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需防股市楼市逆向再分配

早在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首次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时隔4年半，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再次明确“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方向，并提出了6个“必须”。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该怎么走，户籍门槛、高房价等是否会将部分中等收入者赶回低收入群体？针对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了多年从事收入分配研究的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 王小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让大量低收入者转变为中等收入者，而不是把高收入者拉回到中等收入水平。此外也要有合理的再分配制度。要做到这些，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公平竞争、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二是有一套比较健全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体系。此外还要有一个廉洁、透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一个公平竞争、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特别重要。但是，单纯靠市场竞争没办法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需要有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体系来解决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成功经验。二战以后，发达国家都普遍建立起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教育、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防止一些人长期陷入贫困，帮助他们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 很多发达国家二战前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但随着这些制度的建立，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很大。因此，社会结构的合理化主要靠政策、制度方面的转型。 NBD：中等收入群体该怎么科学划分？当前实际情况与您提到的两个基本条件是不是还有差距？ 王小鲁：我们国家还在发展过程中，划定中等收入群体不宜采用绝对标准。可以以社会的中位线收入水平为参照，划一个适当的区域范围，作为中等收入群体。这不是按人口比例，而是按收入比例。 过去较长时期，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受到了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一是市场环境的改善不顺利，政府对资源配置和其他市场活动的干预比较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不是靠政府“给钱”，而是靠市场发展。二是城镇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没有城镇户口，难以享受城市的医疗、子女教育、社保、保障住房等。如果能让这部分人变成名副其实的城市居民，很多人就可以逐渐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王小鲁：改革开放以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较快。但在过去十几年，中等收入群体扩展速度明显放慢。究其原因，主要是行业垄断、政府过多干预市场以及一部分官员腐败等因素，影响了市场环境，妨碍了公平竞争。此外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让部分中等收入群体重新回到低收入生活水平，起到了逆向再分配的作用。 王小鲁：一些小企业，因为政府干预，其中又存在大量寻租行为，使其生存变得很艰难。同时，一个市场上垄断力量过强，会对竞争性的行业造成不公平的分配。如果国民总收入和社会财富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到少数行业和企业，将明显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存在和发展。 这些年来还有一个现象，股市的大涨大跌和房价、地价过高，实际上对部分中等收入群体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资本市场如果没有严格监管，不是一个透明度高、管理规范的市场，就容易损害小股民的利益。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状况也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生长起了坏作用，一些城市房价上涨速度远远快于收入增长速度，这就可能让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的一部分人又回到低收入生活水平。 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大城市的房价、地价上涨有必然性，但上涨得如此之快，有很多非正常的因素。在现行制度下，通常是地方政府统一征地、独家卖地，垄断了土地市场，也大大推高了房价。普通工薪阶层很难靠自己的收入在城市买房，怎么变成中等收入者呢？ NBD：中央此次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强调了6个“必须”，其中包括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改革谈论了很多年，它推进的难点在哪？ 王小鲁：过去几年，我们对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重点并不完全清楚。有些部门认为由政府来调一下工资，或者限制高收入就是收入分配改革了，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片面性。 现在收入分配改革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只就收入分配谈收入分配，难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值得高兴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改革方向，即便有些还不太具体，但方向是对的，关键是怎么落实。当前的困难就是落实改革目标的进展太慢，有些方面甚至没有什么进展。 涉及收入分配的改革，需要解决各个领域的体制问题，但目前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都推进非常慢。财税体制的改革做了一些，但有些重要的方面动作不大。推进这些改革，只靠少数职能部门不行，需要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王小鲁：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一定只是加大投资，扩大社会保障也是重要方面，有了全面覆盖的基本社会保障，才能拉动社会消费。 希望“十三五”时期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的步伐有所加快，既拉动经济增长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虽然现在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所松动，但是这些地方就业机会比较少，实际效果有限，多数大城市的户籍限制并没有多大改变。 财税体制改革不仅仅要搞营改增和调整中央地方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透明化，解决社会监督问题，并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少搞过度投资，减少政府自身的过量行政支出，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并有效减轻企业负担。 此外，就是政府对市场、对资源配置过度干预的问题，也需要尽快解决，政府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的比重非常高，这个领域政府参与过多，也造成了部分不良债务。在竞争性领域，需要尽量把配置资源的功能还给市场，减少政府干预。土地制度的改革也需要推进。总结试点经验，扩大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作用。