不容易,他选择拆了祖宅的西房,卖木料,张宏刚记得“卖了900块钱”。按照传统,西房本来要留给次子。

至于留给长子的东房,在张宏刚出生前就被拆了。

张宏刚戴眼镜,有着和父亲一样的宽阔额头,他住在鄂尔多斯,每天都要和父亲通话。两人的聊天毫无规律可循,有时,7点起床,就要和父亲说上5分钟,大多数时候要说30分钟。张宏刚和父亲一样关心远方,他做过中药材生意,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他就对中吉乌铁路格外关注,“中亚地区生产的甘草很便宜”。

张宏刚许多次提醒来访者,要去领会父亲写字时的心境。他指着照壁背面:“我父亲55岁开始翻修院子,‘经过16年才建成,用红砖10万块,开支7万余元,已71岁啦!’”他用手点了点墙上的符号,“你看这个感叹号,他当时是饱含深情的。因为他终生服药,经济状况不好,但对房子又特别用心,花相当漫长的时间修缮”。

但张福青写字时的心境,怕是没人真的懂得了。

村民们几乎没见过,他到底是如何在墙上写字的,他似乎在小院里过着另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离他最近的张计平,能听到为数不多的动静是在冬天,张福青早起打炭,烧炉子。中午,他会出门晒太阳。但和他一起坐在“为人民服务”底下的老伙计,却很难说出,和他聊过什么趣事。

张宏英认为,在五十多年前那个时代,帮忙村里写了很多标语,如今家里墙上的字,是书写旧日标语的记忆,涌现在父亲的脑袋里。

但村里的老人不会这样去解释。张福青的邻居,一位75岁的老太太曾见到他把字写到了别人家的院子里。“为啥要写?老婆有精神病,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他太孤独了。”

两个儿子都比年轻时去太原的父亲走得更远。张宏刚,1997年就到了内蒙古闯荡。2013年前后,张宏英跑去北京。唯一在身边的妻子患有精神分裂,发病时情绪极不稳定。

张宏刚觉得,墙上的话越来越多,是在2017年之后。那一年,张宏刚的岳母突然去世,让张福青“十分震惊”,第二年,老汉花4600元买了两口寿材,放在正房。

那年10月,老汉在一块木板上写下对后事的安排,塞进了寿材。

六年后,父亲去世,张宏刚才发现。

衰老的村庄

为了省电,老人们8点就要熄灯睡觉,幢幢老宅瞬间坠入浓稠的黑暗中。

上高陵村最宏伟的建筑,是麦田边的一座寺庙,周围有两条马路,分别连接着八里地外的繁峙县城,和五里地外的峨口镇。2024年4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赶上大风,沙砾迎风飞舞,远处浅绿的山脉变得暗沉。农民顶着风沙翻耕,黑色的鸟群呈环形悬浮在半空。看得再仔细一点,沙幕中闪动的人影,有着衰老的身姿。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罗小龙长期关注城镇化问题,他最近一次到山西农村调研城镇化,是2018年,当时他发现,相较于十年前,农村老年人占比越来越高。

这也让许爱军倍感压力,他是高陵村村支部书记,2020年当选。许爱军曾想在村里发展有机种植,却推不动。53岁的他,对于很多村民来说都是小辈了。

许爱军处理的大部分纠纷,都需要理解老年人的立场:一家的院墙要倒了,基于地势不同,需要把维修材料堆在隔壁的院子里,邻居老人不会轻易答应;播种时,把种子多撒在相邻的地里,最好的解决办法,或许是把自己的地也让一部分给对方,但这也不是老年人的行事风格,他们会把撒了的种子统统挖出来。

许爱军很能理解这一切。他的母亲就住在儿时的房子里,屋檐塌成弧形,也不怎么愿意去县城和儿子住。

许爱军见过许多个高陵村的夜晚,在一个被衰老侵蚀的晋北村庄,谈不上什么夜生活,为了省电,老人们8点就要熄灯睡觉,幢幢老宅瞬间坠入浓稠的黑暗中,宅子上破败的痕迹也顺便隐身了。

老人们过着一种沉默的、百无聊赖的生活,在人生的夕阳阶段,他们考虑最多的事,是不要给儿女增加负担。他们都说,不愿意去代县、繁峙、太原和子女生活,他们不会滔滔不绝地阐述理由,只会用最简单的描述:“不自由,不方便。”

老人之间或许有话可聊,毕竟他们要互相帮助。常搭载张福青的韩保仓,其实已年过七十,老人们常坐他的捷达轿车,上镇里、县里的医院拿药。

不过,衰老也蕴含着商机。张虎平是上高陵村人,他在峨口镇拥有一家电瓶车商店,也是整个镇子唯一卖摄像头的商店。

更早之前,他只是给门市安装摄像头,用于防盗。最近三年,业务忽然延伸到村里,委托人通常是身在外地的年轻人。这位上门包安装的店主发现,几年下来,上高陵村安装的摄像头是最多的,足足有8个。他最常推荐的是一款300万像素、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头。

“看,400块钱的这个,像素多好!”张虎平打开App,摄像头向左,向右,旋转360度,画面上,老人在沉默地移动。他又打开一个便宜的摄像头,村庄熄灯后,只剩一团静止的黑雾。

为了让满脑子都想着省电的老人不要轻易关闭摄像头,他每次都要把摄像头的电线拉高,直到老人们够不着。

在这样的村子里,张福青恐怕算得上旧文化的遗孤,越来越多的宅子兀自老去,要么屋顶是歪的,要么窗子是斜的。张计平早就决定不再对房子大修大建了,他的孩子跟着张宏刚在鄂尔多斯,“孩子都不继承这个房子了”。

2024年4月中旬的这天夜里,他倚靠在一把破旧的电脑椅上,身后依次摆放着玫红色的冰箱、棕色木纹的衣柜和一台没有联网的台式电脑,看上去都来自2000年代,或更早之前。有人问他,不会觉得房子荒废了可惜吗?他笑着反问:“5万块钱,把房子卖给你,你会来住吗?”

张福青记载下的一些数字,跟衰老直接或间接相关。

在一本地图册的扉页,他记下“被骗96110,遭遇辱骂12337,欠钱12368,拖欠工资12333,农民耕地被人侵占12336”。这时他起码75岁了,这些数字分别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专用号码、扫黑除恶举报电话、全国法院系统公益服务热线、全国劳动保障电话咨询服务专用号码和国土资源部的违法举报号码。

紧跟着号码的,是不同年龄段的“补贴”。比如,“70-79岁每月领150元”。老人没有解释这是什么补贴,相似度最高的数据,是上海市老年综合津贴标准。而在山西,根据2024年1月1日实施的高龄津贴规定,每个月领150块钱的标准是,年满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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