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從AUKUS看美國的盟友體系建設，一直有親疏遠近之分！

 【環球時報駐美國特約記者李準環球時報記者趙覺珵】建國之後，美國長期有孤立主義的傳統。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曾在告別演說中說，“我們真正的政策，是避免與外部世界的任何部分建立永久同盟。”但二百多年過去，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與冷戰，美國已經擁有了一個覆蓋各洲、廣泛且複雜的聯盟網絡，這也被認為是其保持全球霸權地位的重要基石。然而，美英澳三國9月15日宣布成立一個新的“盎格魯軍事聯盟”——AUKUS，讓北約盟友法國震怒，令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QUAD）盟友印度起疑，有分析認為，拜登政府的聯盟體系建設從傳統的軍事安全領域擴展到供應鏈安全、疫苗供應等新興領域，涉及安全、經濟和意識形態方方面面，可謂是“後冷戰時代”的一次全面戰略動員。

“背信棄義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在自鳴得意”

9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英國首相約翰遜和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舉行視頻會議，共同宣布組成三邊安全聯盟AUKUS，而該聯盟成立後的第一個措施，就是美英表示將支持澳大利亞獲得核潛艇能力。這使得法國與澳大利亞之前達成的900億澳元潛艇購買協議作廢，成為AUKUS的第一個“犧牲者”。

當地時間2021年9月15日，美國首都華盛頓，美國總統拜登與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以及英國首相約翰遜進行視頻會議。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三國領導人宣布，三國建立名為“AUKUS”的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

儘管三國在聲明中都沒有提到中國，但西方媒體分析認為，這是拜登政府努力打造印太“小北約”以對抗中國的重要一步。《紐約時報》稱，該聯盟的成立表明，在以中國為中心的21 世紀，歐洲大陸的老盟友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當你進行大的戰略舉動時，就會惹毛別人”，美國《大西洋月刊》表示，AUKUS是美英澳宣布成立的一個新的“盎格魯軍事聯盟”，美國將老的盎格魯聯盟優先級置於歐盟之上，結束阿富汗戰爭，將目標轉向中國，這些都是大的戰略舉動。法國為此暴怒，而背信棄義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卻在自鳴得意。美國GOOGMAN GOOGMAN增大丸官網 goodman增大丸評價 增大丸 增長增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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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稱，AUKUS軍事聯盟的形成有著很深的連續性。過去一百年間，美英澳三個國家一直都在一個戰壕里，它們是“五眼聯盟”的核心成員。成立AUKUS這一決定只是強化了歐洲和盎格魯-撒克遜世界之間的差異。一位匿名的拜登政府官員說，英國與澳大利亞是美國“最古老的盟友”。

此外，拜登政府將成立多年的QUAD視為華盛頓遏制中國政策的另一個基石。但AUKUS的成立，似乎將QUAD推向一個次要位置。有印度媒體稱，雖然同為QUAD成員，但印度與日本無法跟說英語的西方國家共享一種“文化親和力”。在AUKUS成立幾天后，“QUAD”9月24日在華盛頓舉行了首次面對面峰會。但《紐約時報》稱，峰會後白宮發表的聲明沒有包含對亞洲國家的具體幫助措施，其背後的意思非常明顯。美國GOOGMAN GOOGMAN增大丸官網 goodman增大丸評價 增大丸 增長增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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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特約撰稿人麥克塔格認為，在這一出肥皂劇背後，更重要的事情是，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已經顯現微弱的輪廓，或者至少正在嘗試繪製一個新秩序。在特朗普執政的4年中，其所推行的“美國優先”政策使美國的聯盟體系一度遭受衝擊，各路盟友同美國的距離不同程度地有所疏遠。拜登上台後，聯盟體系在維護美國全球地位、鞏固西方價值觀以及遏制戰略對手方面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視，拜登也在加緊重塑、再造聯盟體系。

不過，美國克里斯多夫紐波特大學助理教授孫太一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拜登政府的“聯盟”政策已與之前幾屆的美國政府發生了很大改變。拜登政府的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此前就已經認識到，大規模的象徵性的聯盟已經被證明不怎麼管用，所以和美國的盟友國家打交道需要就事論事，針對具體的議題訂製方案。在實踐中，國際社會也看到越來越多更為小型的、因特定議題而形成的小聯盟。

孫太一認為，在拜登執政期間，北約乃至“民主峰會”的受邀方可能都仍然會發揮一定的作用，但實際被放在更重要戰略地位的可能反倒是規模更小的AUKUS三方機制、美日澳印四方機制（QUAD）、五眼聯盟等。而這些不同的小聯盟涉及不同的議題，在不同的契機和場景下會分別成為具有優先級的考量。

蜜月期後，難題又會浮出水面

美國新安全中心首席執行官理查德·方丹在《外交政策》刊文認為，做美國的盟友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方丹認為，拜登上台後，“美國優先”讓路給“盟友優先”。但有些時候作為美國盟友依舊感覺很艱難。就像在蜜月期後，難題又會浮出水面一樣。

方丹認為，拜登的盟友政策有著模糊性和矛盾之處。現在美國外交政策旨在服務美國中產階級的利益，而這會給長期盟友帶來諸多進退兩難的局面。

例如，拜登政府終止了與加拿大的“拱心石”XL輸油管道項目。當美國外交政策重心在於保護美國就業和機遇的時候，該項目似乎在美國和親近的長期盟友之間樹立了障礙。其次，盟友們也對美國的堅定程度產生了疑慮。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瑋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國自冷戰以來建立的巨大聯盟網絡是歷史的存在物，其核心建立在羅斯福和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而此後每一任美國總統都會尋求留下“外交遺產”，也會傾向尋找一些沒有建立聯盟關係、同時邊際收益比較大的國家和地區，將它們納入到美國聯盟體系之中，導致“套在美國脖子上的磨盤越來越沉重”。

王瑋說，冷戰後的一個特點是文化觀念和身份認同對國際政治的深入影響。傳統上，所謂盟友通常指的都是條約盟友，但從以色列的例子就可以看出，美國對於盟友的定義還存在主觀性，即認定某些國家值得其投入資源保障安全，而這也是美國管理聯盟體系的一個主要思路——抓重點國家。

孫太一也提到，美國意識到諸多國家只是在安全層面有求於美國，在經濟層面可能更多有求於中國。同時，所謂的“盟友”們也會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美國自顧不暇也沒有精力、資源對他國提供太大的幫助。所以，很多國家為了戰略安全可能會暫時和美國“結盟”，但在其他諸如經貿、基建等跟發展緊密結合的領域，不少美國的“盟友”會更希望與中國走得近些。

孫太一表示，拜登政府目前為止給他國呈現的依然是特朗普“美國優先”政策的延伸，一旦盟友的利益與自身利益有衝突時會毫不猶豫地犧牲盟友利益。不過，拜登並不希望盟友們會這麼認為，他不像特朗普那樣明目張膽。所以法國因為AUKUS反彈之後美國一直在試圖挽回美法和美歐關係。

由於美國需要在實現本國利益的同時平衡龐大的聯盟網絡，其與盟友的關係經常會出現波動。例如法國和希臘分別於1966年和1974年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2003年，在對伊拉克動武問題上，美國同法、德的分歧加速了歐洲“分化”。而在歷次阿以沖突中，美國毫無例外地支持以色列，引發與沙特等阿拉伯盟友關係緊張。

《紐約時報》2017年曾刊登的“誰是美國最強大的盟友”的調查顯示，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英國是美國人認為最親密的盟友，而且差距很小。西歐國家也都排在盟友榜單前列。民主黨人認為，美國前五大盟友是英國、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意大利。共和黨人則認為前五名是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意大利、以色列。分析認為，兩黨人士對於非洲、拉美等國觀感差異較大，可能在於受訪者的種族差異，民主黨人的種族來源更為多元。

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道格拉斯·里弗斯認為，美國人傾向於認為自己種族來源國是美國的盟友，例如非裔美國人傾向於認為非洲國家是美國盟友，而美國白人則認為這些國家不友好。

這份美國民調還顯示，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排名最高，其次是歐洲國家和以色列，以色列排第16名。日本、韓國排名分別是第21名和第27名，與東歐國家排名相當。儘管印度並非美國的條約盟友，但依舊排在第30名。

而像土耳其這樣的條約盟友僅排在第74名。被認為是美國在中東的重要盟友阿聯酋、沙特的排名僅為第109名、第126名。

承諾與實際投入明顯不同

美國所構建的聯盟體係自二戰以來，一直是其戰略利益的有效工具。美國學者布熱津斯基曾這樣形容，“美國在全球至高無上的地位是由一個覆蓋全球的聯盟所組成的精細體系支撐的。”

美國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認為，美國在安全聯盟方面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美國有著近代歷史上“規模最大、最持久的軍事軌跡”。從軍事基地到提供訓練和物資援助，這種軌跡主要是通過盟友實現的。因此，最近的調查顯示美國人普遍認為聯盟對美國有利，這並不令人意外。

但是，該委員會8月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在美國外交政策專家看來，盟友對美國外交很重要，但並非“不可或缺”。這一針對美國近700名國際關係領域學者、官員等的調查結果表明，美國外交政策專家認為條約盟友是最重要的關係。然而，這“不是無條件的關係”。國家安全利益仍然是美國精英的首要任務，他們認為，為了實現美國國家利益，可以推開條約盟友。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就是一個例子。

“在所有正式締結條約的美國聯盟中，北約的重要性排名最高”，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瑋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對於美國而言，界定與其他盟友間遠近親疏的首要標準依然是安全利益，“任何損害美國安全利益的，美國一定會放棄，任何可以增進美國安全利益的，美國一定會去爭取”。整體上看，美國與歐洲的聯盟依然是優先級最高的，其次就是亞太地區。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北約是目前世界上最強大的區域性防衛聯盟，已有30個成員國。王瑋介紹稱，與《美洲國家組織憲章》《澳新美同盟條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等其他美國參加且至今仍有效的聯盟條約不同的是，《北大西洋公約》不包含免責條款，即在條約中言明締約國在特定情況下可以放棄履行條約義務。這讓歐洲盟友相信，美國的承諾是可以信賴的。

同時，《北大西洋公約》還包含了其他盟約所缺的忠誠條款，即締約方不得參加有悖於該公約宗旨的其他條約。《北大西洋公約》具有特有的忠誠條款而沒有免責條款，使它區別於美國締結的其他聯盟條約。

除歐洲外，亞太地區也是美國構建起聯盟體系的核心之一。1953年，美國與韓國簽署《美韓共同防禦條約》；1960年，美國與日本簽署《美日安保條約》。在太平洋地區，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簽署有《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澳新美同盟條約）》。在東盟國家中，美國與菲律賓在1951年簽署了無限有效期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此外，泰國也是美國的傳統盟友。

除上述聯盟外，美國還與美洲國家簽署有《美洲國家間互助條約》並組成有美洲國家組織。基於範圍如此廣闊的聯盟體系，由於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戰略重要性，美國做出的承諾與實際的投入有著明顯區別，美國與各國關係也呈現遠近親疏各異。

事實上，在美國專家眼裡，盟友也一直都是親疏有別。美國薩加摩爾研究所研究員艾倫·多德在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網站刊文介紹美國盟友的“傑出代表”。

他認為，法國是“最古老的盟友”，早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就給美國提供武器和援助。英國是“最親近的盟友”。幾乎所有美國海外軍事部署的地方，都有英國人。在競爭最激烈的環境下，英國是與美國一起戰鬥的“第一天、第一級的唯一夥伴”。

而加拿大則是“最近的盟友”，美國與加拿大有著約8900公里長的邊界，加拿大在貿易、文化、防務、情報等方面與美國深度融合，還是美國安全與防務的主要組成部分，最明顯的例子是北美防空司令部。多德認為，澳大利亞是“最自由的盟友”。澳大利亞是伊拉克戰爭初期追隨美國的三個國家之一，還與美國、日本、印度成立了QUAD。未來10年澳大利亞計劃增加40%的國防開支。而日本則被視為“最富有的盟友”，印度為“最大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