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六四晚会:在失落 感恩 坚守和重塑中纪念

一种纪念，各自表述。台北六四纪念晚会的沿革变化背后，是两岸三地政治局势和人们的认同结构35年发展变迁的缩影。

 

2024年6月4日，台北，傍晚，阴天。

中正纪念堂前一块被专门划出来的场地内，由华人民主书院主办的六四35周年悼念晚会，于6点40分正式开始。

六四晚会开始前（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晚会舞台的两侧，分别是不同公民组织设立的摊位，除了关注台湾本地议题的组织之外，亦有不少由港人成立的关注香港的组织，写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黑色旗帜在不同摊位出现多次。在晚会的入口，竖立着丹麦艺术家高志活作品“国殇之柱”的小型複制品，再往里走，参与者在地上用烛光拼出了“8964”的字样。

用烛光拼成的“8964”（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这场悼念晚会被视为目前“华语地区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晚会”，主办方称有两千人参加。虽然规模已数台湾历届六四晚会中较大的，但人数仍远不及曾在香港维园举办的六四晚会。

台湾六四晚会在不同人的眼里，意味着什么？在两岸逐渐走向敌对、台湾本土意识兴盛的今天，台湾六四晚会的举办者，又如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

香港人：“原来大家都不唱歌的”

现场的香港人很多。今年晚会的两位主持，有一位便是香港人，主持过程中更是用国语和粤语交替进行。在晚会的一开始，主持人便用粤语带领大家一起喊，“平反八九六四，追究屠城责任！”，这是过往每年都会在维园六四晚会出现的口号；在晚会即将结束时，大家亦用粤语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晚上八点零九分，大家一起默哀64秒。（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除了几乎随处可以听到的粤语之外，辨别现场的港人还有两种方式：一是口罩，二是黑衫。

Wendy便是这样一位戴着口罩、身着黑衫的年轻港人，她身形瘦小，语气活泼，极具亲和力。她曾在香港的工会组织“职工盟”工作，2022年，“职工盟”迫于压力解散，Wendy为了避免被捕，决定移居台湾。

香港职工会联盟是香港泛民主派的重要组织，成立于1990年7月，主张独立自主、民运与工运密不可分。香港《国安法》实施后，2021年10月3日，职工盟迫于政治压力宣布解散。（图片来源：端传媒/ 林振东 摄）

那时，仍是疫情期间，从香港到台湾需要进行七日隔离，第八日正好就是6月4日，她结束隔离后，第一件事便是来到自由广场悼念，发觉现场几乎都是香港人。隔离时的孤单、在港时的不安，都在熟悉的语言、熟悉的氛围中爆发，那晚，她多次流泪。

从前，在香港，因为在NGO工作，她亦会参与六四晚会，和同事一起在维园摆摊，宣传、筹款。如今，在台湾，为了谋生，她选择了一份“主流”的工作，“有时难免觉得可惜”，她说。

“台湾的六四晚会好不同，首先是规模小很多，其次好多政党在这里发表演说”，Wendy说，“今年的形式还多了一些，有行动剧等等，我上次（2022年）来的时候，就是请不同的政党上来讲话，一直讲一直讲，好像变成一个政党活动。”

这次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六四晚会的Emma，也体会到了差异。她看起来三四十岁的年纪，戴着口罩，手持烛光，一个人一动也不动地站在人群中。她说，“在香港，我们会唱很多和六四有关的歌，在台湾，原来大家都不唱歌的。而且，现场基本都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很少见到小朋友；在香港，很多时候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希望小朋友记住六四。”

2019年6月4日，香港音乐组合“达明一派”成员黄耀明在维园晚会中演唱《回忆有罪》，这首歌由“达明一派”为纪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而创作。（图片来源：香港01/ 罗君豪 摄）

她上一次参加六四晚会是在2019年的维园，那也是香港最后一次举办六四晚会。六四发生时，她还是一个小学生，“当时太小，只模糊知道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后来才通过书籍和维园六四晚会了解到了更多来龙去脉，之后很多年，她在“天安门母亲”组织中做义工，用这样的方式记住六四。

晚会结束时，Emma再一次感慨：“这里真的和香港的晚会好不同！”但又很快接着说，“但在离香港这么近的一个国家，还愿意纪念这样的晚会，很难得，我作为香港人，觉得很感恩。”

另外一位港人阿炳，则觉得“不同肯定是好不同，但无需去比较”。他六十多岁，精瘦，从帽檐露出来的头发已经花白，戴着黑色的口罩，身着一件写着“结束一党专政”的黑色T恤衫。阿炳告诉我，他原本也在香港从事社会运动，组织游行示威，2020年因为《国安法》被捕，期间和妻子分开，2023年只身一人移居台湾。

六四发生时，他27岁。他记得那时香港挂起八号风球，120万市民仍然上街游行支持北京的学生，他也是其中一员。“当时人多到，走路只能一步步挪”，他现场和记者演示，左脚往前挪一小步，右脚再很快跟上。他在电视上看到坦克碾压学生的场景，至今难忘。从那时起，他每一年都会前往维园参加六四晚会。

1989年9月12日，香港巿民出席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百日祭大会”，悼念六四死难者。 （图片来源： 香港01 /支联会提供）

去年移居台湾后，他亦每年都来参与。

谈起台湾的六四晚会，阿炳说，“台湾不像香港，他们对六四没有感觉，办得没有香港那么投入”，然后立刻话锋一转，“但他们肯办，我就很高兴，要感谢他们。”

香港维园的六四晚会从1989年到2019年，三十年间从无间断，亦是香港每年标志性的政治集会。维园六四晚会，不仅仅是悼念逝者与铭记历史，也蕴含着改变中国现状的政治诉求。

2012年6月4日，维园烛光晚会超过18万人出席，大会公布场内人数突破往年纪录。（图片来源：路透社 / Tyrone Siu）

2014到2016年随着香港本土派的兴起，也出现过对六四晚会“行礼如仪”的批评，一些本土青年和支联会分庭抗礼，另外举办集会纪念六四，并传递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声音。支联会的五大纲领之一“建设民主中国”也在那时引来许多争议，本土派青年挑战道：“民主中国与我何干？”

Wendy那时也关注到这些批评，但她仍坚持参加六四晚会，“当时感受到中国对香港的影响越来越大，就有一种预感，觉得六四晚会可能有一天会办不下去，所以很珍惜每一次机会”。

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维园六四晚会重新被注入现实意义，纪念六四，不仅是悼念亡者，也是当下香港人反抗中国极权侵蚀香港自由的抗争。主办方称当年有超过18万人参与，仅次于2009年的20万人（编者注：连同未能进场的市民计算共20万人）。此后，由于政治空间急剧紧缩，香港无法再举办六四晚会。

现场几位受访者，都提到“台湾六四晚会不唱歌”这点，他们所指的是香港维园六四晚会中，每年都会播放的六四歌曲，比如《自由花》《民主会战胜归来》等。这些歌曲大多为粤语，表达对六四的伤痛和对民主自由的向往，许多香港人通过这些熟悉的旋律，传承着对六四的记忆，一代又一代。

在台湾的六四晚会，则明显不同。六四民运学生、在台港人、海外参与“白纸运动”的华人等人物轮番上台发表讲话，讲述中国对不同群体的打压，“反中”的意涵明显，但传递出的信号并不是反抗或改变，甚至不是铭记，只是以此说明对岸政权的无情与残酷，比起香港维园，多了一种旁观的距离感。

大陆人：“会让人觉得这是一场已经死掉的运动”

在现场的大陆人，更加低调、隐匿，不可辨认。

2019年7月，中国大陆以“鉴于两岸目前关系”为由，取消大陆居民的自由行。2020年，蔡英文成功连任后，大陆方面暂停了陆生赴台留学、交换的计划。疫情爆发后，台湾政府全面拒绝包括大陆游客在内的所有外国旅客入境。2022年底，台湾开放了除大陆游客以外的游客入境。

目前，只有常居海外的大陆游客能够申请台湾的观光签证进入台湾。也就是说，此次能够来到台湾六四晚会的大陆人，要么是常居海外以游客的身份而来，要么是台籍异性伴侣（两岸同婚尚未通过），要么是此前已经获得学生签证的陆生。

Lou是2011年来到台湾念书的第一批陆生，已经以学生的身份在台居住超过10年的时间。十年中，她只在刚来台不久时参与过一次六四晚会。

“台湾的六四晚会常常会把西藏议题、新疆议题等等和六四都放在一起，我并不是觉得这些议题完全无关，而是感到他们想要传递的信息是非常简化的，就是‘你看，中国就是这么邪恶’，真的就只是如此，没有其他。”

她对这样的简化感到失望，又习以为常。Lou本身在台从事中国公民社会的相关研究，“在台湾，当你谈到一些中国的劳工运动、维权或者社会抗争的时候，它们全被都被用来证明‘中国多么邪恶’，没有人觉得这些抗争和台湾有任何关系，不管是好的或坏的关系。六四也是一样，永远被用来向台湾人喊话：我们应该远离中国，越远越好。大家没有任何要介入的意思。”

2019年5月24日，华人民主书院在中正纪念堂主办“六四30周年特展”。台湾多媒体艺术家Shake在自由广场搭建了一座充气气球“坦克人”的装置作品，用以致敬六四事件中只身阻挡坦克车队的运动抗议者。（图片来源：信传媒）

除了大陆的公民社会，她也关注国际议题，曾组织过声援其他国家社会运动的行动，发现也是关注寥寥，“大家真的只关注台湾本土议题。”

而作为北京人，她对六四却有着更不同的感情。“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发生了六四。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些老师就和我们讲六四，讲我们的学校在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我在北京路过一些相关的地点时，这段历史就会在我脑海中跳出来。怎么说，对我而言，六四不仅是一个理性的认知，更是一个和我的身体相关的记忆。”

在北京读大学时，同学们也会在每年6月4日三三两两地坐在学校草坪上，谈论时事。虽然极其隐晦，但也是对六四的一种纪念。2014年左右，她前往香港参与过维园六四晚会，她感到虽然在表面上，香港采用的论述和台湾有相似性，“但如果对香港的主办单位、参与者有更多了解，就可以感受到，香港人不是在谈论一个要远远踢开的东西，即六四是‘与我有关’的，那种切身性与台湾的氛围非常不同。”

今年，她陪同友人一起来到六四会场，最终却决定提前离去，“这么多年，这一套论述并未改变”，她说。

小点2016年左右从大陆来到台湾读书，每年六四，她都会看关于六四晚会的报道，却只在2023年因为恰好路过短暂去过一下现场。她说：“悼念有很多方式，不一定要去现场。我甚至觉得，真正关心这个议题的人，是不会去（台湾六四晚会）的。”

“在台湾六四晚会的语境中，会让人觉得这是一场已经死掉的运动。当然，它的确失败了。但也影响了之后的无数人，就算是89年之后出生的人，也都知道这件事，会用自己的方法去探索这段历史，拼凑那个碎片。所以在我看来它不是死掉了，它有一个后来发生的继续的过程。但是在台湾的语境里面，从来都没有人想要去呈现这个。”

来台湾十年的北京人王先生与一位台湾人结婚后，一直留在台湾。十年间，他只来过三次六四晚会，今年，他拿着相机在会场拍照，当被记者问到为什么会来时，他用“我纯粹只是来看看”表达自己的失落。

他说：“在台湾，纪念六四的活动跟六四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大，而我更在意的是六四那件事情。在这里，大家是想借六四来谈论其他议题。比如2014年，大家会谈论更多和“太阳花”有关的议题；近几年，会更多谈论香港。我其实能理解他们（台湾人）的角度：‘六四这件事我能谈什么呢，其他的我也谈不了，我只能谈我能谈、想谈的东西’。我觉得也有一种无力感。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一场基本上就是变成了台湾跟香港为主的一个晚会，它不仅是纪念六四了。”

台湾六四35周年集会，关注香港赴台新住民的“台湾香港协会”的摊位背后，挂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反送中运动时期的口号。（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在大陆人眼中，六四在台湾被符号化了，它只是一个历史的证据，用来证明对岸的邪恶和台湾的民主。在这样的叙述中，原本沉甸甸的记忆、悼念，和可能的反抗与行动，都被抹除了。记住六四，只是为了提醒人们，台湾一定不能被那个政权统一，而至于对岸政权具体如何发展，则与我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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