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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员工离世,再谈金融业高薪


近日中金一位年轻的女性金融工作者疑似轻生,为经济动荡中劳动者的飘摇生活再添一个注脚。这次事件能在网上取得大面积的同情和理解并不容易,因为事主并非普通劳动者,而是金融业的金领,在上海购置千万宅邸。

这位女士的遭遇,只是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金融业限薪令的一个缩影,一方面是首次公开募股(IPO)速度与规模下降,另一方面是商业银行净息差下降。再叠加行政权力的强势介入,多家券商、投行、银行都开启降薪。

以涉事的中金为例,最近就爆出人均月薪下降39%(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到2024年一季度人均月薪降至3.5万元。但这个数额,在微博热搜依然引发很多不满,觉得3.5万元还是太高。

对金融业高薪的批评其来有自,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可以看作对金融家和“食利阶级”本身的反对,抗议他们领着高薪,却用自己的贪婪带来金融系统的危机,甚至在2008金融危机后全身而退。以个位数的百分比人口占有接近全部的社会财富,是社会不公的表现。

而在我国,则一直存在实体经济与金融的某种矛盾,实体经济被认为创造真正的价值,而金融业不过是把钱到处搬运,好像没有任何“创造”,不像科学家进行技术创新,也不像实业家提供真实的商品。在舆论中总有一种很“虚”的感觉。

所以这个事件,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索这个问题:金融业为何高薪,以及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不公平”的情况。

01.

金融业有什么用?

在某种视角上,认为金融业不创造什么价值,用“虚”这个修辞,与长期浸淫在“劳动价值论”的某种教条有关。即只有真正创造了“物品”或“商品”,或者更原教旨主义地说,真正“改变了自然”的,才叫做劳动,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这个想法起源于基督教。基督教禁止基督徒从事放贷工作,而犹太人长期无法融入欧洲主流社会,不得不从事放贷与金融活动,久而久之财富积累,获得了对社会极大的影响力,引发基督徒的不满。

基督徒神学家阿奎那提出了“公平价格”理论,反对商品拥有过高利润。他认为在交换中,商品价格应该反映真实的“价值”,道德的价值只能来源于劳动。而金融业是劳动的附庸,并不直接参与劳动,如果还能从中获得利润,这种利润是“非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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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之狼》

这种劳动价值理论发展至今,成为今天批判金融业的主要视角。但其实这禁不起推敲,如果我工作效率高完成一个工作用了10小时,另一个人效率低用了20小时,他的工资就该是我的两倍。所以很明显存在另一个视角,不是劳动创造价值,而是商品和服务的效用就是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科学家有了提高劳动效率的发明,后半辈子就可以不用再劳动,坐吃专利费过活。他提高了效率,进而可以创造更多效用。

金融业也是如此,总有观点认为金融业是“钱生钱”的生意。但只有当钱进入“资本回报率”高的地方,才会产生更多金钱,进入“资本回报率”低或者为负(例如坏账和破产)的地方,就会产生损失。

要理解金融业到底在创造什么价值,可以想象金融业也像一个买卖行业一样,一方面买入金钱,另一方面用金钱换成金融资产(债权、股权、衍生品),最后从这些金融资产与金钱的利差上获益。

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价格,一个是钱的价格,即“利率”,第二个是金融资产的价格,有一部分也体现为“利率”,例如贷款利率,有一部分体现为股权,例如企业股份的价格。

在一个社会里,“价格”是最关键的“知识”。猪肉价格上涨,说明猪肉需求大于供应,可能就要增产,如果这个价格不准确,增产后可能血本无归,对社会也是资源的浪费。金融业也一样,利率无法市场化,如房贷领域,价格并不能反应市场的供需,不仅可能导致坏账增加。这些钱本应该去更高回报的地方,结果全部卡在一处。

钱,或者说资本,对我们今天的社会非常重要,几乎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根据IMF的数据,从1995年开始,资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常年都是第一大要素,从2008年,各国进入量化宽松周期后更是如此。

在这个背景下,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对整体社会至关重要,不仅仅与经济发展有关,对社会稳定也举足轻重。举一个例子,作为社会福利的基础,社保与养老基金的保值对全世界主要国家都是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社保与养老保险缺乏可行的增值手段,面对老龄化社会将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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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大饭店》

据Thinking AheadInstitute和美国投资专刊《养老金与投资》调查,全球前300大养老基金的资产总额为23.6万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资于股市。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报告显示,北美地区的养老基金在股市中的投资比例最高,占其总资产的45.6%。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养老基金在股市中的投资比例也很高,分别占25.9%和25.5%。

正是金融业在完成各种“价格”的生成,钱的价格、企业的价格、衍生品的价格。如果这些价格合理,则社会“资本回报率”就合理,这一切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中枢。

02.

金融业从业者为何高薪?

导致金融业工资高的一大原因是这个行业离“大钱”很近。这与房屋中介类似,虽然我国房仲佣金2%已经是全球最低了,但卖出一栋600万的楼,也能收获12万。从2016年到2021年地产狂飙突进的年份,不少房仲都因此获益匪浅。

金融业更是如此,如果600万都算“大钱”,金融业操作的金额则要大出一个数量级。以2023年上半年为例,A股合计173只新股上市,募集资金金额合计2097亿元(Wind数据)。平均每只募资12亿元。

如此大的金额,从投行保荐人,到审计公司,到律所,每个环节费率(以主板为例)分别为7.88%、0.98%、0.49%(尚普咨询数据),这都是很大的一笔钱。

这钱基本铁板钉钉,因为上市保荐承销决定了企业IPO的规模,只有保荐承销公司卖力地帮助企业路演,安排机构投资人,企业IPO才能充分得到认购,并获得好的价格。如果企业不充分激励投行,就会影响上市绩效。

审计公司和律所,则有时受雇于投行,不仅短时间完成大量工作,还要承担上市后相关会计和法律风险,因此也要从中得到不菲的报酬。这几个领域不是人力密集型,而是知识密集型,往往是不大的团队完成这样一份工作,自然每个人的报酬都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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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

金融业是一个为了效果需要激励的行业,这与房仲还有不同。房仲如果卖不出房,起码不会导致亏损,一个房地产中介公司养着房仲,亏掉的就是他的基本薪水。

而金融业不同,不管是基金经理还是券商人员,如果激励不充分,例如是他基本工资的30%,对他而言不管投资赚或赔旱涝保收,很大概率不会真正费心投资。如果这样,不仅要亏掉基本工资,可能还要亏掉客户的资金。

因此基金券商经纪人、VCPE投资经理等等,一般而言奖金能达到工资的数倍之多。这种充分的激励,让他们以奖金作为追求,投入足够的精力确保投资收益。如果每提升1倍的奖金,能够让投资收益有个位数的提升,对企业而言就是划算的买卖。

一方面离“大钱”很近,一方面极端追求投资效益,导致金融行业对从业者必须充分激励(如同所有销售领域一样),且只要有激励措施,即便只是2%,这个激励的资金就相当可观,让金融业成为造富的行业。

03.

如何理解这种贫富差距

金融业从业者的薪资显著高于其他领域。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金融业的中位数薪资为76850美元,这比全美所有职业的中位数薪资46310美元高出约66%(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有非常显著的优势。

这未必公平。诚然,金融业吸收的是全世界最顶尖院校的金融专业、应用数学等热门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进入这些光鲜的金融公司,确实是择优中的择优。但这些顶尖院校的其他理工或人文专业,同样是非常优秀的人,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不小,在薪资上却有相当大的差距,任谁都会感到心里不是那么舒服。

金融业虽然确实是知识密集型,但知识门槛也没有高到不可企及的水平,比起很多科研领域,所涉及的知识范围还是更接近普通人。

所以金融业一直处于社会贫富矛盾的前沿,再加上股市、基金等领域不断下跌,一方面市民在金融投资折戟,一方面金融从业者还领着高薪,更让市民心生怨气。不过实事求是地讲,金融领域的效益优劣与从业者的素质无关,整体市场机制不健全可能才是最关键的原因,这方面他们也说了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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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空头》

在我看来,市民的怨气与其说与金融业薪资高有关,不如说与对处境的不满有关。如果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生活相对舒适满意,恐怕也不介意这个社会上有部分更幸运的人,毕竟社会上还有很多彩票中奖的人。我们不该追求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更不必对好运者抱有恨意,毕竟我们生活有什么问题,并不是好运气的人导致的。

从社会分配正义的视角,如果行政强力干预一次分配,恐怕会扭曲市场运转和正常的激励措施。在市场下行周期,叠加全行业的肃杀与激励不足,会进一步拖累资本回报率的水平,让钱的价格和企业价格都更难形成合理区间,对经济复苏只会有更坏的影响。

鉴于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8%,超过美国的7.3%(大公网数据),对于非常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金融业降薪可能并不是稳健的方案。

如果真的要优化社会分配,何不加强二次分配,例如提高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豪宅的房地产税税率、奢侈品消费税等,并将此资金用于社保医保等领域,都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小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之间的差异。

社会自主进行一次分配,政府负责进行二次分配,是不是才是更合理的方式呢?毕竟一次蛋糕分配的刀子,今天可以切在此处,明天就可以切在彼处,我们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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