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打工父母给镇长门口贴条：娃出事你下岗

昨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留守儿童是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群体。据了解，中国约有6000万留守儿童，其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就有2400多万。各地各部门、有关学校及社会有关群体要共同努力，在寄宿制学校安排、心理健康教育、与学校家长沟通方面共同解决好留守儿童问题，为他们织密织牢一张关爱网、保护网。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强调家庭的监护责任，个别“只生不养”的留守儿童父母可能面临多种处罚。同时意见还要求确保留守儿童不因贫困失学等。 昨日，“留守儿童”成为两会热议话题。多位代表委员表示，关注留守儿童，首先要加强父母等监护人的监管责任，“要全链条担责，从法律上约束‘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的问题”；同时，政府要出配套政策解决务工家庭子女教育问题，“一方面，考虑随迁子女可以以积分制就读，另一方面，改进农村教学，往‘小而美’方面方向发展，研究解决留守儿童实际需求。” 有父母“生而不养，养而不教” 吴洪芹介绍，福建全省有20多万留守儿童，她曾与福建省相关负责人调研。“去了闽西北的一个县，那里外出打工的人比较多”，吴洪芹说，这一蹲点就是三个月。调研发现，有个别外出打工父母存在“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的行为，极端个案是，有的家长给当地乡长、镇长门口贴个条，“大意是，我走了，娃留下；他出事，你下岗。” “这就是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吴洪芹说，这种把教养子女的责任完全推卸给政府和社会的行为，不仅仅是失职，甚至可能催生留守儿童犯罪问题，“因为现在少年儿童出的问题，更多是因为缺少家长陪护。” 如何“刚柔并济”？吴洪芹说，一是要强化父母的法律观念，父母在外打工的也要兼顾子女，履行生养教的完全责任链条。 如果有不履行的情况，则要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相关文件，要求父母履行监护人的法律责任。 吴洪芹和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都提出，留守儿童问题其实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让他们挣钱顾家两不误。“要通过促进在家门口就业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俞敏洪认为，农民工子弟的教育环境值得关注。多数农民工把孩子带在身边又缺少上学机会。“就算城市周边已有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条件也很差，很多学校的窗户、桌椅残破。” 他建议，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配套机制，保障孩子能和在外务工的父母一起生活。“应在务工父母的工作地，为随迁子女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 倪邦文认为，首先家长需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留守儿童；同时，要严格执行法规条例，并制定配套措施让儿童在父母工作地上学。其次，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需要关心特殊家庭，帮助困难家庭。 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倪邦文建议，可参照“划片”入学的方式，让随迁子女就近上学；也可以采取“积分制”，务工人员工作达一定年限后，随迁子女可享受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其所在区和街道附近上学。“户籍方面，目前除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以外，大多数城市都逐渐放开接受具备条件的流动人口落户，以后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问题也会逐步好转。” 对于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给予留守儿童好的教育，并非一定要让儿童随父母在打工地上学，“一方面由于父母经济条件不一定可以承担，另一方面城市的教育资源目前也比较紧张。” “很多留守儿童问题的发生不是由于家庭条件差，而是由于情感缺失、心理失衡等因素。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成长的快乐和受教育的快乐。” “农村学校不是城市学校的复制，教学模式也不是城市教学的照搬。”刘长铭表示，目前很多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已经逐步完善，但仍缺少好的教学模式。 农村办学如何开展？刘长铭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建议，应根据农村办学的特殊规律，可以把农村学校办成“小而美”的学校。根据农村学生的特点，开设特殊教学模式、开发其学习兴趣，例如户外教学等。 对于师资缺口，钟秉林表示，首先要加大财政投入，同时保障投入的使用效益。“目前有些地区也在尝试不同措施。”钟秉林说，例如有些农村学校的教学科目不全，教育主管部门可以组织教师“走校教学”，保证每个学校可以开设全课程，“这些都可以尝试。” 3月7日，婚礼21天之后，广西马山县早婚夫妻张家乐、吴明敏（均为化名）离开了大山里的家，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宾阳县黎塘镇打工。16岁的他们，是工地上最小的建筑工。结婚后，这对小夫妻最大的愿望是攒钱、盖房。 她出生后，父母便离开家到广东打工，多年来都是爷爷奶奶带着她和哥哥、弟弟生活。她与父母的联系，靠偶尔的电话和银行卡里定期打进来的生活费维系着。 2015年，她告诉母亲自己在谈恋爱，母亲的第一反应是怕她怀孕，催她结婚。 吴明敏对山外的世界只有模糊的意识，她并未关心过宏观政策，也不知道“只生不养”、未尽到抚养责任的父母，可能会面临处罚。 已经成为妻子的她，还会说起成长过程里最大的遗憾――“没能多见父母几面，多说点开心的事情给他们听”。“以后有了孩子，我会带在身边，让他（她）好好上学。” 云南省昭通市的蔡先生和妻子十多年前就前往昆明做水果生意，三个孩子均由父母在老家照顾。 蔡先生说，虽然不了解国家刚出台对留守儿童的相关政策，但他确实担心孩子由于没有家长密切陪伴，长大后会和他们产生代沟。 目前，蔡先生大女儿已经上了卫校，二女儿和小儿子刚上小学。 蔡先生说，二女儿在班上成绩能排进前十，让他比较欣慰。“前几天知道有高年级的男生打了二女儿，她却一直不敢告诉我。孩子说唯独自己父母没办法接送回家，我心里特别内疚。” 蔡先生说，父母已年过八旬，身体大不如前，他尽量在寒假期间把孩子接到昆明和自己住。 福建省福州市一名小学二年级教师罗女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她任教班级不少学生家长都出国务工，全班一共44人，其中只有10个左右父母在孩子身边。 她介绍，部分留守儿童由于监护人受教育程度较低，孩子除有自闭情况外，平时不愿意搭理老师，“甚至部分孩子在家中遭受了家庭暴力，还把暴力带到了校园内，施加在同学身上。” 罗女士说，造成留守儿童问题的还包括监护人层面，部分监护人年纪较大，老师与其交流困难，“签字都不会签，”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较差。 “目前国家相关政策出台约束是好的，但如何进一步落地还需要由政府层面牵头探讨。”罗女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