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延安激情岁月 习近平、王岐山人生第一步

黄土高原腹地，沟壑纵横、墚峁交织。陕北延安地区延川县一个叫梁家河的偏僻村庄，一排排土窑洞依山而建。1969年1月，未满16岁的习近平作为北京知青来到这里，和陕北老百姓同住窑洞、睡土炕、吃玉米团子、打坝、挑粪……在这个偏远的贫困村，度过了7年的激情岁月。习近平在这里入了党，还当选为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开始了从政之路。后来他被推荐到清华大学读书，挥泪告别梁家河。“我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就到了梁家河。”多年以后，习近平撰文回忆称：“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就在当年习近平奔赴延安的同时，比他大5岁的王岐山同样作为知青来到了陕北，王岐山插队的地点是延安县（现为宝塔区）冯庄公社。习、王只是众多知青中的两位。上世纪70年代前后，延安地区总计迎来了近2.8万人的知青队伍，几乎全部来自北京。他们乘坐火车从首都出发，浩浩荡荡走进黄土高原腹地……后来，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回到了北京，有的逐渐声名显赫，成了经济学家、艺术家、企业家，还有的位列中共最高领导层。2015年，习近平回到梁家河时深情讲道：“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知青们在延安经历了激情岁月，获得了坚实的锤炼，留下了诸多回忆。北京知青到延安“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1969年1月8日到2月初春节前，每两天就有一个专列从北京出发。一天一夜后，知青们抵达陕西铜川站，然后换乘汽车，穿越千丘万壑抵达延安。40多天的时间里，共计26601名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落户。此后几年，又先后有3批知青数千人从北京到延安插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6年，北京青年合计约有2.8万人到过延安。这些人的到来，源于1968年10月毛泽东发出的一条“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各主要大城市形成“上山下乡”的运动高潮。北京的下乡知青除了到陕北的，还有黑龙江、内蒙古、山西、云南等地。前往延安的火车上，除了后来的著名作家史铁生、经济学家许小年等人外，还有众多中共高层后代，比如邓小平之女邓榕、罗瑞卿之女罗朵朵和罗点点，还有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在那个年代，去延安是件很时髦的事”，一名当年的知青后来回忆说。公开资料显示，当时延安地区有14个县、203个公社、3188个大队、10556个生产队，除吴旗、子长两县外，其他12个县共2667个生产队安置了北京知青。为了搞好知青安置工作，1968年，延安地区以及各县均成立了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公社、大队、生产队都有知青再教育小组。梁家河大队的人，对知青们非常热情，赶着毛驴车、带着孩子，沿着山路赶了大约两个小时去接这些“十六七岁的小伙儿和姑娘”。一位村民告诉凤凰卫视及《凤凰周刊》记者：“知青到来之前，政府都安排了，对知识青年下乡要好好对待，不能亏待他们，谁要是亏待了下乡知识青年谁就犯法了，没有敢不服从命令的。”当时，年仅15岁的习近平因为受父亲习仲勋问题（习仲勋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后被打为“黑帮”）的牵连，背负着“反动学生”的包袱。他和14名北京八一中学的同学一起被安置到梁家河。这15个孩子中，当时有一半以上的父母正在接受批斗。2004年8月，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延安电视台采访时说：“去延安的专列上，全部都哭啊，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笑？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破涕为笑。”习近平曾回忆前往梁家河的历程：下火车后从延安坐卡车到县城延川，从延川坐卡车到公社，一路尘土飞扬。他说：“这一路过去，那可比现在这PM2.5难受多了，我有一天开玩笑说那叫PM250。”梁家河大队分上队和下队，一共分来15名知青。5男4女一共9名知青被分在上队，包括习近平在内的6名男知青则被分在下队。他们6人先是集体住进了一个村民家的窑洞内，但不久，这户人家的孩子要结婚，大家只得搬到一个叫吕侯生的村民家的窑洞里住。如今，该窑洞早已不再住人，因为年久风化，有的地方泥坯脱落、窑洞墙体裂缝，用柱子顶着，里面除了放一些农具、杂物外，墙上还挂着当年社员们会战时用的马灯、水壶以及书包等。到了1970年，梁家河村为知青砌了6个并排的新窑洞，习近平住进左起第四个窑洞。如今，这个地方被叫做“知青旧居”。这排窑洞至今保存较好，每孔窑洞门上都有一个五角星，正中题有“为人民服务”字样，两侧竖读8个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窑洞的墙上挂着一张珍贵的文件影印件这是一份手写的文件：“梁家河大队党支部：经公社党委1974年元月10日会议研究决定，接受你队石玉新、石风兰、习近平三同志为中共党员。党龄即日起计算，特此函告。”在离梁家河80公里外的延安县冯庄公社康坪村，毕业于北京35中的王岐山，也属于第一批北京知青来到陕北插队落户。王岐山当时21岁，插队前本可以选择去黑龙江，但他最终选择了延安。到了陕北之后，王岐山才发现条件极端艰苦：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据《京华时报》报道,王岐山曾回忆，“后来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里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挨饿是什么滋味了。”康坪村生产队长韩志厚回忆，当年他带着几个社员，吆着驴拉车去公社接知青，考虑到生产队的口粮有限，而且又是冬天没活干，知青等于要白吃白喝好几个月，心里还有些小嘀咕。韩志厚他们到公社有些晚，身体好的知青已经被领走了，只剩下一些身体看上去有些瘦弱的知青，但按照公社干部的要求，他们领回了14个知青，王岐山也在其中。韩志厚称，看到这十几个娃娃站在公社院子里，一个个冻得在那儿哆嗦发抖，他一下子觉得心疼了。极度艰苦的磨炼按照习近平的说法，当年在延川农村插队，是过了“五关”的历练：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小小的跳蚤成为第一关，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习近平接受延安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一去最受不了的就是跳蚤，我皮肤过敏，一咬就是成片的红包，最后红包就变成水泡，水泡烂掉，痛不欲生啊。但是三年以后过去了，那也真是叫‘牛肉马皮’了，不怕咬了。”有一年，弟弟习远平去梁家河看他，习近平还特意叮嘱弟弟不要告诉母亲。上世纪70年代的陕北，山大沟深，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极差，生产非常落后，有的地方粮食亩产只有百斤左右。当地一位村民告诉凤凰记者，因为一些山坡陡峭，耕种主要用牛犁地，还发生过牛和耕具一起滚下山沟的事情。当时，许多人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我们都有几个月不吃肉的经历，见到了肉以后，我和我那个同学，切下来就忍不住生吃了。”习近平回忆道，“（一开始）什么都不爱吃不会吃，（后来）慢慢地什么都吃了，最后最爱吃老百姓送来的东西，这家送一个玉米糕，那家送一个高粱米的团子，吃得都很好，酸菜成为我最好的美味佳肴，我到现在还想念那个酸菜。”不过队里有时会用麦子磨面，提供给知青。梁家河村民巩振福记得，一次做农活，习近平带了白面馍上山。中午吃饭的时候，看见社员吃的都是糠做的窝头，习近平不好意思吃，就把白面馍分给妇女，自己饿了一顿。梁家河当年的村支书梁玉明告诉凤凰记者，知青们刚来的时候不会做饭，只能做什么吃什么，都是窝窝头、小米饭，一些知青吃不进去、吃不香。后来，村里就派了一个教过书、很爱干净的人，帮这些知青做饭，同时也教他们做饭，生活关才总算是过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一书，则详细记录了康坪村知青的生活：男知青多，占了两眼窑洞；女知青住一眼。知青们初来康坪的时候，每天干完活要洗手、洗脸，晚上睡觉前还要洗脚。但后来，这个讲究没有了。白天干活，晚上回到窑里，大家累得不想动弹。女知青还要做饭。晚上，他们经常吃的是高粱、黑豆、麸皮合在一起熬煮的稀饭，最好的饭是玉米面和白面掺在一起蒸的两面馍。当时，知青一个月每人供给45斤粮，但根本不够吃。为了能吃饱饭，大家就想办法把十几斤细粮兑换成粗粮。当时的换法是：一斤白面能换一斤半玉米面，若换小米，则能换一斤二两。这样交换下来，还凑合着能吃饱。康坪村周围的大山都光秃秃的。在黄土地里刨挖，辛苦一年，还分不到20块钱。因此，该村依托当地资源，把挖煤作为增加收入的一项副业。下煤窑挖煤是一件既危险又累人的苦差事，没人愿意干。谁若敢下煤窑去挖煤，就被村民们视为是“英雄”。知青们知道挖煤能为村上增加收入，就派焦中平和徐雨晴在煤窑考察了一番，回来以后，他们对大家说：“煤窑没有那么可怕。”于是，经过大家商量，决定让男知青也和村上的壮劳力一起去煤窑挖煤。刚开始到延安时，这些北京来的年轻人干活并不在行，他们用锄头杵着爬上山，被当地老百姓笑话，到了半山腰就累得不行。正是春天播种季节，牛粪、驴粪、羊粪需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每袋六七十斤，而且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经常出现摔倒的情况。最初参加农活，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一个村民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社员。”果然，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然后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想了办法，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这样就能顺利地送粪了。一位村民告诉凤凰记者，他们不会犁地，我们就教他们怎么犁地，一家用一个牛犁地，一个拿粪，一个放籽。女生不会锄地，我们就教她们怎么间苗，第二年下来就什么都会了。有喂猪的，养羊的，喂牛的，知青们都很能吃苦。考验不断当地村民通过知青之口，很快知道了习近平的身份他父亲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习近平9岁那年（1962年），习仲勋遭受政治迫害，被审查、关押、批斗，直到习近平到陕北时，习仲勋还处于接受审查、下放劳动的岁月中。朴实的村民并没有因此就疏离、歧视习近平，反而对他更加关心，“把他当自己娃一样看待。”时任梁家河村支书的梁玉明向凤凰记者介绍。1942年出生的梁玉明，当时27岁，比习近平大11岁。刚到陕北时，由于不习惯，习近平曾中途离开梁家河。2000年，他在接受《中华儿女》杂志专访时谈道：自己年龄小，开始干活很随意，还曾临阵脱逃回过北京。在这次采访中，习近平介绍说，他回北京正巧碰上国庆节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习近平又回到了陕北。“回来不久，他母亲来了一封信，希望帮忙把习近平教育好，让他好好听话，不要回北京，以后上大学。”梁玉明告诉凤凰记者，从北京回来后的习近平确实思想大为转变，“他说我再也不回北京了，要把梁家河建成好样的。”重新回到梁家河的习近平，因为勤快、踏实，很快成了村里的青年积极分子。1972年冬，习近平加入了共青团。不过，习近平入团颇费周折，申请书前后写了8份。习近平在前述采访中回忆道，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窑洞来，吃了一盘炒鸡蛋和两个热馍。“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您该递了吧？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育好的子女’。我说，什么叫‘可教育好的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哪个中央文件了？他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从公社回来之后，支部书记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习近平据理力争：“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我毫不气馁。过几天，又写了第2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就这样一直写到第8份。”写到第8份时，入团申请才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在习近平进一步得到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准的。团委书记到习近平那里和他聊了5天，最后就成为“死党”。入团后第二年，1973年8月，梁玉明问习近平，想不想入党？梁玉明对凤凰记者回忆说，“当时习近平说很难，我说你不要求进步，怎么能发展你入党？”接下来，习近平写了入党申请书，报到公社，但是公社有个副书记看了材料后，批评梁玉明说，“你胆子真大，敢介绍‘黑五类’入党？”梁玉明辩解说，“上面有政策有文件规定，父辈有问题，不该影响孩子，关键是要表现好，你不批是你的事情，我不能不对个人负责。”两人争执一番，不欢而散。后来，那个公社副书记调走了。梁玉明再次动员习近平，“不要怕人家不批，你应该要求进步。”于是，习近平又写了入党申请。2003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首卷入编习近平等381位博士的文章，所收录的习近平《自述》里有记录：“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习近平追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那时候已没有一些人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之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让我入。”习近平的入党问题，当地干部不敢轻易审批，最后被提到县委常委会上，由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拍板批准。曾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丁爱迪在一篇名为《陕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他曾听到申与公社书记白光星的谈话：“白书记，人家近平在你们那里表现得不错，几年了怎么也在那里拦住不让入党？这是我们陕北的孩子，我今天就请你来给我说说理由。”习近平入党之后，在梁玉明的提议下，习近平在这里还当选了他人生第一个“官”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则主动让贤，去担任村革委会主任兼副书记。村里的“大工程”直至今日，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梁家河村民仍对习近平当年的“几大工程”记忆犹新。这些如今已不起眼的“工程”，在1970年代艰苦的陕北，是了不起的改变生存环境的大事，显示了知青们带来的新气象。习近平之所以能当上村支书，关键也在于他给村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进步：他带领梁家河村民打井、建淤地坝，解决了全村人基本的吃水、种粮问题，还修建沼气池，解决了燃料和照明问题。陕北这块贫瘠的黄土地上，沟壑纵横，气候干旱，草木稀少，吃水、种粮、燃料和照明问题一直困扰着世世代代的农民。当地人靠天吃水，靠天种粮，一旦到了每年的干旱期，吃水、种粮问题“就把人能愁死”。因为山沟里水很少，人们只能把希望都寄托在打水井上。然而，一口井往往需要凿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出水量却很少，一旦遇到干旱就经常断水，连吃水都困难，更不用说山上庄稼的浇灌。当地普遍的说法是，哪家人有一口井，就会很容易娶到媳妇。一位当地人告诉凤凰记者，因为担心粮食不够吃，人们只好在山沟里种庄稼，这样天旱时也能有些收获。但到了洪水季，田地被洪水淹掉又成了人们最为焦虑的问题，所以，打坝蓄水、造田种粮就成了人们的生存大事。“当然，对于坝的选址、开凿、修建是一项技术活，不坚固的坝被雨水一冲可能就会损坏，一年的辛苦可能就毁于一旦”。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带领基建队打淤地坝，达到拦泥蓄水的目的,。一位村民至今记得，当年习近平“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用的导火索，没有一点书生的架子。”习近平在冰雪初融时节，常常卷起裤管、光着脚，站在冰水中打坝，“手上磨得都是泡，没听他叫过苦”。习近平带领梁家河大队建了四个淤地坝、两口大井。特别是1973年，还打出了一口甜水井。在当地，很多水井打成以后水质不好，喝起来是苦涩的，甚至只能用来洗衣服，但甜水井可以直接饮用。打井时，习近平带头跳下井挖泥清淤。梁玉明至今记得，习近平的表现，是15个知青里最好的一个。1971年，习近平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则介绍四川利用沼气的报道。这则报道令他思考良久：对于极度缺乏燃料的陕北来说，沼气或许是解决烧柴、照明、取暖困难的希望。习近平步行50多里山路来到延川县城，把自己想去四川学习制取沼气的事告诉了北京支延干部、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张之森，并获得了支持。延川县山区电力极其不足，而且没有煤炭，因为历年砍伐严重，山上已经无柴可砍。冬天里，社员除了搞农田基建外，主要就是赶一辆架子车从附近的子长县将煤拉到文安驿公社，然后，再用架子车拉到梁家河村，以备冬天做饭、取暖用。经过反复寻找和比较，延川县委决定，派习近平等6人前往四川学习。那时，延安还没有通火车，习近平要坐两天汽车到西安，然后再坐火车到四川。梁玉明告诉凤凰记者，当时没有钱，习近平是从延安团委书记那里借了路费才去的四川。（亦有村民回忆，是习近平自费前往）返回梁家河后，习近平给社员们讲述沼气的好处，从未接触过化学、不知道沼气为何物的大多数乡亲听得云里雾里。习近平决定先建好一口沼气池，用事实来说服社员。当地诗人、作家曹谷溪曾于1975年9月20日在《延安通讯》发表文章，记录当年建沼气池的过程：有些人因为思想保守，当着正在忙着办沼气的习近平的面说：“好后生哩，别逞能，四川暖，延川冷，沼气在咱这儿办不成！”有人甚至断言：“要是沼气能点灯煮饭，除非母鸡打鸣，公鸡下蛋！”“建池需要沙子，可是梁家河没有，习近平同志就带领几个青年到15里外的前马沟去挖；建池的水泥运不进沟，他又带头从15里外的公社背了回来；没石灰，他们又自己办起烧灰场……”该文还写道：“农场的池子（试点的三个沼气池之一）经过20多天的紧张战斗建成装料。可是，突然发现池子漏水跑气，如不及时清理出水粪，这口池子就有报废的危险。去四川学习过的沼气技术员刘春合和习近平一合计，便同另外几个年轻后生，连夜用桶往外吊水粪，吊桶上的麻绳子把手勒红了、勒破了，他们全然不顾，突击一天一夜，把40立方米的水粪全部清理出池子。装过料的池子，池壁沾满粪浆，又脏又臭，在炎热的夏天进池修理，更是憋得人喘不过气来。习近平、刘春合同志二话不说，跳进池内，用清水洗刷池壁，寻找裂纹，进行修补。”1974年8月，在原材料不足、没有经验的情况下，梁家河大队终于建成延川县第一口沼气池，容量为8立方米。梁玉明告诉凤凰记者，当年8月，省里来人，在村子里开了一个现场会，习近平现场讲解。“全省都轰动了，这样习近平一下出名了！”现在看来，修建一口沼气池很简单，但那时的延安，燃料和照明都很困难，夜间照明的唯一工具便是煤油灯，煤油成了不可或缺的生活物资。然而煤油也很稀缺，有些人家甚至连煤油也没有，一入夜就只能摸黑。今天的梁家河村口仍立有一块碑，写着“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碑文为：“（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响应国家大力发展农村沼气的号召，在时任村支书习近平同志的带领下，建沼气（池）60口，这口沼气（池）是保留的其中之一。”石碑后的墙上是宣传画，两旁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延川县城大桥上，还有习近平建沼气池事迹的宣传画。习近平当年在梁家河村打下的水井，如今仍然是村里的水源。他带头筑起的四个淤地坝，有一个还在使用。那片洒下知青汗水的山地，却已退耕还林。当年那些沼气池，现在还在用于沤肥。领导能力初露头角和习近平一样，作为延安这片红色土地上的新劳动者，北京知青们发挥了诸多创造性才能。据记载，曾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孙立哲自学成才，成为“能做较大手术的赤脚医生”；知青张革到宜川县孝峰公社卓里大队后峪沟生产队插队，带领群众科学种田，修渠筑路，被团中央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延安河庄坪大队北京女知青和当地姑娘们一起，打破女子不打石头的旧俗，组成女石匠队，人称“铁姑娘队”。她们的事迹当时还被音乐人谱曲，创作成歌曲《延河畔上的女石匠》，广为传唱。习近平在梁家河村的“几大工程”，充分展现了其实干精神和领导、协调能力。王岐山也在知青岁月中展露了他的才能。康坪村自从来了知青之后，办养猪场、开采小煤窑。搞了这些副业之后，村集体经济有了发展。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这样的背景下，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建窑费840.00元……总之，康坪知青安家费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当年，王岐山对村集体财务严格核查、及时公开的做法，时至今日，康坪村依然在沿用。在康坪村，王岐山是知青组的组长。他能吃苦、肯钻研，善于团结群众，在康坪村很有威信，很快就被任命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冯庄的3个大队合并后，王岐山又成为新的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主要职责就是协调管理北京知青。在知青中间，王岐山有很强的号召力。知青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找他进行调解，不太听话的知青也是由王来负责“调教”。一位村民对凤凰记者回忆说，当时陕西农村偷盗比较严重，王岐山在当地整治了几个人，开批斗会，在文化大院里面示众，后来这些人都很乖。另外，一些知青多次和当地农民打架，有一次甚至要拔刀子，王岐山去了才将冲突制止。该村民告诉凤凰记者，他观察王岐山很久，第一个就是发现他很正直，再就是他身体很瘦，特别瘦，重体力活干不了，但是头脑很好，组织能力很强。比如，知青里面也有不少小流氓，还有打架的，但王岐山往那儿一站以后，他们就不敢打架了，“王岐山身上有一种‘官气’。”窑洞里的读书人习近平等不少知青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喜欢在窑洞里看书。这些当年文化程度并不算太高的知青，在山里人眼里算是正儿八经的文化人了。谈到对习近平的第一印象，梁家河村民石玉兴曾表示，“有知识，爱读书”。习近平初到梁家河时，帮知青搬行李的那天，有个社员率先挑了个小箱子，结果路上歇息时，发现他搬的箱子比其他人都沉，一度好奇“里面是不是金元宝”。后来才弄清，那个小箱子是习近平带的，里面全是书。当时，大部分村民是文盲，只知道习近平“看的书很深，砖头一样厚”。照明用的是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经常会一直点到晚上12点。有时，村支书梁玉明跟习近平一起看书，边看书边抽烟。他说，习近平烟瘾很大，抽的是“羊群”牌，9分钱一盒，有时两人一晚上能抽两盒。不过，到1980年，梁玉明在福建又见到习近平时，习已经戒烟。比习近平小一岁的梁家河村民武辉，没事就跑到他的窑洞去，在那里武辉接触到了《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中外名著，“一开始不敢跟他们借书，就跑到他窑洞里看，后来越来越熟，他们就说，你拿走，拿到家里去看”。武辉说，几个知青中，他跟习近平看书学习最多。武辉后来成为一名教师。梁家河村民巩政荣后来在家里还发现一本书，这本习近平赠给巩政荣哥哥的书上写着一首小诗：暴风雨中见雄鹰，暮色苍茫看青松。革命烈火试真金，平凡小事出英雄。王岐山所在的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至今还记得王岐山以石板为桌看数理化方面的书，他嗜书如命的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参加工作。多年后，王岐山先后推荐过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爱书的人自然有了来往，作家路遥也是那个时段的知青。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曾无意中提到：“路遥我认识，当年下乡办事时还和他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知青开始离开延安。公开资料显示，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1972年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工8387人，提干1179人，征兵553人，升学648人，病退回京1188人，共调11955人。此后，每年都有数千北京知青回城，1736人进入交通、厂矿、财贸、文教等系统工作。到1976年末，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还有918人。在《福建博士风采》丛书中，习近平回忆道：“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爱读书的习近平，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上学深造一下，因为他认为自己“读书确实读得太少了”，但他也知道这个过程肯定又要费尽周折。1971年，为防止“四旧”文物遭到破坏而关闭5年的陕西博物馆大门重开。长期的闭馆，原先的讲解员上了岁数，博物馆便到延安招10位北京知青，口才上佳的王岐山被录用。1973年，王岐山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在西安参加了当时青年们组织的地下读书会，甚至读到一些禁书，比如威廉夏伊勒所著、资料源于纳粹德国档案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等。梁家河最后一位知青1973年，许多大学开始招生，梁家河村民武辉回忆，他和习近平一起去县里参加考试，习近平的目标是清华大学。但当时是考试加推荐，家庭成份和背景就很关键。习近平母亲齐心还专程赶到延安，找到时任延安地区知青办主任高明池，希望习仲勋的问题不要影响子女。延安这边的问题解决了，但当时的清华大学由文革红人迟群、谢静宜掌管，清华这一关被卡了。那一年，武辉上大学也泡汤了，回来后一直灰心丧气，两三个月才缓过来，“因为受他们（知青）的影响，很想出去的，想学习，到外面去看看。天空偶然看见飞机，高兴得不行。”1975年，习近平又一次迎来机遇，他回忆说，那年“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3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清华。1975年秋，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的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有了这个证明，习近平上清华的梦终于有了可能。是否推荐习近平上清华大学，公社开了大会讨论，参加会议的社员全部举手同意。1975年10月7日，是习近平离开梁家河的日子。一大早全村人排了很长的队送他，足足送了十多里，习近平后来回忆说，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习近平带着两箱书，踏上返回北京的路途。梁玉明告诉凤凰记者，他和另外12个村民将习近平送到县城，晚上一同挤在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但是坐了一晚上，几个人一晚没有睡觉，一直聊到天亮”。第二天，你三毛我五毛，他们一共凑了5元钱，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那是他们第一次照相，这张照片现在在梁家河村委会和部分村民家都能见到。此后，12个村民从延川返回乡下，梁玉明和另外一人继续将习近平送到延安。“我带了一些土鸡蛋准备在路上吃，但到了延安已经臭了。”梁玉明说。习近平是当年15个知青里最后一个离开梁家河的。插队梁家河的这15人，有的不到一年时间就以病退撤回，有的被推荐上了大学，后来搞学术研究，有的在当地招工后来招干、后来又回到北京做生意的，也有人到了延川县城娶妻生子过着平静的生活。而习近平因为父辈的历史原因，一再失去当兵、返城等机会。一位当年知青告诉凤凰记者，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知青呆两三年就离开了，习近平呆了7年，实属无奈之举。据不完全统计，到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2.8万人，正好与当年长征到陕北的红军数字大体一致。知青们绝大部分陆续回到北京。据不完全统计，最后留下来没走的是298人，也恰好与当时留在延安的老红军数字基本吻合。值得一提的是，有统计显示，当年2.8万知青，此后一共出了省、部级干部8个，厅、局级干部二百多个，处级干部三千多个；还有陶正、史铁生等著名作家，以及一批企业家。来自首都的学生们穿着朴素，举止大方随意，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眼界开阔，思想大胆，敢想敢干。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申、副书记雷增寿、县常委高惠民等常与知青促膝谈心，交流思想。他们曾公开表示，“我们向知青学了不少知识，也进一步了解了知青。”有记载称，对于知青大胆、超俗的言论和思想，他们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充分信任他们，并给他们展示能力的机会和平台。写给梁家河的信“去年夏天，延川遭受了严重的持续降雨灾害，我一直惦记着村里的乡亲们。在党和政府支持下，你们带领乡亲们积极抢险自救，全面启动灾后重建，稳步发展农业生产，村民收入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得知以后感到欣慰。”2014年1月，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给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写信，详细汇报了村上经济、社会发展及灾后重建情况。当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梁家河村复信。知青岁月，结下了割舍不断的亲情。习近平与梁家河村一直有书信来往。村民们经常商议给习近平写信，最后一般以村委会名义与习近平通信。习近平则分别于2007、2008、2011、2014年四次给梁家河乡亲以及村领导写过信。2007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给村民们回信称，自己始终不曾忘记在梁家河村度过的难忘的7年；2008年4月28日，梁家河村干部代表村上群众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村上的发展变化。习近平在给梁家河乡亲们的回信中，充分肯定了梁家河村所取得的成绩。习近平还要求村上干部因地制宜搞好开发项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生活更加宽裕。2011年，习近平在信件中表达了对梁家河村可喜变化的欣慰，希望梁家河村再接再厉。上述信件现存于梁家河村委会展览室内。除此之外，梁家河很多村民也曾给习近平写过信，同样会得到回复，甚至得到过习近平实实在在的帮助。1994年，习近平曾经住过其家窑洞的村民吕侯生写信，说自己的腿出了问题，习近平专门寄了500元路费，让他来福州看病，病情好转后回陕北，又给了2000元。后来吕侯生病情恶化，到太原截肢并安装假肢，习近平得知后，支付了全部医药费，并嘱咐当地干部帮助照顾他。此外，村民梁耀才妻子生了重病，习近平得知后，寄来1000块钱。习近平对梁家河的关心一直颇为细致，从未间断。离开梁家河时，村里不通电，习近平走了以后想办法帮村子搞了个变压器，通了电；后来，又帮村里修了小学。1999年，又修了桥。这些有的是习近平介绍去的帮扶项目，有的是习近平跟当地领导沟通后得到解决的。如今的梁家河，许多土窑洞都变成了平房，村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习近平2015年曾表示，自己虽已离开梁家河30年，但始终不曾忘记在梁家河度过的难忘的7年，始终不曾忘记那片曾经劳动、生活过的土地和朝夕相处的乡亲们。1993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梁玉明告诉凤凰记者，当时用一个拉车将他们拉进村里，市、县、乡里领导来了30多个，上面还给家庭困难的人家每家500元钱。村里准备了当地有名的西凤酒，但是习近平说，还是喝便宜的、罐装的“隋唐玉液”。临走，乡亲们准备了两袋小米、高粱，习近平带走了。2015年习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对革命老区脱贫致富情况进行调研。“近平见到我后，第一句话是问乡亲们还吃团子不？我说基本上不吃了。他笑着说，那是吃白面了？我说是的，他就很高兴。”吕侯生说。村民们准备送习近平土特产，却被拒收了。梁玉明清楚，因为中央已有“八项规定”，不能收群众礼物。最后，习近平等三个人吃的饭钱一共给梁玉明家90元，并由梁玉明打了收条。时光飞逝，村里当年的小伙子都已变成了60多岁的老头。当年，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所照的合影照片中，有几位村民已经作古，至今健在的几位，习近平“仍然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甚至小名”。习近平对68岁巩政富说，“你当年身体特棒，摔跤是村里最好的，不过，你可摔不过我啊。”大家一阵欢笑。习近平曾经把郑板桥的一首诗改动了几个字，表达他对“上山下乡”的体会，诗中说：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上山下乡的经历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地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习近平曾如此感叹道。王岐山一样也和康坪村村民结下了深厚友谊。有一年，一位村民给王岐山打电话，告知自己要去北京。前一天，王岐山就跟家人说要好好接待。该村民告诉凤凰记者，后来在王岐山家吃的螃蟹，“姚明珊（王岐山妻子）让我吃，实际我不懂怎么吃螃蟹，想着吃丑了丢人呢！我就说不喜欢吃海味。他（王岐山）就说不用勉强。很讲义气，不错的人。”2002年，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王岐山返回过康坪村一次。当时他的行程是从兰州飞延安，再从延安转郑州，中间有个空当。在延安一下飞机，王岐山就去了康坪村。王岐山曾经的秘书给康坪村村民打电话提前说了这事。“我们不知道怎么接待，想着不知道吃些什么。这个秘书说，吃咱们陕北饭就可以了。”一位村民告诉凤凰记者，“我初步打算是杀一只羊，但当时的羊太瘦了，只能吃荞面。后来，乡长说食堂冰柜里面有半只羊，就拿回来做羊肉，吃了一顿。”这一次，王岐山和村民聊了三四个小时，回忆陕北的趣闻，回忆过去在康坪的往事，谈笑风生。在《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里，习近平题为《自述》的文章讲述了自己进入清华大学的曲折过程：“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身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他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尔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先是到中央军委机关工作，1982年转业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此不理解。他认为，“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来到人民大会堂陕西厅，听完代表的发言后，习近平激动地说：“我是在延安入的党，是延安养育了我、培养了我，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就像贺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诗里所描绘的，我曾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