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的“疫情一代”:歧视背后的文化重塑
近日,“yq班”一词引发争议。
“yq班”,是指22届、23届、24届的毕业生,他们或在yq中上学,或在yq后毕业,是被yq“耽误”的一批人。
一些企业说,“yq班”的学生能力差,整体素质堪忧,所以拒绝录用,把“疫情班”当成了一票否决的标准之一。
有网友对此反驳,认为在yq管控期间上学的学生,能静下心来读书学习,素质反而更高,而在校园外为生存焦虑的人,才无法静下心来提升自己。
然而,企业等用人单位却并不买账,他们认为“yq班”学生素质低,是因为他们久居校园,几乎没有社会实习经历、阅历和与人交际的能力。
以上争议的核心点在于:“yq班”是否应该成为能力的代表?
与之类似的争议一直存在,比如体制内公开招考,公务员、事业单位考试中很多岗位要求很明确:本科录取为第一批次;不含专升本;年龄35岁以下等。
这些标准与其说代表了考生的能力,是按照岗位所需设置的标准,还不如说是人为设置的门槛**,是社会偏见和约定俗成的文化传统的集合。**
这些门槛有时候也反向操作一下,比如最近很火的国考报名,很多人发现岗位大多是要求学历为本科,而不是“本科及以上”,意味着很多岗位研究生无法报名。
这就有人评价了:本来很多工作就不需要研究生去做。
的确是这样。
布迪厄曾说,学历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文化资本,柯林斯则说,文凭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与个人能力、职业成功关系也不大,但却是一种职位通货,有些工作,必须拥有这个学历才能干。
但“yq班”这个词,体现出的却不是门槛和通货是否合理的问题。
社会的争议,大多数来自于这个用词所体现出的歧视与偏见。它将工作机会直接从一个群体排除,就像当年的乙肝歧视一样。
很可惜的是,“yq班”这个词,是口头的传播而非白纸黑字,是一种集体的思想和思维方式。
意味着,寻找相关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也很难取证证明说,企业行为是就业歧视。
回到日常生活中,我也经常观察、遇到到这些歧视的现象,学历歧视、身份歧视、职业歧视……
有的歧视实施主体甚至是年轻人,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歧视,也就不存在拥有歧视的羞愧。
这背后的根源,在于文化。
那些根源于文化传统中优秀的东西没人信,而糟粕却一直深入人心。原因是,我们还没能建立起一种文化的共识:到底什么是优秀的文化?什么是糟粕的文化?
当西方社会开始反思“优绩主义”的时候,我们还在追求优绩,并因优绩而高人一等,进而建构起相应的社会制度和权力。
当西方社会开始讨论福利社会所带来的负面效益如养懒人、降低社会活力等,我们还在宣扬、讨论个人通过努力追求社会福利、实现阶层跃升的励志故事。
这些文化的差距,一部分来自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另一部分却来源于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的来源,就是文化。
这时有人会说,这不是文化的问题,也非制度的问题,这是历史发展阶段的问题。况且,何谓进步?何谓落后?何谓优秀?何谓糟粕?
这样的争论很有意义,因为这样的争论建立在事实之上,建立在每个人拥有表达权之上。
有一点我不会担心,即那些植根于文化传统,植根于历史与现实,植根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所进行的文化重塑,总有人会去做,朝着推动问题在社会意义上达成共识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