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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六四晚会:在失落 感恩 坚守和重塑中纪念


一种纪念,各自表述。台北六四纪念晚会的沿革变化背后,是两岸三地政治局势和人们的认同结构35年发展变迁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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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4日,台北,傍晚,阴天。

中正纪念堂前一块被专门划出来的场地内,由华人民主书院主办的六四35周年悼念晚会,于6点40分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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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晚会开始前(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晚会舞台的两侧,分别是不同公民组织设立的摊位,除了关注台湾本地议题的组织之外,亦有不少由港人成立的关注香港的组织,写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黑色旗帜在不同摊位出现多次。在晚会的入口,竖立着丹麦艺术家高志活作品“国殇之柱”的小型複制品,再往里走,参与者在地上用烛光拼出了“8964”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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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烛光拼成的“8964”(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这场悼念晚会被视为目前“华语地区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晚会”,主办方称有两千人参加。虽然规模已数台湾历届六四晚会中较大的,但人数仍远不及曾在香港维园举办的六四晚会。

台湾六四晚会在不同人的眼里,意味着什么?在两岸逐渐走向敌对、台湾本土意识兴盛的今天,台湾六四晚会的举办者,又如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

香港人:“原来大家都不唱歌的”

现场的香港人很多。今年晚会的两位主持,有一位便是香港人,主持过程中更是用国语和粤语交替进行。在晚会的一开始,主持人便用粤语带领大家一起喊,“平反八九六四,追究屠城责任!”,这是过往每年都会在维园六四晚会出现的口号;在晚会即将结束时,大家亦用粤语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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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八点零九分,大家一起默哀64秒。(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除了几乎随处可以听到的粤语之外,辨别现场的港人还有两种方式:一是口罩,二是黑衫。

Wendy便是这样一位戴着口罩、身着黑衫的年轻港人,她身形瘦小,语气活泼,极具亲和力。她曾在香港的工会组织“职工盟”工作,2022年,“职工盟”迫于压力解散,Wendy为了避免被捕,决定移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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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职工会联盟是香港泛民主派的重要组织,成立于1990年7月,主张独立自主、民运与工运密不可分。香港《国安法》实施后,2021年10月3日,职工盟迫于政治压力宣布解散。(图片来源:端传媒/ 林振东 摄)

那时,仍是疫情期间,从香港到台湾需要进行七日隔离,第八日正好就是6月4日,她结束隔离后,第一件事便是来到自由广场悼念,发觉现场几乎都是香港人。隔离时的孤单、在港时的不安,都在熟悉的语言、熟悉的氛围中爆发,那晚,她多次流泪。

从前,在香港,因为在NGO工作,她亦会参与六四晚会,和同事一起在维园摆摊,宣传、筹款。如今,在台湾,为了谋生,她选择了一份“主流”的工作,“有时难免觉得可惜”,她说。

“台湾的六四晚会好不同,首先是规模小很多,其次好多政党在这里发表演说”,Wendy说,“今年的形式还多了一些,有行动剧等等,我上次(2022年)来的时候,就是请不同的政党上来讲话,一直讲一直讲,好像变成一个政党活动。”

这次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六四晚会的Emma,也体会到了差异。她看起来三四十岁的年纪,戴着口罩,手持烛光,一个人一动也不动地站在人群中。她说,“在香港,我们会唱很多和六四有关的歌,在台湾,原来大家都不唱歌的。而且,现场基本都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很少见到小朋友;在香港,很多时候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希望小朋友记住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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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4日,香港音乐组合“达明一派”成员黄耀明在维园晚会中演唱《回忆有罪》,这首歌由“达明一派”为纪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而创作。(图片来源:香港01/ 罗君豪 摄)

她上一次参加六四晚会是在2019年的维园,那也是香港最后一次举办六四晚会。六四发生时,她还是一个小学生,“当时太小,只模糊知道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后来才通过书籍和维园六四晚会了解到了更多来龙去脉,之后很多年,她在“天安门母亲”组织中做义工,用这样的方式记住六四。

晚会结束时,Emma再一次感慨:“这里真的和香港的晚会好不同!”但又很快接着说,“但在离香港这么近的一个国家,还愿意纪念这样的晚会,很难得,我作为香港人,觉得很感恩。”

另外一位港人阿炳,则觉得“不同肯定是好不同,但无需去比较”。他六十多岁,精瘦,从帽檐露出来的头发已经花白,戴着黑色的口罩,身着一件写着“结束一党专政”的黑色T恤衫。阿炳告诉我,他原本也在香港从事社会运动,组织游行示威,2020年因为《国安法》被捕,期间和妻子分开,2023年只身一人移居台湾。

六四发生时,他27岁。他记得那时香港挂起八号风球,120万市民仍然上街游行支持北京的学生,他也是其中一员。“当时人多到,走路只能一步步挪”,他现场和记者演示,左脚往前挪一小步,右脚再很快跟上。他在电视上看到坦克碾压学生的场景,至今难忘。从那时起,他每一年都会前往维园参加六四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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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9月12日,香港巿民出席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百日祭大会”,悼念六四死难者。 (图片来源: 香港01 /支联会提供)

去年移居台湾后,他亦每年都来参与。

谈起台湾的六四晚会,阿炳说,“台湾不像香港,他们对六四没有感觉,办得没有香港那么投入”,然后立刻话锋一转,“但他们肯办,我就很高兴,要感谢他们。”

香港维园的六四晚会从1989年到2019年,三十年间从无间断,亦是香港每年标志性的政治集会。维园六四晚会,不仅仅是悼念逝者与铭记历史,也蕴含着改变中国现状的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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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4日,维园烛光晚会超过18万人出席,大会公布场内人数突破往年纪录。(图片来源:路透社 / Tyrone Siu)

2014到2016年随着香港本土派的兴起,也出现过对六四晚会“行礼如仪”的批评,一些本土青年和支联会分庭抗礼,另外举办集会纪念六四,并传递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声音。支联会的五大纲领之一“建设民主中国”也在那时引来许多争议,本土派青年挑战道:“民主中国与我何干?”

Wendy那时也关注到这些批评,但她仍坚持参加六四晚会,“当时感受到中国对香港的影响越来越大,就有一种预感,觉得六四晚会可能有一天会办不下去,所以很珍惜每一次机会”。

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维园六四晚会重新被注入现实意义,纪念六四,不仅是悼念亡者,也是当下香港人反抗中国极权侵蚀香港自由的抗争。主办方称当年有超过18万人参与,仅次于2009年的20万人(编者注:连同未能进场的市民计算共20万人)。此后,由于政治空间急剧紧缩,香港无法再举办六四晚会。

现场几位受访者,都提到“台湾六四晚会不唱歌”这点,他们所指的是香港维园六四晚会中,每年都会播放的六四歌曲,比如《自由花》《民主会战胜归来》等。这些歌曲大多为粤语,表达对六四的伤痛和对民主自由的向往,许多香港人通过这些熟悉的旋律,传承着对六四的记忆,一代又一代。

在台湾的六四晚会,则明显不同。六四民运学生、在台港人、海外参与“白纸运动”的华人等人物轮番上台发表讲话,讲述中国对不同群体的打压,“反中”的意涵明显,但传递出的信号并不是反抗或改变,甚至不是铭记,只是以此说明对岸政权的无情与残酷,比起香港维园,多了一种旁观的距离感。

大陆人:“会让人觉得这是一场已经死掉的运动”

在现场的大陆人,更加低调、隐匿,不可辨认。

2019年7月,中国大陆以“鉴于两岸目前关系”为由,取消大陆居民的自由行。2020年,蔡英文成功连任后,大陆方面暂停了陆生赴台留学、交换的计划。疫情爆发后,台湾政府全面拒绝包括大陆游客在内的所有外国旅客入境。2022年底,台湾开放了除大陆游客以外的游客入境。

目前,只有常居海外的大陆游客能够申请台湾的观光签证进入台湾。也就是说,此次能够来到台湾六四晚会的大陆人,要么是常居海外以游客的身份而来,要么是台籍异性伴侣(两岸同婚尚未通过),要么是此前已经获得学生签证的陆生。

Lou是2011年来到台湾念书的第一批陆生,已经以学生的身份在台居住超过10年的时间。十年中,她只在刚来台不久时参与过一次六四晚会。

“台湾的六四晚会常常会把西藏议题、新疆议题等等和六四都放在一起,我并不是觉得这些议题完全无关,而是感到他们想要传递的信息是非常简化的,就是‘你看,中国就是这么邪恶’,真的就只是如此,没有其他。”

她对这样的简化感到失望,又习以为常。Lou本身在台从事中国公民社会的相关研究,“在台湾,当你谈到一些中国的劳工运动、维权或者社会抗争的时候,它们全被都被用来证明‘中国多么邪恶’,没有人觉得这些抗争和台湾有任何关系,不管是好的或坏的关系。六四也是一样,永远被用来向台湾人喊话:我们应该远离中国,越远越好。大家没有任何要介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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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4日,华人民主书院在中正纪念堂主办“六四30周年特展”。台湾多媒体艺术家Shake在自由广场搭建了一座充气气球“坦克人”的装置作品,用以致敬六四事件中只身阻挡坦克车队的运动抗议者。(图片来源:信传媒)

除了大陆的公民社会,她也关注国际议题,曾组织过声援其他国家社会运动的行动,发现也是关注寥寥,“大家真的只关注台湾本土议题。”

而作为北京人,她对六四却有着更不同的感情。“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发生了六四。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些老师就和我们讲六四,讲我们的学校在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我在北京路过一些相关的地点时,这段历史就会在我脑海中跳出来。怎么说,对我而言,六四不仅是一个理性的认知,更是一个和我的身体相关的记忆。”

在北京读大学时,同学们也会在每年6月4日三三两两地坐在学校草坪上,谈论时事。虽然极其隐晦,但也是对六四的一种纪念。2014年左右,她前往香港参与过维园六四晚会,她感到虽然在表面上,香港采用的论述和台湾有相似性,“但如果对香港的主办单位、参与者有更多了解,就可以感受到,香港人不是在谈论一个要远远踢开的东西,即六四是‘与我有关’的,那种切身性与台湾的氛围非常不同。”

今年,她陪同友人一起来到六四会场,最终却决定提前离去,“这么多年,这一套论述并未改变”,她说。

小点2016年左右从大陆来到台湾读书,每年六四,她都会看关于六四晚会的报道,却只在2023年因为恰好路过短暂去过一下现场。她说:“悼念有很多方式,不一定要去现场。我甚至觉得,真正关心这个议题的人,是不会去(台湾六四晚会)的。”

“在台湾六四晚会的语境中,会让人觉得这是一场已经死掉的运动。当然,它的确失败了。但也影响了之后的无数人,就算是89年之后出生的人,也都知道这件事,会用自己的方法去探索这段历史,拼凑那个碎片。所以在我看来它不是死掉了,它有一个后来发生的继续的过程。但是在台湾的语境里面,从来都没有人想要去呈现这个。”

来台湾十年的北京人王先生与一位台湾人结婚后,一直留在台湾。十年间,他只来过三次六四晚会,今年,他拿着相机在会场拍照,当被记者问到为什么会来时,他用“我纯粹只是来看看”表达自己的失落。

他说:“在台湾,纪念六四的活动跟六四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大,而我更在意的是六四那件事情。在这里,大家是想借六四来谈论其他议题。比如2014年,大家会谈论更多和“太阳花”有关的议题;近几年,会更多谈论香港。我其实能理解他们(台湾人)的角度:‘六四这件事我能谈什么呢,其他的我也谈不了,我只能谈我能谈、想谈的东西’。我觉得也有一种无力感。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一场基本上就是变成了台湾跟香港为主的一个晚会,它不仅是纪念六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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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六四35周年集会,关注香港赴台新住民的“台湾香港协会”的摊位背后,挂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反送中运动时期的口号。(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在大陆人眼中,六四在台湾被符号化了,它只是一个历史的证据,用来证明对岸的邪恶和台湾的民主。在这样的叙述中,原本沉甸甸的记忆、悼念,和可能的反抗与行动,都被抹除了。记住六四,只是为了提醒人们,台湾一定不能被那个政权统一,而至于对岸政权具体如何发展,则与我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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