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 选载：担任过县委书记的最高层领导

2015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206名参加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的学员座谈。这一宏大的培训计划，将在三年内对全中国2800多名县委书记全部轮训一遍。规格高、范围大，引人关注。
习近平告诫县委书记们，要做到“四有”：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还要把好“三关”：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
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县委书记地位特殊，级别不高，一般只相当于处级，距离权力巅峰至少还有八九个层级，但权力却不小。
习近平在1990年曾发表过一篇《从政杂谈》，其中说：“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3000多个县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
他甚至直接断言：“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
习近平对县委书记角色的理解，与其亲身经历密不可分。他本人从政之路的起始点，就是在1982年春天出任正定县委副书记。这座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属于河北省，位于北京以南240公里处，距离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只有15公里。
在《从政杂谈》一文中，习近平引用了一句古语：“宰相起于州部。”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确实如此，大部分文官需要逐级积累执政经验和政坛资历。
在中国当代政坛，进入核心领导层的高官们，虽然很少有人“跳级”，但有县一级执政经验者，却极其罕见。比如，最近的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只有习近平。
事实上，在中国政治语境中，为官者的首个地方“一把手”职位，非常关键，它是对一个政治家的高难度试炼——包括掌控大局的能力、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政治资源的挖掘运用以及综合素质。
习近平从一个42万人口的北方小县城起步从政，这段工作经历为他以后的成长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初到正定，未满29周岁的习近平成为排名“三把手”的副书记，分管农村经济、精神文明建设、平反冤假错案，以及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等工作。
事实上，最初他主动要求到一个县的公社当书记，当时的省委领导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他到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
人们对这个来自京城的年轻人有各种猜测：高干子弟，无非是下来镀镀金、做做样子，用不了半年，吃不下这份苦就会卷铺盖走人。
习近平常穿一件褪色的军装，高高大大，像个炊事班长，甚至显得有点“土”。
没有安排专门的宿舍，他就住办公室里。平房，两张板凳搭起一铺床板，铺着旧布拼接成的褥子，盖一床旧军被。一张三屉桌，两把砖红色椅子，一个暖瓶，一盏灯泡。没有书架，书或堆在桌面上，或排列在窗台上。屋内最醒目的物品，是两尊仿制唐三彩：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那是北京朋友赠送的纪念品。
他和大家一起排队吃食堂的“大锅饭”，蹲在水泥板搭成的“饭桌”前边吃边聊天，如果因为下乡误了吃饭时间，就在办公室用小柴油炉煮挂面。
“正定是一个古郡，地近京畿，四射通衢，早是人文荟萃之地。”习近平在给《正定县大事记1949—1983》作序时曾这样写道。
不过，在习近平到任时，正定还是一个穷县，人均年收入仅148元人民币，平均每天只有4角钱。
喜欢骑着自行车到处了解情况的习近平会看到，这个小县城四处残垣断壁、碎砖烂瓦，粪土柴草混杂，生活垃圾乱倒，不少街道污水横流、坑坑洼洼。
这个北京来的年轻人没有坐在办公室里，他走访座谈，进村入户，虚心向人请教。无论对县里的领导还是一般干部，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他都诚恳地说：“我是来学习的，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指教。”
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到乡村去，经过河滩、泥泞时还得把自行车扛在肩上。他常说，骑车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
在乡下，他最爱吃老百姓家的玉米饼和咸菜，临走时总会留下钱和粮票。
一位乡干部回忆说，习近平做人低调，他吃过苦，熟悉老百姓，有生活体验，也很能团结人。“当时中央政策是要求老百姓自己筹集教育资金，而当时群众对此认识不多，抵触比较大。习近平不是盲目去执行中央指令，非常稳重又平易近人，特别会做思想工作，各个乡镇都走到了。”正定的教育集资完成顺利。
20世纪70年代初，正定曾以华北粮食高产县而名噪一时，但因片面追求粮食高产，棉花、油料、瓜果都被压缩，52万亩耕地，每年要上交7600万斤粮食，很多人家不足温饱，要去外地买口粮。
初来乍到的习近平，打算先从这个很多人都有些忌讳的敏感问题入手，让正定百姓填饱肚子。他和另一位正定县委副书记主动承担任务，跑省进京，向上汇报，请求把粮食征购基数降下来。
1982年初夏，国务院派出调查组和省委、地委一起到正定深入调查后，决定减少粮食征购任务2800万斤，农民口粮紧张问题得以缓解。
时任正定县副县长的王幼辉后来撰文回忆：“这件事关系到正定县42万人的利益，由此可以说明近平工作大胆，有魄力，不唯上，只唯实。”
当时南方一些地方已推行了农业“大包干”——这在扭转中国命运的改革中，是石破天惊的第一步，但河北省还没有启动。县领导想等等中央文件，“不能冒尖犯错误”。习近平则建议正定先行一步，开始试点。
由于他的推动，正定展开农业“大包干”试点，试点的村子当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人均收入增加到400多元，省内外参观者不断。

1983年下半年，刚满30岁的习近平成为正定县县委书记，首次主政一地。他是正定历任县委书记中最年轻的。
那时的中国政坛，正在强力推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以促动官员队伍更新换代。习近平的个人条件，与此十分吻合。同在这一年，习近平在正定县的同事、副县长王幼辉，非中共党员，49岁，大学毕业，甚至突然连升四级，到河北省人大任副主任。
即便以后来的标准看，习近平依然属于很年轻的县委书记。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入选100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官员，平均年龄大约50岁，而后来升至省部级职位的16个人，初任县委书记的平均年龄为38.5岁，最小的32岁。
刚刚就任“一把手”的习近平，在正定县进行改革，将县委常委的平均年龄降至41岁，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占45.9%。
就政坛的一般规律而言，改革者往往难免遭受非议。而习近平尽管推动落实了很多“超前”举措，但在正定这个保守的小城却深获认可。他的秘诀之一是尊重老干部。
他曾在多个场合说，老干部是宝贵财富，没有他们过去的奋斗和奉献，就没有今天的一切。老干部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
他自己常常骑自行车出行，把县委仅有的一辆212吉普车配给了老干部使用，后来又给老干部买了小轿车。老干部没有活动场所，他就把县委和县政府合用的大会议室腾出来，改成老干部娱乐室。在医药费等方面，也对他们多有照顾。
在重大事项决策前，他总要把老干部代表请来征求意见，还常常在节假日去他们家中走访看望。
习近平尊老敬贤的做法，被刊登在《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等官方媒体上。
他自己还写了一篇题为《中青年干部要“尊老”》的文章，分析了在当时机构改革、大批老干部退居二三线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处理好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
“在我们干部队伍内部，实现新老交替不是个人或对立集团之间的权力转移，不是什么权势之争，而是为着同一个目标、同一个事业。因此，新老干部的交接班必须是既合作又交替。这里，‘尊老’是合作的前提，合作是交替的基础。”他下笔坦率。
这篇评论刊登在1984年12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一位县委书记的文章能登上中共最重要的媒体，相当罕见。
正定的老干部评价习近平：平易近人，朴实，沉稳，健谈，自信，谦和，是位年轻干部，但做事老练成熟。
对于地方官员的工作方式，习近平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要求：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同时，他对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唱高调、尚空谈等官僚习气深恶痛绝，力倡说短话，开短会，切忌空话、套话，集中力量抓大事、抓实事。
这些工作习惯，从正定到北京，30年来他坚持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