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煤困局下的矿工剪影：无力反抗又无法逃离

如果没有黑龙江省长陆昊在两会上的那句“井下职工不欠薪”，龙煤矿工或许仍在忍气吞声，苦苦等待工资到账。 事实上，自从煤炭价格走低以来，煤矿工人欠薪事件便常有发生。但没有一次欠薪事件像这次一样，因为省长为“不欠薪”道歉而引发如此多关注。 矛盾背后，是臃肿国企的历史遗留问题。在能源企业转型的时代变局下，这些小人物们不知未来在何方。在体制内的惯性和对养老问题的忧虑让他们无力反抗也难以逃离。 赵鹏至今仍记得医生指着父亲X光片发出的那句叹息：“治不了了，都烂完了。”作为龙煤的老矿工，父亲因为常年呼吸浑浊空气，患上了矽肺。 体检时，父亲站在方形放射器后，紧闭双眼，屏气凝神，好像这样就可以躲开那令人窒息的阴影。但最终，他还是没有逃过已经侵入骨髓的死亡命运。 在550米的地下，赵鹏总有种与死神为伴的感觉。他曾被煤堆埋住――2014年下井时遭遇塌方，被挖出来送往医院时已经昏迷不醒。 左侧额叶脑挫裂伤、颅骨骨折、颅内积气、右侧眼眶内积气、颈部胸部均有外伤……事故给赵鹏的身体造成了不可恢复的伤害。 神经受损的他像一名帕金森患者，手臂和头部一直不受控制地抖动，搬个凳子都很吃力，更别提无法下井。吃饭的时候，筷子经常从抖动的右手中掉落。偶尔生气时，赵鹏全身直哆嗦，瘫坐地上动弹不得。“什么都做不了，感觉像死人一样。” 疾病和塌方曾经是矿工最大的敌人。如今，他们不得不面对更大的危机――煤矿业不景气、龙煤集团亏损、欠薪、失业…… 这个话题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被引爆，源于黑龙江省省长陆昊的一句话，“龙煤井下职工8万人，到现在为止，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 千里之外的矿工们炸开了锅。 几天后，陆昊在北京紧急召开龙煤集团脱困发展工作专题会议确认，龙煤集团严重亏损导致现金流消耗，目前仍拖欠职工工资、税收和企业应上缴的各类保险，不少职工生活遇到困难。 他对媒体认错：“井下职工确实有欠薪，这个情况，我说错了，不管什么层级报告错了，不管任何原因，错了就要改。” 一波三折的欠薪真相背后，是以龙煤集团为代表的传统能源企业的转型之困。而20多万龙煤员工的彷徨更为具体。 他曾见证煤炭的黄金十年。2004年12月，双鸭山和周边的鹤岗、鸡西、七台河进行资产整合，组建为黑龙江省最大的国企以及东北地区最大的煤炭企业――龙煤集团。双鸭山作为占黑龙江煤炭储量54%的第一大煤田，地位举足轻重。 那时，在这座以煤为生的城市，矿工是一个令人尊重的职业。 作为采煤矿工，赵鹏的收入和采煤量直接挂钩。2005年时，按照每吨5元的基本价格，他每月可以赚到4000元左右。 赵鹏不识字，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生活算不上富裕，但也说得过去。体制内的优越感让他骄傲和满足。 艰辛的矿工生活在赵鹏身上留下了清晰的烙印：八字眉中透着愁苦，下巴上散布着黑白两色的胡茬；头发因为油腻趴在头顶；手掌粗糙的像砂纸，一块指甲因为断裂而凹陷。 面临历史的“淘汰”，矿区的安稳和熟悉更令赵鹏留恋。 在中国雄鸡版图的鸡嘴位置，双鸭山是一座典型的“煤的城”。 1929年开矿，1956年设市，东荣、七星、新安、安泰、东保卫……大小规模不同的矿区像穴位一样遍布四周，把控着这座城市的经济命脉。 每天站上月台，火车轮子和铁轨缝隙的碰撞声从远方飘来，具有韵律感的“咔擦咔擦”声，是矿工上工时的伴奏曲。 东荣一矿、二矿和三矿分布在东北方向50公里的集贤县域内，为了方便职工，1990年代初期，双鸭山市矿务局在矿区附近的福山火车站周边，建起宿舍和楼房。 从小区职工宿舍到舞厅改成的隔断间，再到母亲买下的房子，赵鹏在东荣小区住了21年，眼看一座座六层黄色小楼在这里拔地而起。 赵鹏现在的家是一套朝北的房屋，不到50平米，紧凑地塞下两个卧室、客厅、厨房和厕所。这是74岁的母亲王翠兰捡了5年垃圾，攒下6万元购买的。和妻子离婚后，赵鹏搬来和母亲一起住。 在他眼中，东荣是一个独立小王国――水果摊、菜市场、小超市、理发店、KTV、诊所药店、银行、通信营业厅、电器维修行、邮局、公安局……甚至你要打官司，在这里都能找到人民法庭。 整个小区几乎看不到防盗窗的踪影。广场上总有退休老人和倒班矿工聚在一起抽烟聊天，拎着面饼和豆腐的路人也站住脚插话。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据，全国亏损煤企比例已超过90%，双鸭山也难以幸免。从2012年到2014年，龙煤集团累计亏损73.94亿元，而仅仅2015年前三季度，净亏损就达到33.78亿元。目前集团净资产已由2012年的185.28亿元，缩减为89.85亿元。 煤矿萧条的氛围，也笼罩着曾经繁荣的东荣小区。 3月中旬，小区道路两旁的残冰开始融化，夹杂着烟盒和塑料袋，化作垃圾污水。为了更高的收入，一些矿工远赴山西、内蒙的煤矿打工，很多房子已经闲置，楼房墙壁上贴满出租和买房的小广告。 在全国楼市上涨的态势下，这里的房子不升反降。 东荣三矿的矿工朱永新2004年花4万元，在这里买下一套50平米房子，现在出售只能勉强保本。就算出租，房租也只是聊胜于无，一年2000元的房租，扣去1500元的取暖费，房东只能赚500元。 在矛盾被引爆之前，矿工的危机感早已存在。 45岁的朱永新有时会暗暗盼望，东荣煤矿尽早“黄了算了”，拿到养老金，趁自己不太老，还可以再出去打工。 朱永新记得，早在去年5月开始，东荣三矿就启动了分流程序。一些段队上比较清闲的工人被分到森林、农垦、环卫等部门，平均每月能拿1000多元，“那里的工作比较养人，不像矿工这么辛苦。” 而一线的矿工由于人员紧张，不在分流的序列内。由于长期缺乏年轻劳动力补充，大部分一线矿工都已步入40岁。曾有一些年轻人入职东荣三矿，也都通过找门路调去了机关。 他曾想过辞职，但矿务局告诉他，工龄10年以上的不允许转移档案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如果选择离开，自己25年的工龄和养老金将化为泡影。 朱永新内心也明白，自己干了一辈子煤矿，就会打眼、放炮、割煤，转轨，就算出去打工，也只能去煤矿。 他在东荣三矿负责井下一线辅助工作，安装、回收皮带等设备，每月可以赚到2300元。在他的记忆里，工资已经10多年没有变化，“就算再努力，也只能赚这么多钱。” “早上天没亮就出门，升井后回家天已经黑了，一天到头见不到阳光。在井下这么多年，退休后身体也不行了，想打工也不行了。”虽然肺部是矿工最应该保护的器官，但朱永新仍然一口口吐着烟圈，他笑着说，烟龄比工龄都长，戒不掉。 “赖”在矿上的朱永新不得不忍受欠薪。 去年底开始的欠薪已经不是第一次。“以前煤矿也曾扣过工资，但会说明暂扣的部分什么时候补发。而这次欠薪，扣掉的钱就消失了，包括去年10月和12月的工资，1月的工资也只开了一半。” 据报道，龙煤集团2014年传出欠薪8亿元，并且还在不断降薪，目前执行的是除井下工人以外全员只有1500元左右的月薪水准。过去动辄年薪百万元的集团领导，如今也只有这个数目。 对于未来，和赵鹏、朱永新一样的矿工们陷入了无法逃离也无力反抗的困局。 东荣三矿门口，排列着十三四家饭馆，当工作结束，矿工们三五成群聚在这里，灌下散装白酒，排解一天的劳累。 一周七天的工作辛苦枯燥，还伴有风险，让很多矿工养成了及时享乐的生活习惯。 在朱永新看来，矿工能吃能喝，又爱面子，每月的工资，大部分消耗在饭桌交际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的下降，习惯“月光”的矿工，更难以存下积蓄。 矿工中单身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家庭甚至因为经济问题婚姻破裂。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彩票上。 3月15日上午10点，小区的“彩民之家”，六名矿工窝在沙发中，叼着香烟，盯着眼前的电视，等待10分钟一轮的快乐十分麻将彩票开奖。中奖终归是极少数人的运气，数字每揭晓一个，脏话“三字经”就吐出一句。 失望和气愤之后，矿工把彩票揉成纸团，啐了一口，起身离开。 困顿生活的折磨、看不到希望的未来、敢怒不敢言的压抑……常年积累的不满情绪，因为黑龙江省长陆昊的一句话，发生了化学反应。 3月10日，东荣小区物业开始罢工，第二天，很多矿工家属拦在福山站门口，不让丈夫上工。他们甚至商量怎么能让北京知道这事，最终决定一起去双鸭山市里拦火车。 这是矿工们为数不多的抗议。大多数时候，他们在侥幸中拖延和等待。 无力改变，却又不愿逃离，“劳保”（养老金）是拴住他们的最大理由。“再捱几年，到55岁退休了，这么多年工龄，离开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任何有希望的消息又都能挑动他们的神经。2013年，朱永新和妻子听说政府正出资在盖工厂，计划对煤炭进行深加工。俩人想再坚持一下，说不定煤炭行业还有转机。 停工的日子里，朱永新出门看看罢工情况，在微信群里看大家讨论进展，或者坐在家里电脑前，上网玩着斗地主。 由于省长道歉表态，“消失”的工资补发了一部分，但矿上队长告诉他：发的钱省点花吧，下个月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开（工）资了。 烙下残疾的赵鹏则更加焦虑。 在劳鉴委员会鉴定工伤后，他现在每月可以领取1300多元的补贴。但这微薄的收入对于维持日常开销，无异于杯水车薪。 母子俩人基本不吃水果，不吃肉，最怕社区里的红白喜事，要送礼金。去年10月开始的欠薪，让母子二人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为贴补家用，王翠兰养了大大小小30盆花，每年卖两盆，可以卖四五百元。在小区的空地上开荒，计划种点玉米、大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